原文 An App for Ejecting the Homeless by Dae Shik Kim Hawkins

发表于2018年6月28日 The Atlantic （大西洋月刊）

驱逐流浪者的应用软件

题记：亚马逊的诞生之地是这个国家里流浪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然而这座城市不但没有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财富试图解决，反而加重了这个问题。

西雅图的拉文那伍兹地区（Ravenna Woods）被绿意盎然的大树环抱而得此名，也因而本该是一个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绝佳庇护之所，而不致扰乱到都市人生活的地方。假如不是在露天营地的入口处看到一个巨幅的手工制作标语，上书“无家可归的人关我何事”，你甚至也许都不会注意到那样一个营地。今年的早些时候，我去了拉文那伍兹的营地，一来是为了抗议要移除它的动议，二来也想要了解在那里生活的无家可归者的经历。

然而后来这样一个营地还是被大众注意到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延续数月的西雅图市政和生活在营地的流民间的拉锯战。营地里面的人们在2017年12月收到了市政发出的撤居通知；之后很快地，这个营地里生活的人口就开始减少。事实上单是2017年，西雅图市便花费了超过一千万美金用于与此次类似的流浪人群社区清扫行动。

拉文纳伍兹的那个营地和与它类似的地方不断地会被民众报告给西雅图的市政。市政甚至还提供一个应用软件来使让民众更容易上报这些。这个名为“发现之，修正之”（Find It, Fix It）的手机应用，起先是用来让社区民众报告路面坑洼、倾倒废物、信号灯故障之类的问题。但后来它的作用慢慢的变了味；它渐渐成了在高科技社区里进行巡查的有力工具。有了它，人们可以开始报告废弃的汽车，还有无家可归人群的露天营地。

造成这个地区流浪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价钱还算可以承受的住房极度稀缺；要知道，由亚马逊引领的科技产业的兴盛在一年之内使得当地的房屋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九。更重要的是，无家可归者中有色人种的比例相对更高。国王县（拉文纳伍兹所在县）的流浪人口中有27%的黑人，而该县总人口中的黑人仅有6%。就在今年，在国王县因为露宿致死的所有人中，黑人占到了14%。这些数字让西雅图市对于流浪人口问题的处理已经不仅是个财政问题，也更成为了种族问题。于是，基于手机应用的、对流浪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与在美国漫长的民众自发的治安维护“黑暗历史”联结了起来：这种居民自发的治安维护常常是以牺牲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为代价来维护公共社会秩序的。

西雅图市宣布进入关于流浪人口问题的州级紧急状态已有几乎1000天，然而一个最近的调查发现，该市的流浪人口危机并未减轻，反是愈演愈烈。肖恩，一位拉文纳伍兹营地的长期“居住者”，告诉我“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被清扫出去了”。“我们的许多朋友因为不被允许留在这儿，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而那些地方通常是更加危险”。一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国王县共有超过200万人口，无家可归者的数字为12112，其中有6320人为露天流浪者。在某种标准下，国王县的流浪人口危机甚至在全美可以排进前三甲。

奥古斯特是一名“西雅图流浪者营地响应小组”（Seattle Homeless Encampment Response Team）的项目经理。在一次讨论清除营地的会谈中，他对我们表示，在所有对无许可露天营地的投诉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发现之，修正之“这个手机应用收到的。就在去年，这个应用共收到了12500起投诉，平均每天34起。今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就收到了总共1444起关于无许可露营地的投诉。

作为“西雅图流浪者营地响应小组”联络主任的威廉告诉我们，“从应用软件收到的投诉数量并不会完全决定我们如何在清理不同区域间划分优先级”。更重要的也许是，“从应用软件上收到的投诉常常帮助我们获悉城市的哪个地区又有了新的流浪人群聚居地”，他这样说道。至少在现在，西雅图市还并没有试图阻止市民通过“发现之，修正之”来报告流浪人群聚居地。在市政的立场上，于今年四月已经开始把清除流浪人群露营地作为一件优先要处理的事件，这样做的原因是警方在不久之前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指控逮捕了一个露营地的流浪者。

据国王县的流浪人口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该县的收容所通常90%的床位在使用中。今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的一次统计显示，收容所当时容纳了3585人。如果把这个数字和90%的满床率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将近400个床位在多数日子里都是空着的。

然而这些空床远远不够帮助西雅图市所有的无家可归者。有6000多人仍然需要收容所的庇护。在这6000个不在收容所的流浪人口中，3372人常年住在机动车里，1465人睡在大街上，967人则暂住在无许可证的露天营地。目前国王县还远远无法提供满足需求的收容所。西雅图市长德肯正提出一个增加500个收容床位的计划；然而即使这个计划能够执行，也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小部分。

想想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会让人觉得开发手机应用以使得清扫露营地更加便利这件事实在令人刺目。拉文纳伍兹附近的一个居民向我们透露，她曾经多次使用“发现之，修正之”这个应用来举报露天营地。也许曾经市政也通过其他渠道收到过关于流浪者的举报，然而这个应用软件因为极易操作性，而且举报是匿名的，因而大大鼓励了更多的居民提供举报线索。当局的清扫通知被张贴在附近的树上，在仅仅五天之后就有几名西雅图北辖区的警察围住了拉文纳伍兹营地并开始了强制讯问。警官们开始一个个地查对姓名，和通缉令里面的名字一一核对，至于未被通缉的“住客”也不得不收拾起了他们的行囊。

一个叫贾麦尔的生活在营地里的黑人青年低头坐在一个木桩上，听着警官咄咄逼人地讯问他为什么待在这里。“我敢打赌肯定有个给你的逮捕令，不是家庭暴力的就是抢劫的”，一个警官重复说着。贾麦尔的遭遇正是一个现实的冰山一角：在国王县的流浪街头的人中，过半数曾被执法人员无理粗暴地对待过。

贾麦尔在营地生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西雅图阴冷潮湿的冬天。在他住的帐篷里有取暖的设备，还有几个伙伴能相互陪伴并且给他些必需的食物，这些对于居无定所的人来说都算是奢侈品。西雅图当地周报“真正的改变”（Real Change）的创刊人哈里斯表示，今年国王县的流浪人口死亡人数很快就要超过去年的了。没有房檐遮风挡雨的人们尤其抵挡不住西雅图出了名的暴雨，这些暴雨常会冲垮帐篷，还泡湿毯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就使得当气温随后下降的时候这群无家可归的人常常被冻得很惨。

在西雅图市推进“反流浪建筑”（anti-homeless architecture）项目之后，想要抵御西北太平洋来的刺骨的湿冷寒风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在各种桥下安装起了自行车架，使得原来在这种地方常见的帐篷不再能搭起来。恶劣的天气也加重了许多流浪者的各类慢性病，很多人并没有获得医疗服务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死亡”是西雅图流浪人口中最常见的死因之一。一个名为“不要忘记流浪者”（Homeless Remembrance Project）的当地公益组织提供的数字显示，截止到六月份，西雅图市在2018年共有52名流浪者死亡。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这个数字是697人。

在警官逼问下，贾麦尔一直不肯报出他的姓名。执法人员常常有选择性的去到有更多犯罪举报的地方，这就导致了在这些地方一些较为轻微的违法行为（诸如破坏公物和在街上游荡）——这在警察不大出没的区域通常都不被人注意到——也会导致被逮捕并监禁。”这些警察很清楚他们在干什么“，肖恩这样跟我们说道，“他们跟我们一个个地查对姓名，努力要找出个理由来把我们抓走。但他们对贾麦尔盘问得最厉害”。贾麦尔最后还是抵挡不住，这些警官终于找到了一张有着贾麦尔名字的轻罪搜查令。其他的“居民”连忙帮着解释说他正在处理这个案子，转天就要去这个案子的听证会了。在很多人的恳求下，这些警官最终停止了执法行动并离开了营地。他们把这类执法行动称为“主动性治安巡查”。

以此为名号推行的一些很有争议性的治安政策在全美各地都有存在。纽约警署拦住路人搜身的目标中，压倒性地以黑人和拉美裔人口为主。据纽约公民自由协会称，这些被搜身的黑人和拉美裔之中绝大多数是无辜被搜。就在最近，耶鲁大学的校警接到报警电话后讯问了一名非裔的该校研究生，名叫希阳波拉；报警者是同宿舍楼的另一名学生，她看到希阳波拉在宿舍楼的公共区域睡觉时没有认出她便报了警。在奥克兰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名白人女子只因看到一群黑人在野餐就报了警。西雅图的“发现之，修正之”这个手机应用也许不是以种族为导向的自发巡查机器，但它无疑会助长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

很长时间以来，种族就是美国国内治安管制中的一个隐形的因素。在南方，正规警察力量的起源正是以控制黑人奴隶为目的的民众巡查组。南北战争后，罪犯租赁系统曾用来管理那些曾经是奴隶而刚获自由的黑人，并一再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当时，有关流动人口的法律将前黑奴强行认定为流浪人口，以便管理他们，尤其是把他们从不被欢迎的地方清除出去。另一方面，黑人也不是这种目标性执法的唯一受害者。在夏威夷，有关流动人口的法律曾用来强行贯彻殖民手段，强迫夏威夷当地的原住民必须在种植园劳作。直到今天，夏威夷的反流浪人口法律仍可谓延续了历史上的这一传统，尽管该州的无家可归的人数仍在持续上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简称“人权高专办”）曾严厉指责美国对待无家可归者的现状，认为“在美国的很多城市，流浪街头本身已经实际上成为了一件违法的事”。人权高专办特别提到某些带侮辱性，并且使得流浪人口变得违法的政策，譬如数额巨大的罚金、违章通知等。这些法规政策使得无家可归者极难在美国的城市中获得一份立足之地。一个看似普通的手机应用，事实上在西雅图促进且恶化了这种状况，这不得不说是很讽刺的，毕竟美国的科技一向被认为是标志了财富和新机遇。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人们应该更加注意新的科学技术是怎样改变了最贫穷底层的美国人的人权状况”。

“巴拉德同盟”（The Ballard Alliance）是一个在拉文纳伍兹往西十分钟车程的社区商业团体；该同盟是“发现之，修正之”的热情支持者之一，同盟的理事会成员主要是上层阶级的人士、白人企业主和律师。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斯图尔特表示，该组织的使命是“确保西雅图的巴拉德社区能够一直作为一个独特而经济繁荣的地区呈现给游客、居民和业主们”；从这个使命出发，斯图尔特致力于给那些对流浪人群危机表示担忧的居民们提供服务。斯图尔特想要利用这个手机应用的帮忙来轰炸市政官员的收件箱，不停地寄给他们在这个社区附近拍到的流浪者营地的照片，让这些官员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把流浪人口清除出巴拉德地区是件十分要紧的事。当我想要跟斯图尔特谈论他认为这些被清除的流浪人口应该到哪里去的问题时，他则拒绝回答。

市政当局似乎也努力把“发现之，修正之”作为一个防止流浪问题的工具来宣传。“真正的改变”（Real Change）周报的游说组织者蒂凡茜回忆起有一次，两位西雅图市的警察来到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多位“发现之，修正之”的用户举报，在她们的周报门外有无家可归者露宿。蒂凡茜告诉警察说周报已经许可这群流浪者待在报社外的台阶上，而警察则锲而不舍地试图教给蒂凡茜和她的同事们，万一她们改变心意想要赶走这些人，可以怎么使用这个手机软件来赶走他们。那些生活宽裕的幸运儿们不想在大街上看到露宿的人。但他们又能去哪呢。

西雅图总是想要努力让无家可归的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尤其是在2012年后“亚马逊热潮”的那几年里。比起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人口问题，这座城市总是更偏爱那些仅仅把流浪者从公共视野中清扫出去的策略——破坏他们的露天营地，给他们的机动车开罚单，或是增加一些专门阻碍人们在公园和躺椅上睡觉的设施。许多西雅图的新市民都赞成这些做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蓬勃发展中的高科技行业就职。

西雅图的南湖区是亚马逊的总部所在；自从亚马逊把总部搬到这里后，过去十年里这个地区在巨大的开发项目中变了旧日的模样。五月31日，周四，在南湖区举办了一次社区会议；会上市政府为应对流浪人口问题提出了兴建小户型社区的动议。很多附近的居民参加了讨论，人们的反馈从“这样我就没法安全的在晚上遛狗了”，到“想到可能有更多毒品和酒我就觉得不舒服”，不一而足。好几位居民表示，正因为想离流浪街头的人远一些，他们之前才会搬到南湖区来。自从亚马逊搬到这里后，这个地区很大程度上变得中产化了。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成为了这里有话语权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年龄在25-34岁之间、有大学以上教育背景的白人，他们的收入都超过西雅图市的中位数。考虑到亚马逊投入了大笔资源想要把这个社区改造成一个适于散步的宜人所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者在人们眼里显得如此碍眼。不过亚马逊也提出了一项针对流浪人口问题的计划：公司承诺会向当地的两个流浪人群志愿团体（”玛丽之家“和”菲尔斯塔特“）提供四千万美金的支援。并且亚马逊还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将公司所属的一栋建筑提供给玛丽之家，预计在2020年之前改装为可供200个家庭住宿的收容所。

另一方面，当需要市政来解决、缓解流浪人口危机的情况下，城市却面临来自大企业的种种压力。就在上月，西雅图市议会曾通过一项针对市内最大规模企业员工的新税收计划（名为”员工工时税“），这类税收准备专门用在处理流浪人口问题上。然而这项税收计划公布的几周后，该计划便被暂时中止了。这些税款本可以用来为兴建经济适用房和改善针对流浪人口的服务提供资金，让市政府可以根治问题、缓解现状双管齐下。亚马逊之类的大公司从一开始就强烈抵制这项税收，甚至威胁如果不取消税收的话就停止在西雅图市内的建设计划。这些来自大企业的压力最终使得政府不得不降低了这项税收的税率，这样这一税费的收入也从一年七千五百万美金降为四千五百万美金。同时，由西雅图城市商会（亚马逊、星巴克及其他几千个当地企业都是该商会的会员）资助的一项运动正在游说中寻求彻底取消这项税收。

“这些企业如此拼命活动要取消员工工时税，这是我原本没想到的”，市议会的主席哈雷尔在议会投票决定这项税收去留的命运的前一天晚上，这样告诉我们。四位市议会议员，包括哈雷尔先生自己在内，都曾在他们竞选议员的时候得到过商会的支持。

2013年的一支亚马逊招聘视频中，将西雅图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乌托邦，那里没有城市中蔓延的贫困问题，也没有种族的等级。这样的视频依托于一直以来西雅图留给人们的印象，其中有不少来自于美剧”欢乐一家亲“：它似乎是混杂了田园诗般户外生活和职业化白领的一个奇特所在。高科技产业逐渐地使南湖区及其周边区域变得”白领化“，也正加强了城市原先给人的那种印象。但这些美好的画面却掩盖了城市的另一层真相：就在这个城市里，最底层、无助的人们正系统性地被清除出他们原先的家园，给新来者腾挪地方。

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之，修正之”这个手机应用正加速了这一过程，这让这个软件的名字显得十分讽刺。 一个有着如此多资源的城市却没有把它的金融与科技带来的力量与威望用在帮助最脆弱的人上——如果真有什么需要”修正“的话，这才是真正应当修正的吧。

原文 Van Gogh’s Ear by Adam Gopnik

发表于2010年1月4日 The New Yorker （纽约客）

梵高的耳朵

——改变现代艺术的圣诞之夜

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地同时寓言着现代艺术的诞生与受难的故事。一八八八年的圣诞前夜，在普罗旺斯小镇阿尔勒，警察在一所名叫“黄房子”（它因其掉漆的外墙而得此名）的破败住宅里发现了一位从荷兰移居至此的画家；他头部滴着血，自己缠了绷带，半昏迷地待在床上。几个小时前，这个荷兰人曾把自己割下来的耳朵——抑或只是一块耳垂，这故事的不同版本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作为圣诞礼物拿给了一个名叫蕾切尔的妓女；顺便说一句，她打开这礼物的时候当场昏了过去。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这位名叫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画家，因为他是个流连妓院的疯酒鬼。他和另一位同样号称是艺术家的人同住在那所邋遢的黄房子里；这另一位仁兄看起来比他还要吓人，尽管通常不像梵高醉得那么厉害或是疯得那么明显。那位名叫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艺术家在接受警察讯问的时候坚称他的朋友一定是在情绪冲动中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之后高更便发了封电报给这荷兰人的弟弟唤他即刻来阿尔勒。接着高更就搭最近的一班火车匆匆离开阿尔勒赶赴巴黎，从此再没回来过。

高更后来辗转到了南太平洋并在那里落脚，在那里的创作使他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锋名垂青史。而梵高则在入院治疗后在他亲爱的弟弟西奥（Theo van Gogh）的谆谆劝说下住进了附近圣雷米（Saint-R’emy-de-Provence）一间精神病院；他在圣雷米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星夜》、《丝柏树》；这些作品今天无论在哪一间博物馆展出，吸引前来观赏的游客数量都会超过梵高割掉耳朵的那一天阿尔勒的全部人口数量。当梵高于一八九零年自杀之后终于渐获名声，被割之耳随着这故事的传颂也成为了现代绘画的一枚魔符。在那之前，大众想象中的现代主义只是一种精致的娱乐；在那之后，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由那些甚至愿意放弃清醒的神志、或是他们的耳朵的艺术家铸造的、关于牺牲的神圣传说。

然而，两位著名德国学者，考夫曼与维尔德甘斯（Hans Kaufmann and Rita Wildegans），于去年出版的一本在全世界被报刊头条提到的书提供了关于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另一番描述。在《梵高的耳朵：保罗·高更和他们的沉默协定》（Van Goghs Ohr: Paul Gauguin und der Pakt des Schweigens）一书中，两位作者认为是高更用他带着自卫防身的小刀割下了梵高的耳朵。而后两位画家把这个秘密对外守口如瓶——在梵高是出于羞辱感，在高更则是出于罪恶感。

表面看起来，纠结于关于梵高的耳朵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没什么必要（事实上可能也的确如此）。然而一只耳朵也不会凭白地在无数的叙事中萦绕这么多年。那天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尽管与故事最初的叙述、或是德国学者的猜想都不尽相同，但却是真切代表了现代艺术的一段寓言。这个圣诞危机对梵高的想象空间有着真实但不易被发觉的影响：那次事件之后，他从一个只知和同辈艺术家共同生活、创作的梦里醒来，转而开始为无名的受众创作；虽然这样的观众现在还不存在，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出现：这个愿景最终被证明完全不是空想。

当他来到阿尔勒小镇时已是个饱经风霜的三十四岁男人了。这样的梵高从小成长于一个死气沉沉的荷兰村镇，镇上的人一半做了教士而另一半做了画商。梵高的父亲就是那些教士之一，而与他很亲近的叔叔森特（Cent）则是一位画商，并在梵高十六岁时给他在海牙一家跨国艺术品经销商找了份工作。不久梵高便因工作之由被派到伦敦，在那里他开始倾心于英国的文学与文化。那之后梵高便一直有许多维多利亚式的艺术想象。狄更斯和《笨拙》（Punch）杂志的卡通画家与插画家在梵高以后的人生中一直是他创作的标杆；这些人让他开始意识到，相比光影柔和、细节俱到的现实主义表述，明亮而又带些许滑稽的有力笔触或许更击中人心。一八七四年当他经历第一次精神崩溃时（他此后的一生中还将有许多次精神崩溃，而这第一次的导火索是一段失败的恋爱），他试图用“去巴黎”这个老派的方法疗愈心伤，但没过多久他就又匆匆返回荷兰。他一度试图成为一位教士，却也无果而终。最后，一八七九年，在他弟弟西奥的劝说下，他终于认清了这样一个现实：如果说他一生中能把什么事做好的话，那一定只能是画画了（西奥也接受了一份画商的工作，并且干得十分出色）。

早年的不断漂泊把梵高铸造成现代画家中最具文学精神的一位。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荷兰语，着迷于阅读，并且几乎任何种类的书籍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从莫泊桑、左拉，到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他的绘画创作常常以文字的艺术为典范。他也是自己一生经历的最佳叙述者。泰晤士·哈德逊出版公司（Thames & Hudson）曾出版了令人惊叹的六卷插图版的梵高二十年中与他人来往信件，这成为了以艺术家自身视角所见的最长、最有温度、也最细致的，关于艺术家的生活叙述。如果说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证明了神志正常不一定就是平凡庸俗的，那么梵高则诠释了精神失常不一定就是离群索居的。梵高精神上的疾病迫使他抛弃了许多所谓常规与体统，但这同时使他在另一种意义下变得“现世”，对世界周遭的一切变得敏锐。当他的神智出了问题，他也便只剩一颗拳拳之心。

梵高无疑是位大器晚成的画家。如果他只有三十二岁来巴黎之前创作的那些画传世——严肃、黑暗而又稍显笨拙的描绘农民和吃马铃薯的人的画，多是仿照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风格的作品——那么除了一小撮研究荷兰艺术史的学者之外大概没人会记得他。在巴黎的“小大街”（petits boulevards），光影的世界对他第一次敞开了大门。他贪婪地沉醉在印象派画家运用的色彩之中。或许这些新的色调也是很自然地来到了他的世界，因为如艺术史学家西尔弗曼（Debora Silverman）在她十年前的精彩著作《梵高与高更：对神圣艺术的追寻》中所说，梵高的创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宗教性的；对新色彩的运用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次郑重的选择，更恰当地说是一次皈依的经历。嫩草的翠绿色，奇异的酸蓝色，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诡谲的农夫黄：在他眼里巴黎的艳阳化作了农夫的毛线团。

一八八八年离开巴黎赴阿尔勒的时候，他的心中混杂着好几个不同的念头。当时他曾希望南部的生活能同时改善他的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似乎把南部想象成了一个充满着漂亮妓女的所在。阿尔勒姑娘之迷人在欧洲都是出名的，而梵高，带着对女性的痴迷、畏惧、欲望，以及对在女性面前体面地展现自己的全然无力，急于要在阿尔勒试试他的运气。就像西尔弗曼评论过的，他希望他的画是神圣的，但同时也希望它们是“精液般的”：希望那些画能迸发出一种升华了的生命力，代表了他在现世生活中无法达成的理想与性欲。

也许在这之间最重要的是，梵高追求着一种古典的罗曼式的梦：一种合作互助的社群之梦。当艺术家们住在一处并共同创作，像他们曾经做的那样，艺术就能免于仅仅被当做商品对待的命运。拿撒勒画派，十九世纪初一个在罗马的秘密画家团体，大约是复兴这种理想的先锋。而一八六零年代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圣乔治公会（Guild of St. George），一个伪哥特式的团体，则显得有些滑稽。印象派大师们——一群卓越的城市画家——在当时也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伙兄弟般的同侪，但他们结成的团体更像是种幼稚的集体：雷诺阿与莫奈像两岁孩童般一起游玩和作画，而不是像十二岁的少年似的在俱乐部里倾注热情与心血。相比而言，梵高和他的同辈们追求的理念更为深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近乎修道院般的宗教式艺术复兴。

这样的一种社群式的理想在信件中缓缓地展开了。如果我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就能像……冰岛的渔夫们！佛教的僧侣们！农夫与手艺人们！外籍军团的士兵们！在到达阿尔勒不久后，他写信给高更：“我必须告诉你，即使在工作时我也从未有一刻停止建造一个工作室的念头——我和你将是那里的长久住客，但同时当我们的伙计们遇到困境与僵局时这个工作室也将是他们的避风港”。

在阿尔勒的春天度过的最初几个月里，梵高为了准备迎接高更狂热地辛劳着；后者当时已是位成功的股票交易人，他放弃了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一心追求先锋艺术。“我有些后悔把钱花在买这一柜子抽屉上，但至少这样就省得我花更多的钱买更贵的柜子了”，他在给西奥的信中写到；他的弟弟西奥此时正和未来的妻子乔（Jo）住在巴黎，从事画商的工作，“而且当高更来这儿的时候，他总得有个地方放他的毛巾，不管怎样到那时他的卧室也得要布置得齐全像样才行”。

等到高更来的时候。高更（这个家伙已经因为在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创作而获得了些名气）和梵高只在巴黎短暂地会面过；同时他也出名地是个坚韧的、顽固的开拓者，一个真正有想法的人。梵高在阿尔勒的第一个春天里，失望伴随着幻灭而来；他慢慢发现那些阿尔勒女人是十分普通的：“相比曼特尼亚还更像是明雅尔”，梵高曾这样有些小诙谐而又沮丧地说道（明雅尔是位画风俗丽的画家）。梵高因为想要维持低花费的生活而租住在黄房子，后来他悲哀地发现，他竟连租个床铺、或是分期付款购买一个床的钱都拿不出。尽管生活是这般情景，对高更到来的期待却让他维持着一种亢奋的信心。

到了后来，好心的西奥几乎是贿赂了高更，求他到阿尔勒去跟他哥哥一起住；他是用还没卖掉的画钱预支给高更的。就这样，一八八八年的秋天，高更不情不愿地踏上了阿尔勒的土地。事情一开始还算顺利，虽然高更的粗放不羁让梵高有些受不了。在给西奥的信中，梵高曾带着天真的喜悦感叹：“他真的是个有趣的朋友——我一定得告诉你他有多做饭，我觉得我能跟他好好学学这个，这真是方便。” 在另一封给他的友人埃米尔·伯纳德的信中，他写道：

“高更是个让我无比着迷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干我们画师这么邋遢的一行的，最需要的是一个劳动者的双手和胃口：一种热情而友善的性情，而不像是巴黎的花花公子那样堕落而颓靡。然而就在此地，毫无疑问，我面前的这位是有着动物般野性的纯真之人。”

更令梵高兴奋的是，高更似乎也对艺术公社这个点子颇有兴趣；给西奥的信中梵高写到：“我想要告诉你，我们经常一同探讨一件很棒的事，那就是成立一个由某几位画家聚在一起的俱乐部”。也许梵高不曾发觉的是，在他对高更的兴奋和着迷中，有某种近乎情色的炽热。他无疑意识到了自己在性方面的不足与自卑，尤其是跟性生活过分活跃的高更相比起来：两人即使在妓院寻欢的时候，梵高也要悲哀地承认，高更能获得值回更多法郎的快乐跟兴奋。后来，梵高曾画过两幅以椅子为题材的油画，分别象征着他们两人：代表高更的那把椅子结实、照亮在烛光中；而象征梵高自己的那把则又小又没有扶手。不需要弗洛伊德理论的训练，人们也能明显看出，高更之椅上直立而火光跳跃的蜡烛，与梵高之椅上花朵形状的皱巴巴一块手帕之间的对比，蕴含着怎样的意味。

高更的画作总体上更冷漠而出离，梵高的创作则是直接而感官的。不管是在阿尔勒的还是在布列塔尼的，高更的画中总是运用了符号主义的语言：明丽的民间色彩和宗教的热望嫁接在一处。那些画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源自“记忆”，它们有着梵高称为“抽象”的特质：像高更《阿尔勒公园里的女人们》（Women from Arles in the Public Garden；创作于他们高更与梵高同住在黄房子期间）那样的一幅画里，他是自觉地将农妇们的形象与已逝的古典风格联结了起来：那些如宗教游行般的扁平色块，毫无疑问地指向着古典主义的檐壁雕带等物，也象征着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梵高尽管跟高更使用了相似的色调，他的创作更符合“神圣现实主义”的主题。完全抛弃了那些寓言与引经据典，他的画中只有用充沛感情、狂野到显得不自然的色彩绘就的人与物——就是那感情和色彩本身使画作变得带有了神圣的意味。邮递员被描绘成苏格拉底，老妪成了女预言家，而婴儿则被画成了哲人：他将笔下的创作对象抬到了如此之高的位置，却并未过分使用到寓言式的叙事。对融入人群、享受世俗生活的无能为力并未剥夺他生命的喜乐；在醉人的南部色彩之中的内核是孕育于北方的朴实无华的人生信条。当你看到一幅高更，你会想，这个男人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中；当你看到一幅梵高，你会想，这整个梦幻世界都在一个男人的胸壑之内。

那么，在那穿插着做菜、作画与招妓取乐的快乐生活之后，究竟哪里变了味儿？是什么导致了最终关系的破裂与疏离？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高更糟糕的个性。然而像盖福德（Martin Gayford）在他二零零六年的分析文章《黄房子》中揭露的，也许梵高那令人恼怒的性格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尽管梵高在我们的字里行间看起来如此让人喜爱，我们也许忘了真正与他生活在一起会是多让人精疲力尽的事：他就像一个控制台上完全没有停止甚至暂停键的存在。要体会和他共度一晚是怎样的感觉，你得想象面前坐着一个家伙，开了瓶苦艾酒，大声对你朗读梵高写的信，一封又一封，接着又是一封，没完没了。你没法调低音量；唯一能做的事只有拔掉电源。事实上，或早或晚，梵高身边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也都这样做了。他们猛地把电源从墙里拔出，剩他一人面对无声和悲凉。

高更大概是世上最没有必需的耐心和幽默感来容忍梵高、并且发掘他身上可爱之处的人了。梵高心中高更的形象，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像极了三十年后菲茨杰拉德眼中的海明威：他视高更为一个“自然的人”，一个战士，一个野兽；有趣的是，在这两对关系里，都是那个强硬的家伙稳稳地拿着酒瓶，软弱的那一个则沦陷在酒精中。其实，高更是个犬儒的、差劲的、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他刻薄而吝啬，不管是性格方面还是金钱方面；他脾气很坏，而且常常打击身边的人（当他的一个孩子从三楼掉下来时，他只在给梵高信的第二段简短提及此事，而且还主要是在抱怨相关的花费）。“在高更身上，血气与性处在比抱负还要高的位置”，梵高对他做出的这一评价是十分褒奖的；然而他以此概括这位友人的心性也正隐隐暗示了他内心的不安：他把高更的心性看得如此透彻，可那样的心性到头来可并没对他起到好作用。

高更道德之低劣使得他成为了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一九七六年的名作《道德运气》（“Moral Luck”）中讨论的一个重要实例（这是一本探讨赞赏与责备的极有影响的哲学著作）。威廉姆斯反对那种认为不应当对一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加以道德判断的观点。他提出，高更其人其事提供了一个现实世界中的重要例子：做错误的事情（指他抛弃妻子、背叛友人）在道德上变得情有可原，仅仅是因为他创作出了了不起的艺术。道德评价，威廉姆斯认为，很大一部分是全靠偶发事件和运气决定。你闯了红灯没人发现；我闯了红灯撞到个老太太，我就成了世界上最差劲的人。高更的事提醒我们，所谓道德实在有一种神秘的宿命感。从现在回看过去，他抛弃家庭去追求艺术的决定看起来有十足的英雄感，这也许是“运气”这个女神吹了一下印着高更名字的骰子。

然而，威廉姆斯没能明白，高更并不是随机被命运选中的一个艺术家，与皮格马利翁一脉相承的罪恶之人。他并不是道德运气的一个例子；他正是道德运气的发明者。他是现代艺术的一个楷模，而现代艺术在很多方面正是关于道德运气的：不断求索着道德运气，不断增加赌注以期盼道德运气的降临。现代艺术制造了属于她自己的道德运气。

这种情况清楚地表现在阿尔普和波洛克这类画家在设计中注入的随机性元素里；在绘画领域之外，诗人和作家们也多有着一种冲破规则、以赌博心态迎向风险的事业企图。在这类人中，高更是最先树立此类模范的，而之后的毕加索则是这条道路最负盛名的实践者：一个赌徒般的艺术家，一个孤独的冒险者，除了自己的事情外对任何人的福祉漠不关心，也正因此才能够真正收货独立性与原创性（对于那些循规蹈矩、胆小而善良的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并能启发与鼓舞远达一个世纪之后的新运动与新思潮。那类现代艺术的目标即是闯过红灯并且撞到老太——象征着惯例与传统的那位老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一向尝试将“运气”只限于承自传统的动机与模式，而现代艺术则要求你用尽全力踩下油门，然后祈祷会发生些什么。

那么，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晚间某时，高更在跟梵高吵了一架后冲出了黄房子向妓院跑去了，又或许只是出来透透气。在那之前梵高拼命跟他谈论各种事情：他们的公社、艺术的意义、性的本质。这让高更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后来只用粗鲁和沉默来回应梵高；事实上他也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回应梵高了。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而后，他转身就看到梵高疯狂地挥舞着剃刀（至少他是这样对别人描述的）。梵高先朝这边走了过来，然后却又在一种自卑的情绪中转身走了。转天早上的早些时候（那天圣诞前夕），高更发现梵高头上缠着绷带，于是便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得出了结论，是梵高拿剃刀挥向了自己，之后在令人惊悚的表现癖的驱使下把割下来的那块耳朵交给了自己最中意的那名妓女，接着便回家自己包扎了伤口、晕了过去。

而持修正论一方（包括那两位德国的历史研究者）则讲述了另一番故事，这故事始自高更使剑的技艺（这项技艺也是他硬汉形象的一部分）。他曾将几把剑带到了阿尔勒；也有理由相信他晚间出门是带着剑的，毕竟阿尔勒有时也是个充满污秽与堕落的地方。“在一阵情绪的冲动中，他将剑拔出并向着梵高的方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挥了几下”，维尔德甘斯和考夫曼写到，“他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疯狂的男人恢复理智，让他离自己远一点！梵高跌到了一边；他感到左耳处传来刺骨的疼痛，这让他顿时静了下来。他抓了抓头：他的耳朵到哪去了？他的手血淋淋的，他看到地上有个什么东西。震惊之中，他从地上拾起了被削下的那块耳朵，举到呆住了的高更面前说，‘你现在静下来了——我也一样’”。

一些其他引人注意的细节也似乎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其中之一就是那外科手术般利落的耳朵切片。自残这件让人不好受的事可算有悠久的历史了，甚至梵高的名字都被用了起来：在许多医学教科书中，自残行为被称为“梵高综合征”。然而似乎没人干过梵高干的这事：有自残行为的人通常会朝自己的胳膊、手掌、腿和胸部下手，而他们并不大会伤害自己的耳朵。（当然，他们也很少像梵高一样对自己的耳朵有如此明确的自觉，毕竟梵高是个有些强迫症的自画像画家。在他的脑海中有着自己头部的清楚映像。）

另一样线索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出现在他们两人的笔记书信中一些密码般的记述，似有所指。首先，是梵高后来隐约地提到那一晚，带着种低声而遗憾的腔调，有些悲哀又有些嘲讽：“还好高更、我或其他画家都还没拿着机关枪或是什么别的危险武器”，他给西奥的信里写到。而在一封给高更的信中，他似乎暗示会把高更在慌忙逃离中落下的剑交还给他；他的这些话简直是迷雾一般：“过几天我会慢慢拾回勇气……在那以前那些致命武器就先等等吧。我现在是很平静地给你写信，然而我还没办法让自己彻底回复过来。”

最后一样线索则与一个谜一般的词“伊科特斯”（ictus）意义究竟为何有关。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它是作为咒语一般存在于两位画家的交流之中。在那次圣诞危机后梵高写给高更的一封信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词，旁边有一幅鱼的小像。此后，高更也多次在提到梵高的笔记中写下这个词，甚至在来年也是。“索尔。保罗。伊科特斯”，他在一份明显谈到梵高的笔记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在这行字旁边还注着，“凶手逃开了”。

伊科特斯在希腊文中是“鱼”的意思，因而学者们向来把它解读成为两位画家用来指代原始基督教宗教活动的代码（原始基督教曾用鱼来作为他们团体的符号），进而也用它来指代他们心中那令人着迷的画家社群。这是两人间带有些严肃的默契：我们此刻是受难者，不久之后我们将成为圣徒。然而两位德国历史学者则认为伊科特斯作为拉丁文，则是一个法式击剑的常用词汇，意思是“一次出击”。他们认为，这第二个带来双关意义的解释很可能出现在像高更这样的剑客脑海里，似与他本能地用剑对抗梵高的剃刀有关。两位历史学者引以为证（证明有过那把带血的剑）的，是高更一八八九年的一幅暗号般的速写，速写的主体是一只类似蜗牛的形状，它很诡异地像极了一块被割下的耳朵，而“伊科特斯”一词则写在这块莫名的形状之中。在同一幅速写中，还有另一部分被两位历史学者认为很像是击剑的示意图。

究竟是希腊文的密码还是拉丁文的呼号？是画家组织的秘密暗号，还是对抗后胜利的宣示？是默契还是侵犯？这个新的叙述让人浮想联翩，却不具备彻底的说服力。然而，不管我们相信哪一方的叙述，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个事件体现了现代派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规律。故事的开始总是一个关于社团与组织的美好设想（波西米亚式隐居所“洗濯船”中的布拉克和毕加索；还有一小撮在雪松酒馆慢慢摸索抽象画道路的勇敢的年轻艺术家），最后却不得不断送在充满竞争、攻击、怀疑和离乱的现实中。

而对梵高而言，一切则是毫无余地地走到了尽头：黄房子人去楼空，画家共同社的梦想化为泡影，还在对他敞开的只有精神病院的大门。一月份他出院回到了镇上，但阿尔勒的居民因为无法忍受他奇怪的行为而共同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将他送到精神病院或是送回老家；这一切把梵高还仅剩的一点对乡村社区的美好指望也彻底摧毁。到头来，阿尔勒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小城镇一样，封闭、传统、对“异类”只有怀疑。在他的书信中，往日的梦幻，关于渔人和僧侣的叙述，统统消失；仅有一次提及这些的时候，他是换了一种悲哀、悔不当初的新腔调。他给西奥写到：

“我是个任性的可怜虫，以前是，现在也是；然而我却越来越丢不下一个念头（这我之前也跟你提过几次），那就是大概即刻就去精神病院是最好的选择了。说不定这样最后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然而，那个把许多画家凑在一处，共同起居，一起创作的想法，尽管我们没能达成，尽管结果是如此糟糕而令人痛心，那想法还留在我的心里，我仍认为它是个行得通的点子。但我不会再做任何努力了。”

另一方面，圣诞危机也给梵高上了一课。“在我们这群画家里，大家不再知道彼此该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对此是该哭还是该笑；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能找到点颜料和画布（也并不是总能买得起它们），这就最让我们开心了。”他在圣雷米写给妹妹威廉米安（Willemien van Gogh）的信中写着。“任何对平静生活的指望，或是能在我们这群人的心中培育温和的心思与感情的念头，这些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乌托邦般的海市蜃楼。”在梵高人生将要结束时期的信中，流露出他无可奈何地认命了的现实主义情绪，就如莎士比亚剧中第五幕里的主人公，死神将临，他已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在圣雷米，他开始一遍遍重读莎士比亚。“你读过李尔王么？”他曾问妹妹。他自己是读过的。）他还写道，

“你瞧，我们常常无奈地感到缺少信仰和精神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工作就必须调动信仰和精神力量，来对抗恶劣的时运和自身的孤独；有时这简直比流放还让人难以承受。在已虚度了那么多年之后，现在在我们面前的，仍是贫穷、疾病、衰老、狂乱，和永远的放逐。”

梵高在信中提到疯狂与放逐并非偶然。不常被注意到的是，在整个圣诞危机期间梵高都随身带着他挚爱的狄更斯写的关于圣诞节的书：《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和《教堂钟声》(The Chimes)；这两本书实质上都是描写了在圣诞节期间主人公在幻觉的影响下发了疯，接着又经历了一番暴烈的自我改造与更新的故事。（尤其是《教堂钟声》，书中的主题是一个人在幻听之下进入了癫狂状态，想必梵高是时常会想起那里的情节的。）

只有在精神病人之间梵高才找到了真正的“集体”，至少他们是会互相扶持的。他给西奥的新婚太太乔写信说道，“尽管这儿有些人病得真是不轻，但我之前对发疯的恐惧在这里实在减轻了许多；虽然在这儿你总能听到有人困兽般发疯地哀号与吼叫，但人们理解彼此，也愿意在别人遇到难关的时候帮上一把。”画家不可能是渔人、僧侣或是外籍兵团；他们只能是艺术家。合作式的创造？他们只能独个生活、独个创作。集体化的责任感？一切只能终于一间大家都发了疯的房子。“我有时干脆想承认自己的职业就是个‘疯子’，就好像德加看起来就像个公证员。”在同一时期其他信件中他写到，“一个人必须攫住他命运的真实，就是这样。”

这些话中的情绪也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中。人们通常把梵高从一八八八年离开巴黎到一八九零年去世之间的作品视作一个连续统，却忽视了圣诞危机所带来的重大转变。一八八八年里他的作品还展现着散文式画家的风格：他身体里好像住着一个十九世纪的插画家，描绘着孩童、邮递员和弥漫着苦艾酒香的小酒馆。他仍想成为狄更斯或是杜米埃。圣诞危机后，他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只能是文森特。他的后期作品《星夜》《丝柏树》和一系列以圣雷米的花园为主题的作品中，都不再能看到人物的出现，也就再不见了一切日常生活的痕迹。一八八八年他的画中还能见到人挨着人（《夜间咖啡馆》里有六个人，阿尔勒街道的夜晚里则更多一些）；到了一八八九年，除了几幅米勒的临摹，梵高便只是偶尔画画形单影只的一两人，其余便是一个完全在空想中构建的世界。他直白地写到，“让我们不要忘记，微小的感情才是生命最伟大的船长。”星星在旋转，柏树在燃烧；整个世界都有了自己的生命。将一切统一的是一种平凡事物的泛灵论。《罗纳河上的星夜》里夜空好像温柔地倾倒在小镇煤气灯笼罩的世界里，画作的主题是街灯与月光的相似相容；这还十分的有着现代城市的意味，好像夜晚的游乐场。而《星夜》则仅剩了夜晚与繁星与翻卷的星云：只留“我”、夜晚和宇宙的音响。他永远地，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高更后来去了大溪地，并且伴随他对毕加索以及整个马尔罗-海明威一代的影响，成为了现代艺术家的一个典型。而另一方面，在梵高晚期的作品和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寄望于另一种“道德运气”，它与高更-毕加索一类的华丽的自我创造完全不同。那是一种不被当世任何人需要、却坚信有朝一日必能收货欣赏的道德运气。梵高人生最后一年中的信件即揭示了他对自己完全孤立状态的接受，同时却也相信这种孤立并非永恒：总有一天，会有一群理解他的读者与艺术欣赏者；他以往的错误只是努力要在现世发现这样的一群人，而未领会到这也许是另一个时空下才能获得的礼物。“一个人必须攫住他命运的真实，就是这样。”他真正的“集体”不是僧侣一般聚在一处的画家们，而是很久以后的、孤独的艺术家们，和同样孤独的观画者，他们将构成在现代主义下唯一可能存在的一种集体。

对道德运气的追逐可说将现代艺术摆在了一个和现代社会冲突不断的位置上，不论现代艺术是怎样地被人们热爱着。不管是采取温和与希冀的形式，还是咄咄逼人地喊着“快看向我！”，那种追逐与自由文明社会似乎总是格格不入；在现代文明里，人们总视妥协高于魄力，相比晚间的冒险更喜欢晨间的温馨聚会。甚至那些为一件艺术品未来价值打赌的买家和投机商人，也很乐于效仿那种最原始朴素的赌博。崇尚坚实可靠的社会也需要关于运气渺茫的赌博的神话。相信运气便是活得有勇气；而勇气这一必要的优点，既是其他一切优点的发源，同时也是个模棱两可的优点。它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人渣拥有这优点的几率往往和绅士不相上下。

我们希望历史上的有些故事是有清晰结局的；而另一些我们则任其流传、发展。关于梵高，我们不费力气便能接受新旧故事，因为最终它们都指向同一核心。梵高的耳朵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提醒着我们，在艺术的外缘，有着需要怜悯的癫狂、需要谴责的恶意以及需要崇敬的勇气；而且它们永远相依共存。高更是个令人厌恶的道德赌徒，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的创造者；梵高是个自残的疯人，也是描绘幻象的诗人。我们接受了关于梵高之耳叙事的含糊，正因为这个动作本身的意味就是含糊的。

被现代艺术戏剧化了的道德运气包含了一些伦理方面的表现癖，这多少是令人不快的。我们呆呆注视着艺术家割掉耳朵、痛饮酒精，像个小丑一样。但同时也倚赖他们弥补我们内心的胆怯，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注视都变得格调高了起来。我们就像赌桌边的观众，心里暗暗下着赌注；那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集体”的一种天性。我们有时还能说服自己，旁观赌桌和亲自参与没什么两样，那赌注对于在边上说风凉话的观望者与亲身努力想成为圣徒的人是一样大的。但那并不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下一点小注，奖池的基金变作了博物馆、讲演室和修正论者所著的传记。但艺术家们做的更多。他们赌上的是生命。

 

原文 Rethinking the Recession by Ramesh Ponnuru

发表于2018年8月23日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

关于大衰退的再思考

题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对此负责。

所有人都知道房屋市场泡沫的破裂引发了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与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必须承认，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仍有许多观点上的分歧。自由派所持的，也是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问题出在那些压榨性的抵押放贷者、缺乏谨慎态度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以及“非礼勿视”的监管者身上。保守派则重点攻击政府应对房屋市场非理性借款所做的补贴有欠考虑。但大家所有的一项共识是这场灾难的根源在于房市的暴涨与破产。

然而，会不会所有人都错了？会不会美联储犯的错才是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美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犯错在先，危机根本不会发生？会不会这个错误后来仍旧延续着，以至于使得经济复苏比本来能够发生的进程缓慢了许多？

这个观点的持有者是一群被称为“市场货币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认为，由于美联储采取了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让整个经济中的消费水平持续下滑），本来的房市下行变成了房市的崩溃，金融市场的压力演变成了金融危机，本来程度较轻的经济低迷发展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他们进一步提出，美联储在经济复苏的最初几年间采取了过于紧缩的政策，这使得经济没能获得更强有力的恢复——这一观点和普遍的看法完全相左。

与房市危机发源论相比，货币紧缩理论更好地吻合了经济危机的时间线。早在经济危机爆发的两年前（2006年），房市板块就已经开始了持续显著的下滑。2006与2007年间建筑行业的就业市场有明显滑落，但总体就业依然在增长，总体经济产出也同样在增长。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后来将经济衰退确定为始于2007年12月；但即使到了来年春天，实际情况看起来仍只是房地产领域的资源流向了其他的行业而已，整体经济并未显出巨大颓势。

房市的下滑使得市场对与次级贷款绑定的债券价值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用那些债券作为担保物的公共机构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撤出金融公司。但这对于金融体系的压力看起来仍处于可控范围。有估计显示，在2007年所有银行资产中仅有6%是与次级贷款相关的。

直到2008年的春夏时节，多项经济指标才开始显著走低；而市场货币主义者认为，在同一时间，美联储也开始了一系列错误的动作。

人们能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与叙述这个问题。传统上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利率，尤其在美国，那就是美联储面向成员银行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需要对抗通胀时美联储就会提高这项利率，反之，在需要预阻或缓解经济衰退时则会降低此利率。在强调利率那个版本的货币紧缩理论中，美联储所犯的错误是，在数个关键的月份中都把利率和预期利率维持在了过高的水平。

2007年9月与2008年4月间美联储调低了利率，后来我们知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衰退开始了稍为缓和的阶段。但随后利率在4月至10月上旬被维持在2%。然而， 由于经济在持续走低，“自然”利率（可以大致认为是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收紧经济的一个假设性利率）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名义上的利率保持在2%而自然利率在下滑，那么两者之间的缺口就会增大，于是政策就会事实上变得越来越紧缩。

同时，美联储官员在春夏两季常常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利率还将提高。他们担心石油价格的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尽管财政部的债券相对收益（在调整了通胀之后）是在下滑，并且也没有其他任何与对通胀的市场预期相吻合的指标。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错误地使用并解读了一个通货膨胀的指标，“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去掉了食品和能源花费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指数确实在增长，但它对房价方面的计算是错误的：事实上是价格下跌的一年在指数中被记为了上涨的一年。

即便是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并引发道琼斯指数急跌504点（或4.4个百分点）之后，美联储仍拒绝减息。他们发表声明认为存在通胀的风险。10月6日，美联储甚至采取了向银行支付准备金的利息的紧缩政策。这项政策目的在于调整银行的资本，使之不会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直至10月8日美联储才最终开始降息。

另一方面，市场货币主义者也并不主要从利率这一个角度来剖析货币政策。他们更加重视整体经济中的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这广义的“消费”中间包括消费与投资）。他们认为美联储应当努力将整体消费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稳定而可预测的速率；这一点美联储在大衰退之前的二十年中（这二十年因为宏观经济的平和稳定而被称为“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完成得很好。在那期间消费平均每年上涨5.3个百分点，并且每年的增速都相差不大（至于这个增长中有多少是归结于通胀，有多少是真实的经济增长，则因生产力的不同有所变化）。这个稳定的消费增速为经济的平稳提供了好的背景，这使得家庭与企业都能够较好地制定与调整他们的经济计划。

然而，2008年年中，消费水平开始下滑。由于拒绝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并声称为了抵御可能的通货膨胀甚至或将调高利率，央行事实上不止是给贷款行为泄了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释放了那样一种信号，即央行并不打算把消费水平拉回到正常的增长速度，反而打算施加更多向下的压力。

消费水平降到期望值以下，意味着家庭及企业的收入也同样降到期望值以下。当预期的收入流向下调整的时候，资产的价值（包括股票、房产和抵押贷款的债券）也会跟着下跌。支付欠款和给员工开工资的压力随之上升。这时候，拥有房产的人会开始无力偿付贷款，雇主也开始解雇员工。

如果央行在这样的状况下不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将有可能开启一个恶性循环。对未来低收入的预期会导致现在消费水平的下降。失业也同样会影响消费。那些在一个稍显疲弱的经济环境中只是有些许压力的金融公司，在明显衰退的经济下则面临着破产；而报道这些破产的新闻头条则又会激起一波恐慌，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消费或是投资。

以房地产市场为中心的关于经济危机的叙事之所以能成为最被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因为它确实是由许多事实拼凑起来的，只不过那些事实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被组装了起来。房屋价格确实猛烈地下跌了。房价的下跌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与困扰，而其结果也延伸到了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本来可以止步于房地产板块的下滑，而不是坐视这一危机发展成为整体经济的极度衰退。在2008年中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仅限于房地产的危机。差不多同一时期，澳大利亚也经历了相似的房市危机；该国随即采取了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也只是渡过了一个程度较轻的经济下滑。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随之而来的急速衰退，消费水平也不会如此急跌。

在经济危机处于顶峰的时期，消费水平下降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在1937-1938年间“大萧条中的小衰退”中下降的速度。人们应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正反映了美联储政策的失败。

在对经济危机的多种回溯中，人们都认为美联储正确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与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携手挽救了经济。然而不消说的是，这些叙述都压根没提到，也许正是美联储在一开始错误地招致了那些祸端。他们也往往过高评估了美联储在经济复苏期的表现。

不论采用任何合理的标准，经济复苏早期的货币政策都是过分紧缩了。先从整体消费水平来考察一下：如果想要更好地稳住长时期内的整体消费增长，那么联储需要做的事是，在一个时期内增长未达到既定目标的话，该在下一时期尽量使得增长率反超这一目标。这就是说，如果目标是让消费平均增长五个百分点，而实际情况中一年只增长了四个百分点，那么该在下一年中以增长六个百分点为目标。但是，在经济复苏期间，消费并未回归到经济危机前的增长趋势，甚至消费增长的速率都比不上危机前的速率。这意味着后危机时期的增长曲线与前危机时期增长曲线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加大。

货币的紧缩不止体现在消费增长这一个方面。按照规则，美联储应当努力将失业率和通胀水平都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失业率高则应当调松货币政策，通胀水平高则应当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在很长时期内都非正式地将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通胀水平作为目标，直到于2012年将这一目标正式地明确了下来。

然而，在过去整整十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通胀水平（按照美联储计算的方法）都低于这一目标。在经济复苏的开始几年，失业率一直高于普遍认为合理的水平。高于目标的失业率以及低于目标的通胀率本应被视作货币政策过紧的明确信号，表明了宽松政策的需要。但是美联储几乎从不按照这样的逻辑行事，而是坚持一种倾向于紧缩货币的论调。在之后的2015年12月，尽管通胀率（以及市场对于今后十年通胀率的预期）持续在两个百分点以下，美联储还是提高了利率。

尽管如此，过去十年中金融媒体还常用“极有调节性的”一词来形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多位有名的保守派人士还警告说美联储的政策有使通货膨胀失控增长的风险；但我们看到这样的风险并没有成为现实。人们对此产生困惑有一方面是由于按照历史上的标准，美联储确实将利率维持在了一个较低水平，并且在多轮“量化宽松”之后扩大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但是这些都并不是衡量货币是紧还是松的可靠标尺。

尽管在1930年利率远低于二十年代时候的水平，但现在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1930年的货币政策还是太过收紧了。著名货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低利率甚至有时是货币过分紧缩的征候：当央行的政策对经济产生破坏效果的时候，自然利率就会随之被压低。在经济复苏的开始几年中，许多对自然利率的估计值都是负数，这意味着即使是很低的正利率也不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美联储当然也可以采取更为紧缩的政策，譬如更急剧地加息，就像欧洲央行在2011年做的那样（这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美联储看似调节性的政策事实上的效用则有限得多。它所释放的信号是，货币基数的扩张只是暂时的，而市场也接受了这一信号。另一方面，美联储继续给银行的准备金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这也抑制了银行准备金流入市场，进而抑制了经济的复苏。

由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联储已经在推行非常具有扩张性的政策，因而两方都没有强烈要求更强有力的举措。抛开政治方面的限制，其实可以采用的扩张性举措从来都是不缺的：美联储本可以加速资产收购，或是宣布一个更高通胀水平的目标，又或者是降低对银行准备金支付的利息。

然而保守派一方认为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导致通胀，所以是有危险的。而自由派则认为那样的政策不会有什么效果。2008年11月，候任总统奥巴马跟他的一位经济顾问说过，“货币政策明显已经把问题搞定了。”当美联储出现政策制定者的职位空缺时，奥巴马有时甚至没有提名替代的人选。

包括奥巴马在内的自由派大多认为，对抗经济衰退需要的是更多的财政干预，而不是货币政策。对于财政刺激手段（也即更大量的财政赤字）的支持只有在货币政策已经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说到底，奥巴马的理论就是，在财政刺激下经济生产与物价的至少一方面（也许二者同时）都会显著被提升。这也就是说，没有财政刺激，生产和物价会显著处于低水平。如果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想来美联储就会更加下猛药以保证经济不会滑向1930年代般的萧条。

在把财政手段优先于敦促美联储加大政策力度这件事上，主要有两种经济方面的论据为其背书。一是认为美联储已经穷尽了手段；尽管根据我们在上文分析的，还有许多条路是美联储可以走而没有选择走的。另一个则是认为联邦支出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善经济。

同样的，自由派对于共和党接过国会控制权之后会采取“节省”政策的担忧也是不合理的。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开始阶段几乎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完美诠释。奥巴马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协商的结果是增税和支出的收紧。其后美联储作为回应，便采取了一些宽松货币的手段。之后我们看到经济并未像有些经济学家担忧的那样再次进入下跌的趋势。

并且，后来经济也慢慢地复苏了。美联储错误地让消费在开始的阶段产生下滑，并且还将这个错误延续了下去，之后消费增长的速度一直没有回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联储也对此坐视不管。但是至少，这新时期缓慢的增长速度总算还是保持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也对这个新的、更慢的增长速度做出了调整。（现在借房贷的人们通常在心里对自己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都会低于在2005年借房贷的人。）然而，经济危机和疲弱的复苏所带来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不只是财富的，政治稳定性的损失，甚至还包括出生率的降低）。

大萧条时期的状况与此十分相似，只不过影响及规模都更大许多。在当时，以及大萧条之后一段时间，人们普遍都没有对整个事件有正确的理解。至少直到196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面世之前，对大萧条最为普遍认同的解释都将诸如股票市场的投机操作、银行业的乱象的非货币因素作为危机发生的主因。而现在，我们大都认为货币紧缩才在大萧条起因中占据中心位置。

我们需要对与我们更近的这一次经济上的灾难做出相似的重新评价，一种更加重视货币方面功能失调的作用的评价。那样的一种重新评价不一定要全盘否定货币之外因素的讨论。事实也许是，保守派对于政府对房市的过分补助的批评，抑或是自由派对经济危机前金融监管缺失的指责都是成立的。我们也仍可以继续讨论联邦政府2008年对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的处理是否恰当。但是我们应当将这些其他的政策失误作为货币政策失败之外的次要因素来考量。货币政策的失败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在我们能够充分直面它之前，这一切仍有可能重演。

 

原文 Opinion | Why Are Our Parks So White by Glenn Nelson

发表于2015年7月10日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观点 | 为什么我们的公园这样白

瑞尼尔山像哨兵一样守护着西雅图。天气晴好的时候，这座山甚至成了整座城的幕布；尤其在种族多样性最高的城市东南部，人们还把社区取名为“瑞尼尔山谷”（Rainier Valley），“瑞尼尔海滩” (Rainier Beach)，更加呼应了那背后壮美的山景。

米歇尔·佩里就生活在那附近的社区，她每天去上班的地方在瑞尼尔南大街。上班路上一直隐约可见的山景，令人陶醉着迷。她知道如果开车一直往南便能到瑞尼尔山和以之为中心的国家公园。58岁的非裔美国人佩里女士知道如果去到那里会遭遇什么：她痛恨的蚊子，以及她害怕的熊、狼和美洲狮。

“那些山看着是很美”，她这样说，又顿了顿，“如果从远处欣赏的话”。

在即将迎来2016年8月25日这个百年纪念日的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他们希望能鼓励更多像佩里女士这样的人们能来国家公园游览，他们也特地为此制定了一些计划。

在2014年，全美的国家公园破纪录地总共吸引了2.93亿人次的游客，但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以及老年人。2011年发布的最近一次关于公园访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所有访客中，22%是少数族裔，尽管少数族裔占到了总人口的37%。

这无疑是个引人警醒的问题。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估计，到了2044年，美国的大多数人口将来自各个非白种人的族裔。如果这个非白种的“新主流”与户外活动的联系很微弱甚至于不存在，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对国家公园的未来有所担忧——包括零售业和与之相伴的整个非盈利系统。

杰夫·奇塔姆从小在西雅图的东南部长大，现在依然生活在瑞尼尔山俯视的区域之中。然而，谈到瑞尼尔山和其他那些国家公园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从没去过，也没想过要去。”29岁的非裔美国人奇塔姆先生以写作为生，他说他甚至不知道国家公园究竟是什么，或是他能在国家公园看到些什么。“据我所知，那儿就是一大片草地”，他这么说。

住在附近的卡拉·德莱斯曾去过瑞尼尔山和其他一些国家公园，她也有意重游那些地方。不过，她很难说服她的朋友一同前往。51岁的德莱斯女士（同样是非裔美国人）说，朋友们都担心不友好的白人，饥饿的小动物跟虫子，以及让人伤脑筋的地形。所以，虽然心中不乏紧张感，她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公园远足。“我还没有备上枪”，她半戏谑地说，“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同样生活在那一片瑞尼尔社区里。我从小也在附近长大，我的妈妈是个日本人。在童军里我结实了交往最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非裔美国人；他的家庭与我的一样，都常常会去公园游玩。在大学里，我们会一道组织以少数族裔学生们为主要群体的户外活动。

每当我们穿过村镇要去公园的时候，身旁的人们总少不了半是不安半是取笑的样子。人们开玩笑地说，等我们到了目的地就会看到入口处竖着牌子写着“仅对白人开放”，或是天黑之后当我们收集柴火时说不定会有被攻击和虐杀的危险。我们文化的历史仿佛告诉了我们前路是什么在等待着。

这就是公园管理系统面对的一部分现状，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么多少数族裔表示对国家公园知之甚少，也不知道能在公园中期待些什么。在2011年那次公园的调查报告中，非白人受访者表示公园的服务水平很差以及去公园游玩并不安全的比例是白人的三倍以上。

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些受访者大多从未去过国家公园。这意味着在这些人心中，对公园的固有印象已经或是正在凝结为一种现实，尽管他们本应是公园面向的一个重要群体。我们必须要破除那种认为国家公园以及其他的自然景观只是专属于少数人的俱乐部，而少数族裔并不被接纳其中的观念。

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率先采取行动。在2014年，管理局的员工中大约80%是白人。而国家公园的官方慈善机构，国家公园基金会，在它的22人理事会中只有四个少数族裔成员。

绿色2.0（以提高主流环境与环保组织中种族多样性为目标的一项计划）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研中包括的300家环境组织、基金会以及政府部门中，少数族裔的人士只占到所有理事会成员和员工中的不超过16%。此调研还表明，在这些组织、部门的领导层中，只有不到12%来自少数族裔，并且没有一个预算超过一百万美金的组织是以少数族裔人士为最高层领导者的。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逻辑上也是最该在自然世界中为种族多样化带领开出一条新路的。它吸引着最广泛的公众注意，并且即将到来的管理局百年纪念也正可作为重新定义国家公园的一个契机。

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迄今为止管理局并没有如我们所期盼的抓住这一机遇。因为公园并没有在常规工作中记录访客信息，我们甚至没有关于多少少数族裔来到了国家公园的数据。管理局最初开展的一项名为“发现你的公园”（Find Your Park）的百年纪念主题活动，虽说也面向少数族裔，但并未特别针对少数族裔，并且这项活动面向的主要也是那些已经去过国家公园的人群。

另外一些管理局所做的努力，譬如向四年级学生和家长发放公园通行证，在游客中心加装无线网络，在海边及山谷举办音乐会等，也同样并不有助于达到那个最重要的目的。公园管理局应当充分利用其资源与各种合作关系，在公园员工内部与游客中加强提升多样性的努力。它的一些社区服务也应更加明确地以少数族裔为对象，并且更多地利用少数族裔与社会进行互动的媒介（多想想他们是在哪里发推特、观察、聆听这个世界的）。管理局应当在他们最壮美的山巅向少数族裔发出呼喊：“我们热切盼望你们踏足此地！”

在这类宣传活动中还应当包括一系列教育计划，介绍户外运动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无车一族的城市居民的多元交通方式，以及如何简单而又安全地享受公园带来的乐趣。

国家公园应当是每一个美国人的度假空间。我和我太太的母亲都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她们都将国家公园视做她们所获得的公民权利中最宝贵的一项福利。我们也应当在更多的弱势群体中培养这一权利意识。在世界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户外生活带来的休整与安慰也就变得愈发重要。为此，我们将需要一种更加无所不在的市场宣传：“我在我自己的院子远足、露营、钓鱼”，应该把这样的标语和宣传画放到不同的公园中，并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宣传画的拍摄。

21岁的非裔美国人乔丹·奎勒在去年搬到西雅图的这片冠以“瑞尼尔”之名的社区之前，从未见过山的样子；我们得要想办法调动起奎勒这类人的积极性。他说他从未去过国家公园，但是有机会的话会想去看看。西雅图周边三个小时的车程内就有三个国家公园。“这得需要做点计划”，奎勒说道，“我只是还没尝试过而已。”

我希望国家公园管理局和他们的合作伙伴们也在认真倾听奎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