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的两卷信件都由斯坦伯格和凯伦·库启尔进行编辑，后者也是史密斯学院中普拉斯档案的管理人。他们两人共同为第二卷精心写了一篇序言，并且编写了一套详尽的索引，其中从远足到蜜月旅行，从养蜜蜂到编织，可谓无所不包，使得读者可以跟随普拉斯诗歌中的想象。尽管她写给博伊舍尔的坦露内心的信有着极为轰动的效果，更加令人长久难忘的，却是她对日常生活的极度敏感与清醒觉知。没有几个作家能像她一般，对每日发生小事的细节有着那样的注意力，也不会像她那样本能地知道，那些会是进入她作品的好材料。常常，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被她留在了日志中，或是随手画的图样里；后来又写进了信中，有时还不止一封。她总是那样聪颖而不守常规；她的关注点总是放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并未如希望一般，听到普拉斯提起那些重要的文艺界聚会：和艾略特与史蒂芬·斯潘德在伦敦共进晚餐，或是周二下午在波士顿大学听罗伯特·罗威尔的课，或是在那之后与安妮·塞克斯顿跟乔治·星巴克一起，在波士顿后湾的丽兹酒吧喝上几杯。这些经历不大能被她用做诗歌的素材，因而它们在她的意识里只留下了淡淡的痕迹，至少我是这样觉得。但假如是一只土拨鼠，普拉斯知道她能够用得上。在一次与休斯的郊游中，她就遇到了两只土拨鼠，并且把它们的样子留在了文字里：在给休斯父母的信中，它们是“短粗的，长着可爱又温顺的鼠样的小脸”，而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则描述它们是“一种长相奇怪的，好像一个团子的灰色动物”，“体型结实，走路摇摇摆摆的”，颤抖地蜷缩在角落里。那正是普拉斯的读者在那首名叫《无言》（Incommunicado）的诗里认识的那只土拨鼠：“爪子紧握，在水湾边”。那首诗里，她将自己与土拨鼠有关的经历，与她曾在德国民间故事中读到的罗曼蒂克版本相互对比：在德国的故事里，“土拨鼠对对方一见钟情，而那一只也以同样的爱回馈。”

普拉斯用来细细研究土拨鼠、贝壳、脚踏车、暴风雪，以及其他一切看起来无比平凡的每日中遭遇的事物的心思，也同时用来梳理她心中许多复杂的想法，她常思索着做一名作家、一个妻子、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申请者》和《拉撒路夫人》这类诗篇中，她探索了那些角色的理想化形象，与实际状况间的差距。她的信则将这些诗拉回到生活的激情与平凡，还有周遭一切滋养着那激情与平凡的琐事中。我们已经知道普拉斯进行创作时是怎样的风格，但在那些信中，我们似乎见到了她面对世界时获取平静之源的水库，也亲眼目睹了那些水库是怎样突然地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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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之于普拉斯，不仅是丈夫和伴侣，还是一个深不可测、极度变化无常的人。普拉斯写给休斯的信只有十几封，都收录在信件集的第一卷中。从他们开始恋爱，直到后来关系破裂之间，他们几乎从未分开过。她常常坐在他身边，写着关于他的事。在她的信里，休斯是守护她的救世主，是个了不起的神枪手，还是木匠、钓鱼好手，更是她所见过“最英俊的男人”。他们一起照顾过金鱼、一只受伤的小鸟，和一只名叫“萨福”的猫。普拉斯记录下了他们惊人地丰富的大餐：炸圆蛤、洋葱汤、炖菜、肉卷、大龙虾；这些都一丝不苟地被分条记录，就好像之后要报销似的。在坐落在波士顿一处“下垂码头”尽头的老式小餐馆里，休斯给自己点了“两份美味的高山红鲑”。这形容词“美味的”是普拉斯自己添上的，就好像他们两人共用了一张嘴一样。但是在她后来的日记里，甚至是结婚不久的时候，普拉斯的那份英雄崇拜便被罩上阴影：她开始以嘲弄的语气形容休斯，把他描述成一个后青春期的小瘪三，“抓耳挠腮，爱抠鼻子，脏头发总是蓬乱着，脾气很坏还十分教条”。她甚至觉得休斯马上会写一本书，专门题献给他的生殖器。

从始至终，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他们的关系。一直有些怪异的征兆，又或许只是普拉斯决意将一些随机事件做出不祥的解读。她与休斯曾救下一只八哥鸟，喂生牛肉馅、小虫子和牛奶给它吃；但它后来“变得越来越虚弱，喘不上气，用绝望的声音鸣叫着”，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它杀死了。“我们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用毒气杀了它”，普拉斯记录着，“那是次令人心碎的经历。”（她曾把这件事写在一篇现已佚失的小说《房中鸟》里。）搬到北安普顿的公寓时，他们目睹了屋子外面热闹马路上的一起车祸，现场都是血迹和碎玻璃。“在今年结束以前，说不定我们还会看到更糟糕的事”，普拉斯写道。

我们在读这些信时（即使是最令人欢喜兴奋的那些篇章），一定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在1958年的日记中，普拉斯坦承当看到休斯与一名女生一起走过校园时，心中是很有些嫉妒感的；她写到自己厌恶“男性的虚荣”，但还不想“从窗户跳下去……或是给家里的车库放满一氧化碳”。在来年给休斯父母的信里，她试图隐藏与他们儿子之间的紧张感：

泰德的状态好极了！他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更英俊。我刚刚为他买了件红黑相间的羊毛衫，他穿着尤其好看。还有几条斜纹领带。如果说他有什么小缺点的话，那就是总是忘记关冰箱门（这可能是他潜意识里对美国的家用品在发泄不满），还有把衣服团成解不开的球，然后每天睡前把衣服扔在房间的地面上。哦对，还有偶尔他毫无道理地坚称猫咪的耳朵破了，或是说空气里满是锶-90，于是乱发脾气……他胃口很好，尽管有时他抱怨我给他吃那么多蛋白质是要谋害他……他还会嫌我把东西藏起来然后偷偷毁掉，像是手稿、某些书、旧外套，跟英国税务局寄来的信。我总是尽自己所能承受这些。

就如那只八哥一样，休斯也需要被精心呵护与照顾。如果她想要依赖他的话，她就必须先在各方面支持他。休斯曾明确表示，如果她不能好好照顾他的生活，那么普拉斯也别指望能依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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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天，这对夫妇搬回到英国生活后，普拉斯写信给博伊舍尔。在第一次尝试自杀后，她开始在麦克林恩医院接受这个精神科医生的诊治，而后在与休斯共同生活在波士顿的期间，她又开始在博伊舍尔那里看病。她决心要“把钱花在她的时间和精神健康上”，如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她们之间的通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之前治疗的一种延续，却也成为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情谊。最初的那些信，只是叙述了在其他信中也提到了的日常事件，但它们明显地更直接而少修饰。让普拉斯抑制自己那种热情洋溢的文采，这即使在她最沮丧难过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但在与博伊舍尔的交往中，她省去了那些形容词，节制着她一向最喜的隐喻。

而到了1962年的7月份，她信中的语调就变了。她与休斯之前在距伦敦四小时火车车程的德文郡购置了一所老房子，这座被取名叫“绿庭”的房子附近，有成群结队的甲壳虫，茅草顶上住满了小鸟；就是在那里，普拉斯发现了休斯的出轨。“最近泰德突然开始在早上跳起来，拦下寄往家中的信”，她写道。他说起想要“创作并执导电影剧本”；在他们的性生活方面，休斯开始采用些新技巧，那些似乎是他在什么别人身上才刚试炼的，他还会问普拉斯，“像个技工似的，我喜欢这样么，我喜欢那样么。”与此同时，普拉斯接到一些神秘电话。后来知道这些电话是阿西娅·维维尔打来的；她与她的丈夫，加拿大诗人大卫·维维尔，在之前租下并搬进了樱草花山的那间公寓，不久后便和休斯开始了婚外恋情。被抛弃的感受打击着普拉斯，那种打击胜过了一切。“我找不到任何事情让自己振作”，她写给博伊舍尔，“我独自在这，只能想到那些电话，还有休斯多么出奇巧合地立即出了门，还有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生命的最后七个月里，普拉斯写的信成为了记录她悲伤与痛苦最生动的日历。与休斯分居后，普拉斯常被高烧困扰；她有着各种杂乱的念头，截肢者、蜜蜂、在冰冷月球上的科考，通通缠绕在她心上。她“不得不做个生意人、农妇，同时还得做母亲、写作者、和一个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因而备感人生的全面溃败”。休斯通常一周会去看她一次，就像个“带着噩兆而来的圣诞老人”。普拉斯开始离不开安眠药片，还抽上了烟，在此之前她一向最鄙薄吸烟这件事的。但在这些最不堪忍受的时刻里，她创作了最为优秀的诗篇。在日出前蓝色的微光下，孩子们还在梦乡中，她创作了《爱丽儿》，并且筹备着把诗寄给杂志社，和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准备朗诵录音。与有时人们所想不同的是，这些诗并非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所做的与世隔绝的记录；事实上，在痛苦的极限中，它们也同样包含了喜悦的顶点。诗作中能实时看到她写诗被打断的时刻，那正是捕捉到了她创作时周遭的环境。在《爱丽儿》，这样一首在清晨写下的、关于清晨的诗中，她一天的写作就在她听到报晓之声时画上了句点：“那孩子的哭声 / 融化在墙中”。

1962年12月，在尝试与休斯和解但以失败告终之后，普拉斯把绿庭锁了起来，搬到了伦敦的一间公寓：那是叶慈在孩提时代住过的一间房子。“我来了！在叶慈的房子里终于获得安全了！”她这样给她母亲写到。“我的卧室也会是我的书房——它就面对着升起的太阳。”2月4日，她给博伊舍尔寄出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信：“最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将重新面对，我的疯癫与瘫痪，与我对最坏的一切的惧怕与想象：怯懦的退缩，精神病医院，以及脑白质切除术。”一周后，在2月11日的早晨，普拉斯用茶巾和胶带封住了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然后打开烤箱的煤气，将自己的头伸进了里面。

在我们已经无法拿到普拉斯在这一时期全部日记的情况下，她写给露丝·博伊舍尔的信就成为最能窥探普拉斯内心绝望的一份记录。然而，在这种对痛苦的活体检查之外，我在这些信中还能找到同等令我关注的内容。“首先，请让我付一些费用，”普拉斯写到：

当我免费从你那里获取时间和建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骗子，一个卑鄙小人。如果我在美国的话，我会跟你约几次诊疗并且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目前，几封航空信便能给我许多力量。你是个职业女性，你提供的帮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我，同是一个职业女性，也能如其他人一样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

跳跃于纸上的，是“职业女性”这个词；对普拉斯而言，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很可能不亚于那些她曾在日记里写下并深切渴望的身份：“我想要写小说与诗歌，想要做泰德的妻子和我们小孩的母亲。”普拉斯信件的内容一向都充满着各项日常琐事的记录：房租，饭菜，换尿布，兜售自行车，付账单。这些繁重的事务是她在写作、做母亲和妻子之时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也只有她独自一人面对这林林总总。我们常常对男性作家有许多浪漫的想象，认为他们有大把闲暇用来沉思；这一切对普拉斯都是彻底的奢侈品。她的灵感缪斯，是理财与节省的方法，和墙上的钟表。最使我触动的普拉斯信中的一段，是她写到发现了“一项新的、让人无比兴奋的爱好”。在弗里达出生不久的一天，“像母牛，又像个卷心菜般”的普拉斯来到市镇上，买了“两米长的纺织材料”：

一份维耶勒牌鲜红色的法兰绒（价格是1.5美金一码），一块明蓝色的亚麻布，和一份极柔软的威治伍德牌蓝色法兰绒，上面有十分秀丽的白色小花（这两种均为50美分一码）。我还拿到了一份连衣裙的图样和一份睡袍的图样。

她的愿望是发表足够多的诗歌，好攒下钱买一台自己的缝纫机。在这段记述里，我们看到美与现实拼凑在一处，还看到普拉斯细致入微地记下一切做衣服花费的账目；于是我们也因此见到了普拉斯卸下她蓬勃的创造力所织就的光环与神话，她因而变得更加令人惊叹了。“我说不出有多么骄傲，可以为小弗里达做衣裳！”她写到。但是，即使是做缝纫这件事，最终也是带来了更多的艺术。她写的诗使她能够买一台缝纫机，而这台缝纫机也转而出现在了诗篇之中：

这份爱，这段红线是否来自

那炫目地跳跃的钢针？

它将制成小裙子与外衣，

它将包裹住一个王朝。

 

原文 Sylvia Plath’s Last Letters by Dan Chiasson

发表于2018年11月5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普拉斯：最后的信

题记：她的最新一卷信件集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那缓缓逼近的、也封印了诗人一生传奇的悲剧结局的种种预兆。

 

自1960年2月18日起，直到1963年2月4日，也就是她在三十岁年纪上自杀的一周前，西尔维娅·普拉斯留下了许多封坦露自己内心的信，收信人是她的亲密友人、曾经是精神病医生的露丝·博伊舍尔。在接下来的那些年中这些信件的遭遇，在普拉斯死后遗产的处理中成为了十分重要的一笔。19世纪70年代，这十四封信（其中有些细述了普拉斯与她的先生，英国诗人泰德·休斯关系失和的情况）从博伊舍尔交到了哈里特·罗森斯坦手中，后者是一位为普拉斯修写传记的女权主义学者。由于受普拉斯遗产委员会的限制，罗森斯坦从未将传记出版，而这些私人信件，也就从未在公众面前展示。2017年，这些信件被一位美国书商拿出挂牌销售；此后，展示这些信件的照片流传到网络上，其间的文字清晰可读。随着关于这批信件内容的谣言愈传愈广，寄存着她诸多档案的普拉斯的母校史密斯学院，对此提起了法律诉讼。最终这个官司以和解、史密斯学院拿到这批信件而告终，而普拉斯的女儿兼遗稿保管人弗里达·休斯开始阅读这些信，评估是否可以将其出版（弗里达也只是在这件官司期间才知道有这么一批信的存在）。

普拉斯时常用精准的文字，在信里呈现自己。“我是那样一个女孩——一切皆降临我身”，她在二十岁时曾写给她母亲。“整个早上，我都在写信，一叠的信：各种类型、长短不一：悔悟的、喜悦的、爱恋的、慰藉的。”想想她如何在仅仅一个早晨，就沉浸在各种如此相冲突的情绪中，并深以此为乐，我们就能想见信件对她有多么重要；信件真实地表现了普拉斯心中的自己：不论在怎样的场合中，总能改变自己适应当下，也总准备着在外人面前展现最好的自己。自她七岁时外宿到奶奶家始，直至死前的一周，普拉斯写给母亲的数百封几乎无一不是热情外溢的信，构成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信件》一书中贯穿始终的线索；该书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出版于2017年，第二卷则于今年11月问世。然而，囊括于第二卷中的，与博伊舍尔的通信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它们可说是普拉斯写过最坦露真心的、非诗体的文字。在那些信里，她宣称休斯曾“不断殴打我，看上去像是想杀了我”，那之后数日她便经历了一次流产，还说休斯“公然表达出想让我去死的愿望”。在这卷的前言里，弗里达（普拉斯自杀时她尚不满三岁）坚持认为，“我的父亲不是个打老婆的人，尽管有一些人总愿意把他想象成那样的人。”

我问自己，到底什么能被称作“殴打”？小小的或是大力的推搡？扇耳光？在我母亲之前的一封信中她写过“流产并没有什么显见的原因”而并未提及父亲曾殴打她。当然了，当一段关系面临解体，有哪个女人不会将她们渐行渐远的丈夫以最黑暗的颜色描绘呢？

她继续说道，“当时的具体背景不仅仅是值得考虑的，甚至可说是至关重要”：普拉斯当时曾把她丈夫的一叠文稿撕毁，而她自己也承认休斯的狂怒只是种“偶发的失常”。弗里达说，“我母亲毁掉了他们两人都知道是最最重要的物品——他们作品的打字稿。”

透过信件我们只能看见事情的一个侧面。普拉斯在写给博伊舍尔的信中始终以生硬的“医生”两字来称呼她，使这些信带了些精神病科问诊的腔调：那里面混杂着真诚的自白与不安的猜疑，也堆叠了真实与直觉。但这些信里的叙述是如此不加遮掩；在所有已出版的普拉斯信件中，只有在这些里她放下了自己变化多端的文字修饰，而是选用了最直白的叙述方式。信中的描述也正吻合了人们一向对休斯与普拉斯关系的猜测，那就是休斯很可能对她实施了暴力。自他们在英国第一次见面的那晚，暴力似乎便与二人间的情欲纠缠不离左右——那时的两人都是胸怀抱负的年轻作家：普拉斯刚刚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凭借福布莱特计划至英伦进修；而休斯则是个来自约克郡的大个儿青年。普拉斯对他们1956年于剑桥大学初遇夜晚的描写，是她日记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我和他两人都狠狠跺着脚，然后他猛地过来亲吻我，把嘴唇压在我的唇上，扯掉了我的发带……当他开始亲吻我的脖颈，我便用力打他的脸；我们俩走出房间的时候，他的头上鲜血直流。

不久后她写信给一个大学的友人说，休斯是“唯一一个我遇过的男人中，我永远无法征服的；他会狠狠地撞我的头。”

普拉斯关于休斯对她施暴的清晰叙述，不可避免地卷进了对立两方的冲突之中。这是她写给曾是自己精神病医生的友人的信，解读者则是一个几乎记不起母亲样子的，同时想尽方法为父亲脱罪的女儿。弗里达认为，普拉斯的被施暴是她撕毁休斯文稿的合理结果。但讽刺的是，我们却无法重见普拉斯的全部日记（她在日记里面常以惊人的程度做着直白的叙述）：一件让休斯名声极为不好的事情是，他曾销毁过一卷普拉斯的日记，据他陈述是不想让他们的儿女读到而沉浸在痛苦中。他还称另有一本记事簿则不明原因地消失了。

相比起她留下的其他记录，我们从普拉斯的信中更能清晰见到，她总是在一种爽朗热情的表象背后，审视着生活。她的才华从这层帘幕后渐渐显露，而最终在《爱丽儿》这部她自杀前几个月完成得诗集中绽放；那是一种尖锐而有些使人生怕的文字，带着控诉的腔调。在普拉斯身上总能看见至少两个人，甚至更多。正如珍内特·马尔科姆在《沉默的女人》中所言，普拉斯是那“充满双面性的可怕的50年代”的产物，她后来也成为了在那十年中，在人群中普遍的复杂心理过程的象征符号。在她过世后，她的众多崇拜者以及更多的“对立者的对立者”，则因着他们自己的喜好，将普拉斯的形象一再改写。有那么多人怀抱对休斯的憎恨，在70年代达到一种巅峰；那些憎恨里带着尖刻与狂怒，有时又突然现出一点温柔的体谅，总之带着种突破一切的力量，甚至使得人们忘却了对普拉斯作品本身的欣赏与玩味。为了表达对普拉斯的声援，她的书迷们多次损坏她的墓碑，只为把休斯的姓名从花岗岩上抹去。然而，因为休斯与她的悲剧、甚至她的全部传奇，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捍卫普拉斯有时正是破坏了她真正的面目。

甚至连《爱丽儿》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尽管普拉斯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手稿，休斯却将其删改后才于1965年出版，而他所做的删减常常被读者认为是带着为自己脱罪的目的。而呈现了普拉斯原意的“修复版”最终于2004年问世。许多读者虽赞赏修复版才是公正地表达了普拉斯本人，却仍然更加偏爱休斯的版本：休斯的删改版最初出版时曾像一颗闪亮的流星般震惊了整个美国文坛。人们必须小心地表达这种偏爱：它暗示了一个女人的代理者的重要性，这一点总是令人不安。

2013年，人们迎来了，也送走了普拉斯过世五十年的纪念日。此时，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主角都已不在人世。普拉斯的母亲，奥蕾莉亚，在1975年出版了她的经过高度摘选的普拉斯通信集，《给家里的信》，她本人于1994年过世。普拉斯死后，休斯抚养了他们的一双儿女，并且再婚，后来还成为了英国的桂冠诗人；他几乎始终对普拉斯的事缄口不提。在1998年死于癌症前不久时，他出版了一部致普拉斯的挽歌集《生日的信》；根据所站立场的不同，有些人认为此书柔情款款，有些人则认为只是出于他的策略和计算。坚决站在泰德这一方的，他的姐姐奥文，和普拉斯早有冲突，最终逝世于2016年。普拉斯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普拉斯曾在《爱丽儿》里绝妙地描写过婴儿时期的他在小床里摆出的反重力体操的姿势，后来在阿拉斯加成为了一名渔业科研者；他在2009年上吊自杀。只有弗里达，活了下来，住在威尔士，做着一名画家和诗人。

尽管故事的主角们一个个离去，众多普拉斯的读者们仍能感受到一种极其复杂的亲密联系。我仍记得，当我在高中第一次读到普拉斯（现在许多人也是如此），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闯入者，被卷入一个无底的故事。如今我经常教她的诗，却极少将它们大声诵读；“红发的我 / 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这样的句子听一个男人念出实在显得诡异。然而，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镇这里，我却时常在出门办杂差事时，绕路经过普拉斯儿时的房子前面：那是一栋小小的白色殖民地式建筑，并没有一样标牌或牌匾。它如今矗立在那里，就如1953年夏日的一天里一般；那时普拉斯即将走入大学的第四年，她第一次试图自杀，吞下了一瓶药片，蜷缩在藏水管和电线的小房间里；就像她在之后《拉撒路夫人》中所写的，“我摇晃着，紧闭着 / 象一枚海贝”。那些对于普拉斯的描写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她是如何一方面吸引着读者对她产生心理认同，而另一方面却又在阻止这样的认同（马尔科姆的书便是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众）。今年春天，普拉斯与休斯的许多私人物品，包括书籍、打字机、木椅子，甚至普拉斯的格呢短裙和黄色连身裙，在伦敦进行了拍卖，其中一些物品被知名作家与研究普拉斯的学者拍走了。彼得·斯坦伯格是一名档案保管员，他也是普拉斯信件的编辑之一；他拍走了她的钓竿。她的物品自此四散，似乎预示了普拉斯那长久被保护在公众视野外的生命故事，终于大白于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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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普拉斯出生在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是德国移民，他是研究蜜蜂的权威人士；母亲奥蕾莉亚·肖贝尔比她父亲年轻二十一岁，曾经是名教师。父亲死的那年西尔维娅刚刚八岁，在那不久后她母亲便携她与她弟弟沃伦，从居民大多是工薪阶层的麻省海边小城温特洛普（奥蕾莉亚在那里长大），搬到了一个有几分时尚感的市郊小镇威利斯里。普拉斯信件的第一卷中，收录了在1940年至1956年中的通信；它们中最早的，是现存唯一一封普拉斯写给父亲的信，而后我们随着信件的轨迹，看到她从女童军，走到威利斯里高中，再到史密斯学院，她在那因学业优异屡获奖学金。在这一卷中，我们能看到普拉斯唯一一部小说《钟形罩》的原始素材，该书中一个重要情节的原型便是普拉斯第一次尝试自杀的经历。第二卷则包含了1956年至1963年间的信件；这段时间里普拉斯从欢快的状态一路滑向绝望的深渊，她却尽一切努力，不断写着充满快活情绪的信。

我们起初在这些信里所见到的那个普拉斯，似乎与仅仅在几年前吞下母亲的安眠药片试图自杀的姑娘判若两人；而距离那个几年后在伦敦家中厨房开煤气自尽的普拉斯，似乎又更加遥远。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也许就是，普拉斯一直不断地经历变动。在剑桥，她与休斯相遇；在麻省的北安普顿，她曾于1957年受聘于史密斯学院做起教职；在波士顿，他们夫妇挤在一处“小小的写作者的角落，从那儿能眺望远处的房顶与河流”——在那一间间房子里，普拉斯从事诗歌与小说创作，经营休斯的事业，一边也购物、做饭，跟杂务工人与邻居打着交道。这其间她从未停止与母亲大量通信交流近况，并且时常写信给弟弟，还定期和休斯的父母和姐姐通信。在一家当地杂货店填写信用申请时，普拉斯发现，“让我觉得十分好笑的是，我们竟不符合任何一种标准‘美国年轻夫妇’的条件：我有份工作，而泰德没有；我们没有车，没在用分期付款买家具，没有电视，没有任何赊账账户。我们简直就像是从外国空降来的一样！”她看起来时常像是一阵旋风。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她附上了两首新作的长诗；她抱怨着经期腹痛，说是只有靠喝鸡汤还有下决心明天“再写上九十行诗”才能得以缓解；她还说起利用了“灵感中的残渣”给“都乐菠萝”的广告曲创作比赛写了六段歌词，“说不定能赢到一辆车，或是五辆，或者是15000美金。”她另外还参加过“海因兹番茄酱”、“法兰西芥末酱”、“利比番茄汁”和“斯兰德瑞拉内衣”的广告创作比赛。

让普拉斯能对现状感到喜悦的，常常是对下一站的期许。1959年末，由于事业上的一些成就（普拉斯的好几首诗被《纽约客》杂志刊登，而休斯则因第一部诗集《雨中鹰》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夫妇两人搬到了伦敦生活；他们住在樱草花山那一区域，就在伦敦动物园的附近，甚至能听到狮子的吼声。即将搬离麻省时，普拉斯正怀着弗里达，那时休斯发誓说两年后他们就会搬回来。那年三月份，她写道，“在长达三个月无奈的社交生活之后，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散步、读书、自娱自乐。”就在此时，在她对找房子、烤肉饼这般琐事流露出的许多烦躁心情中，我们渐渐看到“零和”的感受在她心中升起。普拉斯的自传作家安妮·史蒂文森曾说，她曾一连三个月仿佛中了文思枯竭的魔咒，几乎没有任何诗歌创作。批评家阿尔·阿瓦雷兹当时曾在这对夫妇居住的伦敦寓所中为《观察家报》做休斯的访谈；他说，在休斯侃侃而谈时，普拉斯在后面缩着，那样子“完全是黯然失色的”，与其说是个诗人，更像是“一个厨具广告里的年轻太太”。事实上，休斯的圈子中不少人都有相似的“男性至上视角”的看法：他们会说普拉斯“是个彻彻底底美国人的样子。”这类说法也隐隐表明，普拉斯在那里大概不会有什么有趣或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樱草花山住下两年之后，休斯曾承诺过搬回美国的两年之限悄然过去；而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尼古拉斯，已经降临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