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收集上传了一些颇有历史的政府宣传片，给这个系列片添加的描述是：“政府背书的迷你恐怖短片”。这些片子大多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我对它们中的每一部都很有印象，因为它们确实都拍摄得让人怕得不得了。明目张胆地散播恐怖，在三十年前看起来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十分合理的方法，而它确实也奏效的。穿戴着不祥的僧人斗篷的无脸人，他是暗夜与寂寞水塘的幽灵；他总是等待着小孩子掉到水库、水井和池塘中。还有人从高压电缆塔接到一只飞盘随即被烧焦。如果你那时候在英国生活，并且家里有台电视机，那些画面一定会激起一种神经反应（这正是宣传片拍摄者想要看到的），那便是发自心底的恐惧。我们有太多要害怕的了：开阔的水域、陌生人带来的危险、电线塔、蘑菇云，也不要忘记“哐啷”和“咔啦”（这两个流行的拟声词来自于吉米·萨维尔1970年代呼吁使用安全带的宣传影片，片中有假人偶将汽车挡风玻璃撞碎飞出去的情节）。然而，一个宣传片却未被BBC收集在这个系列之中，那却是最骇人的一部。

任何一个1986年在英国看过电视的人，一定都还记得那个关于墓碑的影片。让人不安的音乐伴随着幽灵般的叮当之声，影片的色调是不祥的黑色与灰色。我们见到一座火山喷发，碎石持续地滚落；我们看不见任何身体，却不知从哪里伸来一双手凿着岩石，将“艾滋病”三个字刻在一块黑色厚板上。约翰·哈特为影片解说，用怪诞的男中音腔调向人们警告着那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险情。每个人都可能沾染上它，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直到现在为止它还只限于小群体之中，可它却在慢慢传播开。”一块墓碑出现在暗夜的雾气中，又在一声巨响中倒下去；片中传来的声音告诫着我们，不要死于无知。而后，一束百合花和一个政府小册子一起被掷到了地上。在YouTube上，有网友上传了这部短片，并配了如下说明：“这是部在八十年代把所有人都吓出屎了的公共宣传片。”有人批评该片过分地制造了恐慌。事实上，制片者原先是打算用一段原子弹的警报作为影片开头的，但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觉得那样就实在太过戏剧化了。影片的设计者之一，马尔科姆·加斯金在2017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真的按原计划做这个片子的话，我想大概所有人就都立刻去海滩了。”

在我的一生里，艾滋病从来都是个可怕妖怪的形象。直到今天我还在害怕它，正是因为那部影片在我身上遗留了条件反射的作用。但是，别人已不再怕它了。现如今，那墓碑的影片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似乎也淡忘了HIV病毒的威力（病毒的威力主要限于贫弱的国家和高危人群中，比如罪犯、中东地区被尤其污名化了的同性恋者们，以及被她们的性伴侣感染的异性恋女性）。去问问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包括我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是否还对艾滋病有什么担忧：你得到的答案会是，他们根本不担心这些。病毒学家告诉我，他们的学生们觉得那些讲HIV的课程只是历史课而已。

艾滋病的从业人员称我们正处在一个“平稳时期”。情况似乎比原来有所好转：被感染的儿童数量变少了，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也在减少（在十年前，全球每年有不到200万，现在这一数字被控制在100万以内）。我则认为我们并不是处在平稳期，而是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HIV病毒仍在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杀死的是“他者”。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在直女之中被认定是一种流行病，可是那些被感染的直女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那些认为HIV已成历史的年轻人，看到3690万人携带HIV病毒这个数字，会觉得那些人都是生活在别处的。“无视”，已成为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同样厉害的武器，使人们得以与疾病保持距离。

2017年，美国政府将国家艾滋与HIV资源信息网的域名从AIDS.gov改成了HIV.gov，这是为了反映如今在美国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较过去减少很多了（美国的非裔男同性恋中却并非如此：如果当前的感染率保持不变的话，该人群中不久后便会达到两个人中就有一个HIV感染者的水平）这一事实。在大多数国家，针对HIV感染者的入境与旅游限制已被放宽，但在有些地方，感染者们仍然麻烦重重：在巴林，任何HIV检测呈阳性的人将被驱逐出境；在伊朗，入境停留三个月以上的人必须接受HIV检测并呈阴性；伊拉克要求每一个停留超过十天的游客做HIV检测，并会驱逐所有检测呈阳性的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其他国家有着类似的规定与限制。

美国在2010年取消了此类入境限制，这时距离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面世已过去了十四年。一方面，据关于HIV的旅游与居住全球数据库显示，携带HIV病毒的人员已能“像所有人一样”入境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免签证计划甚至不再将HIV认定为可传播的疾病。这一认定多少令人费解，因为认定HIV不可传播仍然是个错误的说法。HIV与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无保护的性行为、吸食毒品）紧密相关，它仍旧是个传染性的疾病。人们从未停止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想必也会继续做着这些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关HIV的说法在文字上是更为准确的：在它给医生发布的，有关对移民与难民需要做的检测的指导手册中，写到HIV“已经不再是公共卫生重要性较高的可传播疾病了”。

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六的已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地区，HIV病毒已经可以被控制到无法被检测出的程度，而HIV呈阳性的人也能和普通人有相似的寿命了。在此情况下，病毒在人们心中再次成为了小众群体中才流行的瘟疫；他们是毒品吸食者、同性恋者，他们是不安全的人，是他者。他们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是正常人。与这类想法一道，和病毒相伴随的耻辱与污名也卷土重来。除了在贫困人口中之外，我们已经很难清晰见到艾滋病的痕迹了。于是我们关起那些“违规者”，狠狠打击他们，只因他们提醒了我们HIV仍然未被消灭。现在，那污名的形式已不再是墙面上满含恶意的涂鸦，而变成了冷酷的（且是不公的）法律制裁。

麻烦始自莱恩·怀特。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以这个青年为名的法案；他因为携带HIV而被学校开除，当年就死于艾滋病。这项旨在为低收入的HIV携带者提供资助的法案，同时要求美国各州表明，它们的法律允许起诉那些将HIV病毒的危险暴露给他人的人，和确实传播了HIV病毒的人。在那个时候，暴露HIV病毒的危险被认为是等同于实际传播了HIV病毒。今天，病毒学家们已了解，HIV病毒事实上是很难被传染的。有许多病毒比HIV病毒要有更强的适应力；HIV病毒传染性很弱，只能在某些体液中传播，而不能在空气中传播，马桶坐便以及接吻也都不会传染。

然而，72个国家都有针对HIV病毒的未告知、暴露以及传播的法律条款，其中61个国家曾使用过这类法条。数百人被关在监狱中不是因为传染了任何人，而仅仅是由于关系破裂和与之伴随的怨怼与矛盾。苏格兰的法律不仅起诉HIV病毒的传播者，也可以起诉暴露HIV病毒危险的人员；英格兰和威尔士则只会起诉因“鲁莽行为”传播了病毒的行为。HIV已被用作一件武器，而举起这武器的却并非携带着病毒的人。

改变一个辅音，我们来看看HPV，人类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是几乎所有种类的宫颈癌、肛门癌和直肠癌的病原之一。在英国，每年有三千名女性被诊断出宫颈癌。这是三十五岁以下女性中最高发的癌症，而几乎所有宫颈癌都是由HPV病毒引起的。HPV是一种性传播的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阴道性交、口交与肛交。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在英国却从没有人由于传染了HPV病毒给别人而被起诉，即使是在英国一年有将近一千名女性死于宫颈癌的情况下。

这中间的差异可并不是来自于两个病毒的英文缩写所差的那一个字母，它们的不同之处是患病的人群。道格拉斯在1966年写道，想要更了解洁净的法则，你便先要弄清这法则是将哪些人划在了那条界线之外。“健康”，即是洁净。HIV感染者正在污染整个人群，他们是威胁着秩序的那些“不洁物”，或者至少是带有威胁性的不洁物的具象化。为了使我们的家保持清洁，把危险拦阻在外，我们必须得将他们清扫出去。有史以来，人类在面对暂时无法解释的危险与攻击时，从来都是采取这类动作的。现而今，我们已经认识了解了HIV病毒，却还尚未攻陷它。在南非，尽管免费供应药物已有数十年，仍有七百万人带着HIV病毒生活着：一些HIV呈阳性的青少年不愿忍受药物的副作用而停药，这就使得病毒的抗性增强，而这些青少年之后却无力承担更加昂贵的二线与三线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非洲的艾滋病专家们非常担心，会有第二波的艾滋病流行发生。

我们应该害怕的并不是HIV阳性的人，而是病毒本身的威力。病毒虽已被“驯化”，却并未被彻底打败。我们作为打击对象的，常常是我们打击起来更容易的目标；我们针对病毒携带者的严苛裁决，常常体现了我们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份恐惧明明早已该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研发出时消退了的。相关法律被用作惩罚那些“违规者”的武器，这些违规者不断提醒我们，HIV/艾滋病并未被彻底打败。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使用护身符、巫医和魔法药水对付所谓“病魔”。我曾亲眼见过尼泊尔当地一位“疗愈者”在一个小女孩脸上猛扇巴掌，冲她体内的恶灵喊叫着，命令它从她的身体中离开；当时那情景令我瞠目结舌。我想，她的疟疾寄生虫大概不会真的被这个巫医的行为撼动吧。

将疾病污名化是一件古已有之的事；它的具体形式随时代演变，为的是一直能够把“污染者”锁在他们该待的一亩三分地里；但这一传统与习惯并不是完全不可祛除的。它是从恐惧中孕育而生的，或许我们也不该要求人类在还未战胜恐惧时非要先推翻这个旧习。然而我们该认清的是，我们害怕的事物中包括了那些携带着不可被检测出、亦无传染性的病毒的人们，他们是完全无害的。范围过宽、过于严苛的HIV法律就像文化遗产一般，也好似护身符和巫毒娃娃。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写道，“这份惊吓与恐惧，这神智的黑夜，无法被太阳的光芒、抑或是白天光亮的长矛驱除，战胜它的只能是自然与她的法则。”

加州于2017年对HIV相关法律做了积极的修正：“在明知道风险的情况下，将他人暴露在HIV的危险中”现在将只被认定为轻罪，而相应的监禁判决则从数年缩短为六个月。如今，暴露HIV危险给他人这一罪名，已与暴露其他可传播疾病的风险被同等量刑。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都已采用更轻的惩罚性法条。甚至白俄罗斯也宣布将修订第157项法条，并且将重新审理一类案件，这类案件中HIV的女性携带者是被起诉的对象，而她们的伴侣事实上是早已知道被传染的风险的。HIV相关的许多法律是有失考虑的。但也许更为糟糕的是，针对HIV病人的判罪使得人们更愿意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持缄默，甚至让有些人根本不愿去做疾病的检测：假如你根本不知道你携带病毒，那就没人能就“未告知”起诉你。

我并不是觉得，一个跟自己的前任讲出“毁灭吧！你已经传上了”这样的话的男人应该被脱罪。但我希望，人们至少应该证明这样的人是在故意制造危险；只要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他自当被起诉。如果事实并非这种情况，那么已经有些过时了的刑法则应追赶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当这些刑法导致了错误的后果，我们就该大声发出抗议，就如“赛罗项目”和“HIV正义网络””这类优秀的社会活动团体一样。假如我们不这样做，而是在看到那些根本没感染任何人的病毒携带者（事实上即使他们试着去感染别人也未必能成功）锒铛入狱时，没有一点反应，那么我们也就无异于那个猛扇小女孩巴掌的巫医，而我们的法律也就无异于那名巫医的迷信把戏了。

原文 Why is there still stigma attached to a virus we can control? By Rose George

发表于2019年1月30日 万古杂志（Aeon）

病毒既已可控，污名缘何不散？

说到HIV罪犯，你就能想象出他的样子。他是泽德内克·费弗尔，那个显然有意把病毒传染给他的同性伴侣们的捷克“HIV散播者”。他是达瑞尔·罗威，那个称自己体内“浸满了”艾滋病病毒，感染了五个男性的英国发型师。罗威还在跟其他五个人发生性行为时蓄意弄坏安全套，还跟其中一个说，“我拿下你了。毁灭吧！你已经传上了。”他是华伦迪诺·塔鲁托，那个在网上钓女人，与她们发生性行为使她们感染的罗马会计师。他是那个满腹阴谋并且从无责任感的，小报上最爱刊登描绘的恶魔（多数时候是男性，但偶尔也有女性），他记录着被他感染和吓破胆的性伴侣的名录，在性行为上随意胡来，蓄意地伤害着别人。他们是魔鬼，是故意的传染者。

2006年，莱斯利·弗拉格在一个圣经学习小组认识了一位男士。她住在爱荷华州的苏城，是名四十多岁HIV呈阳性的女性；后来弗拉格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常常殴打她。他对弗拉格声称，如果她报警的话，他会告诉警察说弗拉格让他暴露于感染风险之中。她于是没去报警，但是邻居报了警。在该男性向警察表示弗拉格并未向他告知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后，按照爱荷华州的709c法条，她被判处了二十五年的监禁缓刑，四年保释期，并会在性侵犯者名单上挂名十年。就这样，明明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弗拉格，成了艾滋病罪犯。2009年，爱荷华州的尼克·罗艾德由于未向他的伴侣告知他的HIV感染情况而被判处监禁二十五年。同年，罗伯特·萨特在被前伴侣控告未告知HIV感染情况时，经过认罪协商，最终被判在路易斯安那监狱服刑六个月。

弗拉格、罗艾德与萨特除了HIV（也就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感染到任何人。没有人受到他们的伤害。然而，认定艾滋病罪犯并不需要他们感染到了别人。2013到2015年之间，俄罗斯就以艾滋病犯罪的缘由逮捕、起诉和宣判了至少115个人，而所谓的“艾滋病犯罪”有着很宽的范围，包括未告知（没有向你的性伴侣说明你有艾滋病毒）、接触（当你携带艾滋病毒，通过性行为或吸毒行为，将他人暴露在艾滋病感染的危险中）以及传播（使他人受到了病毒感染）；美国因为这一罪名关押了104人；意大利至少6人；澳大利亚至少5人；德国至少5人。白俄罗斯的第157项法条（Article 157）是世界上最为苛刻的一项针对艾滋病的法律，在那里，由疏忽大意或是“间接意图”造成的感染将被起诉；2015至2017年间，就有128起依照该条法律起诉的案件。在犹他州，如果参与卖淫活动的人是HIV-阴性的，那么他就只会被判不到六个月监禁的轻罪；而假如这个违法者是HIV-阳性的话，同样的卖淫行为就成了五年监禁的重罪，不管是否有人受到了病毒感染。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估算，在地球上46%的地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都已经能够免费提供给需要的病患。在这些地区，HIV-阳性的患者只要按时服药，他/她就可以被认为是“不会被检测到的”和“没有传染性的”（undetectable and untransmittable）。PARTNER-2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药物能够让人体内的病毒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以至于标准的检测是无法测到病毒的；另一方面，传染的几率也可以“在科学上被认为是等同于零”。然而，这项医学上十分了不起的进步却完全未能动摇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法令。美国有十一个州将通过吐痰和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毒认定为犯罪，而这在实际中已经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了。

现如今已是2018年，艾滋病领域的医学进步，与那些旨在限制艾滋病传播的法律法规，看起来是那么不相匹配。特别是，在很多国家仅仅是“有艾滋病毒”这件事就能构成违法犯罪行为，而在这些国家里，携带病毒的人已经差不多可算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并且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了。这一切我们应该作何理解呢？

“污名”（stigma）一词，从词源上可以追溯到木棍和希腊：这个词最早是指用烧着的木棍或是彩色的圆点在奴隶身上做标记的动作。污名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起一条边界、一面墙，尽管“我们”与“他们”的具体所指常常是不断变化的。污名通常肉眼可见，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不一定如此：我曾在尼泊尔见过在经期被圈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棚屋里的女孩和女人们，这是出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禁忌；那种禁忌与污名有着同等强大的力量，却不留下任何可见的印记，只见可怜的人们走向被放逐的道路。禁忌与污名，纯洁与污秽：这些都是“正派的人群”用来保证自身安全的一些管理手段。

正像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1989）中所写的，那些最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总是那些带来某种标签，甚至扭曲了人的模样的疾病。它们成为了令人恐惧的瘟疫：“最让人害怕的那些病，包括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在很多人心目中的）癌症，它们的特别不仅仅是致命，更重要的是彻底异化了人的身体：它们最容易被认作是‘瘟疫’。”这种对于瘟疫的划分实际上是无甚逻辑的：一些人们最害怕的疾病其实并不致命，也很难患上。另一样常使得一种病与污名挂钩的元素便是性了：当你可以将一件事归罪到人犯下的错误上时，贴上污名的标签就显得更为合理了。想想声名狼藉的梅毒病人，和道德败坏的麻风病人（麻风病一度被认为是性传播的疾病，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吧。污名把不洁的与被污染的标记了出来；而“纯净”的人们获得了安全。于是人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

“所谓的‘绝对的污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观者的眼中”，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1966）一书中写到。“我们对于疾病的看法也并不总能解释我们那些清洁和避免污物的行为。所谓的脏东西真正挑战的是秩序。清除它们不是一个消极的反应，而是人们管理周遭环境的一个积极的动作。”洁净与禁忌，便是同一个秩序体系的两个对立面。

HIV/艾滋病具备了一个现代瘟疫所需的一切要素。西方人相信它来自“别处”（也就是非洲）——就像霍乱（从亚洲来的）和麻风病（从上帝那来的）——因此就可以把错怪在外国人身上。它感染的主要群体是那些小众人群：男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他们道德败坏，因而也就可以觉得他们都是自作自受。并且，艾滋病会在皮肤上留下可见的红斑，伴随着卡波西氏肉瘤，和整个憔悴不堪的身体。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HIV感染者很容易地成为了替罪羊，而以污名化的方式对待他们也常常是带着些卑鄙动机（有的动机还带些地方特色）的：美国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威廉·巴克利明确表示希望所有同性恋都被强制刺青。在1970和80年代的英国通过被污染的血液制品感染HIV的血友病病人们，他们的家一度被人涂鸦写着“艾滋病的人渣”，他们的小孩子们也常备受欺凌。人们大声嚷嚷着，好让怕人的东西离自己远些。

玛莉·马龙是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厨子，出生于爱尔兰；在被发现是健康的肺结核携带者之后，她却继续给人做饭，也就持续把病菌传染给了其他人。她帮工过的人家曾对她十分亲善；但在她的“罪行”（最终人们查清她与51例感染和3例死亡有关）被揭露后，报纸就开始登载抨击她的漫画，那些画中描绘她把骷髅头丢进炸锅中，称她是“制造伤寒热的移动工厂”。事实上，也有其他健康的伤寒热带菌者比玛莉感染并杀死了更多人，却只有“伤寒玛莉”落得了这个可怕的绰号，也只有她遭到了终身监禁的待遇。既是劳工阶级，又是移民出身，还是个拒绝合作的女性：无怪乎她成了背黑锅的完美对象。

她最著名的继承者是所谓“零号病人”：这是个据说性关系十分随便的加拿大空中服务员，名叫基坦·杜加；人们曾一度认为，是他把HIV病毒带进了“文明世界”。后来经过一番流行病学研究，人们发现对杜加的这种认识其实是缺乏根据的，然而在公众的认知中却再也抹不掉他的这一“罪行”了。

在那之后，HIV病毒传播到了一般人群之中。当人们不再能把病毒全部归罪到一些特殊人群身上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笼罩在恐惧中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