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The Case for Not Being Born By Joshua Rothman

发表于2017年11月27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题记：持反出生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大卫·本纳达认为，如果所有人都不再生小孩，一切会变得更好。

大卫·本纳达也许是这世界上最悲观的哲学家了。作为一名“反出生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是如此糟糕，而人类也该出于同情心的考量不再生小孩。“尽管有些不错的人会尽自己努力让他们的小孩免于受苦，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人意识到，唯一一种最能保证让他们的小孩不再受苦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不把他们带到这世界上”，在他2006年出版的《最好从未来过：“被存在”制造的伤痛》（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一书中他如是写到。在本纳达看来，生殖这件事本身便带有残忍和不负责任的属性；这不仅因为可怕的命运有可能会降临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更因为生命本身就“浸满了不幸”。而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论述，他认为如果所有有感知力的生命全部消失，那这世界就能变得更好些。

作为一本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最》一书获得了可说数量多得不寻常的读者。在“好读”（GoodReads）网站上该书评分为3.9，其中一条书评称其为“对那些认为生殖有理的人来说必读的书籍”。几年前，尼克·皮佐拉托（他是《无间警探》的剧作者）读了此书，而后创作了拉斯特·科勒一角（马修·麦康纳饰），这是个带着虚无观念的反出生主义者。（科勒在片中曾说，我觉得人类产生意识实在是进化长路中的一个悲剧。）当皮佐拉托向媒体提及此书时，一向不在公众露面的本纳达突然跳出来在一系列专访中澄清他的一些相关思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比科勒的有更深刻的见地，也更带些人情味儿。现在，他已出版了另一本书：《人类的困境：生命大问题的诚意解答》（The Human Predicament: A Candid Guide to Life’s Biggest Questions）；这本书里，本纳达对他反出生方面的思考做了修正与补充，尤其是增加了许多情景化的分析。此书以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一句诗作为起首：“人类 / 忍受不了太多的现实”；他承诺要用冷峻的论述来解答这类问题：“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无意义？”“如果人能永生，那会不会更好？”

本纳达1966年出生于南非。他是开普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也负责该校的生命伦理中心；这所中心正是他的父亲所罗门·本纳达（他本人是一名全球健康专家）所创建的。有趣的是，本纳达把《最》一书题献给了他的父母，“尽管是他们使得我‘被存在’的”。除此之外，人们很难在网络上发掘出他的其他信息。在网上找不到他的一张照片；YouTube上他的教学视频也只是呈现幻灯片。在一个名为“大卫·本纳达到底长什么样？”的视频中，制作者将一张从教室后面拍的模糊不清的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标注着“大卫·本纳达”的箭头指着一个只能看到像素的戴着棒球帽的男人。

《人》一书问世后，我写信给本纳达询问可否与他见上一面。他很快答应了；但当他看过我从前一些文章后，他写了一条短讯给我：“我发现在谈及你的采访对象的工作之外，你还喜欢细致描绘对方”。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是个注重保护隐私的人，如果你像其他采访文稿那样写那么多关于我的细节，我会非常不舒服。因此，当我觉得你的问题太过私人的话，我会拒绝作答。（我同样会非常不能接受你登载我的照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愿继续对我的访问，我完全能够理解。而假如你愿意接受我所讲的这些，那么我也将欣然接受你的访问。”

毫无疑问，本纳达从本性上讲就不是个愿意暴露在公众目光下的人。但他对个人生活的保护也可说是有意为之：这使得他的读者没那么容易对本纳达其人做心理分析，也不能将他的观点简单地归因于他性情中的一些方面，譬如抑郁和创伤的经历。他希望人们能直面他的论述，而非他本人。后来他跟我说，“有时人们会问我，‘我有小孩么？’”，（他讲话沉静，语速平缓，带着南非的口音）“而我说，‘我看不出问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有的话，那说明我是个伪君子——但我的论述仍旧可以成立。’”当他告诉我他从很年轻时便开始有反出生主义的观点，我问他是多年轻时。“还是个孩子时”，他稍作停顿后这样说，并且露出了不安的笑容。我明白这就是他所不愿回答的私人问题了。

我和本纳达在世贸中心会面，《纽约客》杂志的办公室设在那边。他身量很小，长着一张精灵小矮人般的脸庞；他穿着很整洁的长裤和浅紫色毛衣，而我是从棒球帽认出了他。在大楼的六十四层，我们在一对毛绒的椅子就坐，就在能够俯瞰曼哈顿全景的窗户旁边：左面是哈德逊河，东河在右面，中间则能眺望曼哈顿中城的无数摩天大楼。

社会科学家们常常会让人们评估自己的幸福程度。一份典型的问卷中，受访者会被要求从一（“你能想到的最差的生活”）到十（“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给他们的生活状况打分。根据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在2014到2016年间受访的美国人给他们的生活打的平均分是6.99：低于加拿大的7.32，高于苏丹的4.14。另一份调查则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考虑所有因素，你认为你1）非常幸福，2）比较幸福，3）比较不幸，还是4）非常不幸？”近年来，印度、俄罗斯和津巴布韦这类国家中的评分有所提升。1998年的时候，93%的美国人称自己非常或是比较幸福；而到了经济大衰退后的2014年，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也只是降了一点点到91%。

简要地说，人们一般认为生活还算不错；但本纳达则认为人们在这点上都想错了。“和许多人的想法不同的是，人类生命的质量实际上是低得可怕的”，他在《人》一书中写到。他列举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灾难与痛苦来证明，即使是那些觉得幸福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比他们认为的要差很多。他写道，我们几乎总是不是饥就是渴，不然的话就得要跑厕所。我们常常会感到“温度上的不适”（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或是觉得很累却没法打个盹。我们被许多事困扰：身体瘙痒、过敏、感冒、痛经和更年期潮热。人生就是个不断“受挫折和被激怒”的过程：我们得要等红灯、排长队、填没完没了的表格。我们被逼无奈要去工作，常常感觉到被工作榨干；即使是那些“喜爱工作的人，也很可能有未能实现的事业抱负”。许多寂寞的人总是走不出单身，而那些结了婚的却不停地吵架跟闹离婚。“人们想要更年轻，或者看起来、感觉上更年轻，然而却阻挡不住变老的脚步。”

人们在孩子身上寄予希望，然而，当他们的小孩后来因种种原因使他们失望时，人们常常感到深重的挫败感。当我们身边有人承受痛苦，我们也因看他们受苦而感到苦楚。而当他们死去时，我们又要承受丧亲之痛。

对于这类的观点，一种膝跳反射般的回应是，“既然人生这么糟糕，那你何不自杀？”本纳达花费了四十三页纸的笔墨来论证，死亡只会使问题更为糟糕。“活着是件很坏的事，但死也一样坏”，这便是他的结论。“当然，并不是关于‘活着’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死亡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事。然而，生与死，在最关键的层面上，都是可怖的。它们两者一道，组成了一套关于’存在‘的夹钳，用可怕的方式紧紧控制着我们，使我们一步步陷入困境。”他因而论述道，从一开始便不迈入这困境中将会是更好的选择。人们有时问自己，这人生是否值得去活。本纳达则认为最好采用更加细化的问法：生命是否值得继续下去？（是，因为死亡是件很坏的事。）是否值得开启一段新生命？（不。）

本纳达绝不是唯一的反出生主义者。诸如莎拉·佩里的《每一个摇篮都是一座坟墓》和托马斯·里歌帝的《关于人类的阴谋论》等书都有着广泛的读者群。有非常多的“有厌世倾向的反出生主义者”：譬如“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便是一个有几千名成员的组织；他们相信，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应从地球上消失。对那些厌世反出生主义者而言，有问题的不是“人生”，而是我们人类本身。相较而言，本纳达应该说是一名“慈悲的反出生主义者”。他的思想与哲学家托马斯·梅辛格颇为相近，后者是一名专门研究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学者。梅辛格支持数字化的反出生主义；他认为不应当创造出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序，因为这样做将会增加世上的痛苦。而反对人类的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像拳击手会准备应对不同的对手一样，本纳达也设想了许多不同的反对声音。很多人都认为，生命中包括爱、美、新的发现等那些最美好的经历，能够弥补上坏的那一部分。对此，本纳达的回应是，痛苦的糟糕要胜过喜悦的美好。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他说，“‘长期性的疼痛’是有的，可是却没有‘长期性的快乐’。”另外，痛苦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你会不会愿意承受五分钟你能想象到的最剧烈的疼痛，来获得五分钟极致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错过好的体验并不似拥有坏的体验一样糟糕，这中间颇有些抽象的哲学思辨。本纳达解释道，“对一个已然存在的人来说，糟糕的事情的存在是坏的，而美好事情的存在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将此和这个人从未存在过的情形相对比呢？我们将发现，糟糕的事情的缺失是好的，而美好事情的缺失却并不怎么糟，因为并没有人被从身上剥夺去那些好的东西。”这种逻辑上的不对称“使得‘存在’这件事输得毫无翻身余地，因为它表明了，一切的不快、痛苦和悲伤都是可以被终结的，并且是以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

另一些人则争辩说，讨论痛苦与快乐根本是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就算生命不美好，它至少是有意义的。本纳达则回应，人类的生命从宇宙视角来看完全是无意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宇宙”中，甚至可能是在一个“多重宇宙”里面；我们受制于完全无目标，亦无目的的自然力量。那么既然不存在宇宙意义，所剩的就只有“人间的意义”了；就这一点，本纳达写道，“人们常使用的一种说法事实上是种循环论证：他们说，人类生存的意义就是人们可以帮助彼此。”本纳达也反对那种认为痛苦与折磨本身可以给人类的存在带来意义的说法。他说：“我不相信痛苦可以赋予人生意义。我觉得人们在痛苦中找寻意义正是因为，如果不如此做的话，痛苦就显得太毫无理由而难以承受了。”他说，“纳尔逊·曼德拉确实在他面对苦难的过程中找寻出了生命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处的极端恶劣的境况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

我问本纳达，为何不能用“人们可以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来回应他的这种看法。他告诉我说，在将来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并不能成为处在当下的人们受苦的理由；更不用说，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好得多的地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学到教训。也许有个别的人能记住些教训，但你还是会发现你身边总是在发生疯狂的事”，他说。“你可以说，‘噢，我的上帝！你难道看不出你正在犯以前的人犯的错误么？我们就不能换种方式来做事吗？’但这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最终，不幸与痛苦已经被深深写进了人生的架构之中，再也不能被消除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眼中溢满泪水。“我们被要求去接受那些根本无法接受的事。人类与其他生物必须要承受他们一向所承受的那些，这完全是不能容忍的，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果这是一次日常的交谈，那我定会讲些安慰的话。而此时，我无言以对。

本纳达早先选了一家纯素食的餐厅作为我们用午饭的地方；我们起身往那边走，沿途漫步在哈德逊河边。在维西街的尽头，我们经过了爱尔兰饥荒纪念碑：这是一片四分之一英亩的地盘，2001年从爱尔兰空运过来的泥土建造的，人们在这里纪念那个国家的大饥荒中死去的上百万人。在本纳达建议下，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阅读走道边上刻着的历史上人们留下的话。大饥荒持续了七年；一个人在忆起大饥荒时写道，“它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如一个悲伤的长夜一般。”

那天十分温暖。在巴特利公园里，妈妈带着小朋友们在草坪上野餐。一些同事们在打桌球。而在水边，情侣们牵着手漫步。在小路上能看到有人在跑步：没穿上衣的男人露出发达的肌肉，女士们穿着时髦的运动衫。

“你是否曾感到过，你的信条与你周围的环境也许有些不协调？”我问。

“我并不反对人们享受生活，也不否认人生中确有些很好的事发生，”本纳达说，脸上露出微笑。我侧眼看到他脱掉了毛衫，外面只穿了衬衫；他并没脱掉帽子。这时我们经过的所在，八周之后一个二十九岁的男性驾驶一辆货车撞死了八人，九人受伤。

几乎所有人都会对本纳达的哲学感到不安，事实上他自己亦是如此；正因此，他对向别人介绍他的观念总是抱有矛盾的心情。他不会走到教堂里面，大跨步到讲坛之上，对众人宣讲“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时，他也并不喜欢去向人们散布反出生主义的论调。他说，人生已经充满了不快与不幸了。他总是反复告诉自己，因为他的书非常哲学和学术，一定只有那些专门去找这类书的人才会读到。他有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说本纳达道出了他们秘密的心声，他们因而深表感激。有一位有好几个小孩的男士在读了《最》一书后告诉本纳达，他觉得生下那几个小孩就是个彻底的错误；而受身体和心理疾病折磨的读者则向他描述，他们多希望从未来到这世上。与他交流的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抱着与本纳达相同的信念，而与之而来的对世界的悲观令他们无所适从。“对于这样的人我感到十分难过”，他用一种温柔的声调说。“他们对现实有着清醒而精确的认识，而同时他们却在为此付出代价。”我问本纳达，他是否曾觉得自己的想法令他无法承受。他尴尬地笑了（显然，我又问了个过于私人的问题），说道：“写作能够帮我缓解。”

他并不觉得反出生主义会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思想：“它跟我们人类的太多生物性的内在动力都是相冲撞的。”但对他而言，这种思想也同时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整个世界的一切疯狂与痛苦，你与我又能做点什么来面对呢？”我们散步的时候，他这样说着。“但是每一对夫妻，每个人，都能做出不生孩子的决定。当人们这样做时，就能使大量的痛苦不被带到这世间，这是件多好的事。”当他有朋友生小孩的时候，他必须注意自己讲些什么。“我感到整个人被撕扯”，他说。“考虑到生孩子这件事会带来多么深重的人生困境，这真是件糟糕透顶的事；而另一方面，乐观一点也能让人生变得不那么难以承受。”几年前，一位同是哲学家的好朋友告诉本纳达说她怀孕了，他一下子不知该说些什么。“拜托，你应该为我感到开心的啊！”那位女士说。而本纳达在深思良久后说道：“为你，我感到开心。”

午餐时，我们邻桌坐着一个母亲带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八岁上下年纪，穿着小裙子捧着一本书。“你想把这些打包带走么？”妈妈指着桌上的薯条问她。

“嗯！”小女孩答道。

我继续和本纳达交谈，但因为身边坐着一对母女，我感到再继续谈反出生主义有些不便。于是在午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愉快地交谈工作方面的习惯。饭后来到街上，我们握了手。“我再在附近走走”，本纳达说。他打算先在西村这块街区逛一逛，再赶去机场。我向南走了一段，到了世贸中心附近；我走进“眼窗”（Oculus）里面，那是在9/11遗址的地点修建起来的车站兼大型购物中心。它高耸的屋顶中心形状如脊柱一般，两侧展开的肋条似的结构是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它像是一具骨骼，也像一座大教堂。我站在扶梯上，看到下面有个女人一只手缩在外套里，想要把另一只也揣起来却十分费力。一位体态发福看起来是商务人员的男士，带着耳机，快速从我身边扫过时他的手提箱撞到了我身上。我看到他走下去，手里拎着那女人的大衣，她很快钻进了那衣服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