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丽买单》(Buying Beauty)是一本叙述中国审美标准以及与之伴随的消费主义的书,作者文华(音译)认为,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在这个长久以来崇尚“服从”的社会里面的确是个新生事物。“美图和整形手术会让人觉得似乎能够做自己身体的主人了”,她说。“但是,这算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吗?”在文华看来,这种对美的狂热追求其实并不是一种对自由的表达,反倒是对来自社会的,甚至是经济方面的压力的一种反应。老一辈的中国人从小生活的环境里是有“铁饭碗”的,它完全靠政府提供就业保障,因此生活是很有安全感的。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没有类似的社会安全网了:他们所处环境的现状是,大学毕业生比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服务行业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的外表越来越重要。曾经的“铁饭碗”消失了,而现在十分普遍的则是“青春饭”:那是在公关、销售之类领域的一些收入不菲的工作,这些工作尤其看重员工的年轻活力和亮眼的外表。她说,这种前所未有的对长相的重视,正是美图成功的基石:“美图在做的正是拼命制造对完美的渴求;它让你觉得总是活在各种注视之下,于是也不断地去遵守、并且更加强化了美的标准。”
我也同政治理论学家吴冠军会面聊了聊,他在上海一所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上海校区都有从事教学工作。他认为,年轻人不只是在面对问题重重的就业市场,他们同时面临的是无数娱乐圈明星和富二代(他们中很多人是中国第一批信托基金的受益人)的照片轰炸。在看到这么多努力工作与回报并不成正比的例子后,年轻人开始逃避,沉迷在娱乐圈的世界中:在吴冠军眼里,美图恰恰是这一趋势的缩影。“它给你提供消遣和刺激,这正好填补了年轻人的空虚”,他这样说。他还提到,现在他在课堂上就只有用时下最热的明星来举例子才能让学生们集中起注意力。
于是我问他,这和卡戴珊姐妹风靡的美国有什么区别。他回应道,西方的流行文化发展时间较长,因而更富有多样性。他觉得在中国,偶像崇拜几乎能够覆盖到所有人群。“我有些学生会把这看作一件定义了他们身份的事;当人生的其他事情似乎无法掌控时,做一名狂热的粉丝给他们的人生赋予了意义。投身于这种‘文化’之中方能证明你的‘存在’。”他说。他回忆曾有名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追一个明星。有一天她抽奖赢得了这个明星见面会的票;但挣扎了许久后她还是决定不去了。吴冠军说:“我知道她不会去的。对她来说这个明星一直以来就像一个神一般。但你不会想和你心中的神面对面的相处,因为想象到你可能在他下巴上看到一颗粉刺,这会让你感到超级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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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厦门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整形手术方面最先进的地方之一。在那里,我探访了四川省最大的医美中心,西婵医院。这家医院十二年前的创建者是四川本地人张翼翔,他最初接受的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教育,但在毕业后他很快意识到了医美这一行业的巨大潜力。“我有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说这些手术每一次的花销只有一百块,但是顾客会愿意花上两千块甚至更多。那时我就知道,这是个会有很大发展的市场。”他说。
西婵医院的患者中98%都是女性,而她们中间多数年龄在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鼻部整形和眼睑成形术(也就是制造双眼皮的手术)是最多人选择的项目。张翼翔告诉我,早些年里多数顾客都是来修复疤痕或是其他面部缺陷的;而现在,“更多时候,过来我们这边的都是一些已经很漂亮,但还要追求完美的女孩。”
一位名叫徐雪一的三十岁出头的女士带领我参观了医院的房间和各项设施。这里特别像是一座凡尔赛宫主题的拉斯维加斯酒店:八层楼里满是装饰华丽的房间,镶着金边的走廊,还有不少商店和Spa馆。人造花、大理石和耀眼的吊灯让人目不暇接,它们转移了人们对于手术本身的注意力。可能你为了打造一个精致的椭圆形脸蛋,要在这里接受下颌骨手术;但就在走廊的另一边,你就能给自己买一条镶玉的金项链,做个头发或是美甲,还能挑选一件塑形内衣。
徐雪一兴奋地带我参观一间装备有波浪式浴盆的特别会员房间,她说:“在这里,我们非常努力想让所有顾客都感到开心。”我见到打着绷带穿着条纹罩衫的女性由护士带领着走过我们身旁。那些护士像徐雪一挥手;她们都长得十分漂亮,而徐雪一也向我坦言她自己也做过一些整形。“我的下巴有注射过假体,因为我想让下巴更尖一些;但后来我对效果不太满意,所以两周后就又做了个手术把假体化掉了。”
接着,徐雪一带我见了医院最资深的一位名叫李斌的医生:他年纪五十上下,说话时带着学者那种平和的腔调。“在过去中国还比较保守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注重修习自己的内心”,李斌说,“但在现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你的外表就是你一项重要资产,而你必须学会好好经营这项资产。”他提到人们在求职时候通常会在简历上附一张证件照,而事实上越来越多中国人都是为了职业发展的考量,而不是为了恋爱的原因来做整形的。人们把整形手术看作一种一次性的投资,这项投资会在日后慢慢带来物质方面的“分红”。
除了为工作原因过来整容的人,在美图热潮兴起之后,另一类病人也越来越多了起来:那就是一些容易被他人左右的女生,她们拿着自己偶像的照片到李斌的办公室来,要求把某个器官做成这个或那个样子。在这些时候,他会微笑着表示拒绝。他告诉我:“他们比以前的那些病人期望值会高很多。而且想跟她们讲清楚恢复期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无法预期的风险,都是十分困难的。”他接着谈到:“想要改变脸型就得在下颌骨上动刀子(这种手术在西方国家如果没有医学上的迫切需要,医生一般是不会做的,因为它可能引发致命的并发症)。然而在美图上面,改变是一瞬间就能做到的,而且是完全可控的。”
下午,我和西婵医院的一位名叫李妍的忠实“客户”会了面。她三十岁年纪,却已经做了多到她都数不清次数的整容;从上大学时候开始,她先后做了双眼皮、开眼角、鼻子假体、下巴假体,还为了打造“张开的花瓣”一样的唇形做了嘴唇注射。她脸上几乎所有部位都动过好几次,但她仍然觉得自己还是一张“尚未完成的稿纸”,需要进一步的不断修正。“我觉得我的鼻梁还不够高,而且鼻尖也还没有我喜欢的微微上翘的角度”,她这样告诉我。
得知李妍在一家地市级的银行做行政助理后,我问她都是怎么给这些手术筹措费用的。“我把钱大多都花在这上头了”,她说,然后又补充道,这些年她的几个男友也给添了不少钱。她很骄傲地表示,她当年的同学现在应该已经没人能认得她了,而且她把没做手术前的所有照片都销毁掉了。“数字时代之前的照片的好处就是,只要你撕毁它们,它们就永远不存在了。”
李妍也是美图的忠实用户:她常会用美图的软件预估一下她想要做的手术的大致效果。她相信整形手术和美图是在“相得益彰”。不久前,有个网红星探公司找到她,希望能扶植她成为网络明星;但她担心那样的话收入会过于不稳定,更何况她并不会唱歌跳舞或是表演。和她接触的那个猎头说她什么技能都不需要,但她还是没能说服自己:“我永远都没法像网红一样漂亮”,她笑着说。
“你也该考虑把某些地方做一做”,聊着聊着她突然这么跟我说。在我和许多网红待在一起的这些天里,我一次次地听到别人讲这句话,已经多到一个让我略感尴尬的程度。西婵医院的李俊医生说她可以给我提供一次免费咨询,不过得等到晚上才行:虽然那是个周日,她的行程却是满满当当的。
在三十分钟的咨询中,李医生几乎一直不停地用粉彩笔在我脸上画着。她画完的时候,我的脸就好像一场漫长战役的最终阶段时用到的军事地图一样。她先从结构性问题说起:我的下颌线太方,颧骨过宽,双眼皮呈下垂状,鼻子太往外凸(也就是人们说的“驼峰鼻”)。接受五六次的手术之后,这些问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接着我们就能开始对付那些更小的问题了。在这一阶段,我可以尝试将肉毒杆菌和假体相结合的方法:前者用于改善我不够饱满的额头、下颌线的肌肉和眼周的法令纹,后者则是针对太阳穴、法令纹、眼袋和上唇。这些手术总共的花费将超过三万美元。“另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可以做做”,我盯着镜子里被画满了的脸时她这样对我说道,但显然她也在注意不要让我有太高预期。很明显,我的脸不管再怎么动都整不成网红那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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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拍的周年纪念活动之前,我赶回到了厦门。纪念活动在美图总部附近的一家很时尚的酒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四百名美拍明星参加了该活动。他们中最年轻的只有四岁,最高龄的那位有七十二岁,而大多数都集中在二十岁上下。
会场的大屏幕呈现着贾斯丁·比伯和其他从互联网发家的超级巨星的照片,另一边,美图的工作人员向这些满怀期望的年轻人宣讲着,只要他们一直不断地上传视频,未来会有无限可能。霓虹色彩的幻灯片为与会者展示着网络名人将拥有怎样的电商和资本化的潜力;但我很快发觉底下的人并没有把注意放在这些内容上。“在这种活动里面,只有跟更有流量的明星往一起凑才是重要的”,一个名叫马克的男生为我指点。马克是网红中很少见的一种:他是个白人。出生于南非的他,在九年前十几岁时跟随来中国工作的父亲一起到了这里。他有一头偏红色的浓密头发,所以样子跟哈利波特有点像,但比哈利波特更瘦长些。“重点是要挤进最红的那一撮人的圈子里,然后跟一个比你的粉丝数量大一倍甚至十倍的网红一起自拍发到网上。”
那一天从早到晚,会场都处在一种让人精神紧张的嘈杂之中,即使是最友善的会面也有一丝竞争的气息。网红们讨论着预约做头发有多难,因为所有人都要冲进仅有的几家沙龙里;或是为了花两个小时化妆不得不省掉早饭。一位小麦色头发、穿着白色蕾丝修身连衣裙的女孩(她在网上的名字是造型师米米)跟我说,她来美拍还只有一年,所以她觉得自己起步有些晚。现在只有四十万粉丝的她很想尽快把失去的时光弥补回来。另一个名叫刘展展的则危机感更加强烈:她说现在的网红猎头公司(就是主动联系李妍的那类)内部已经太过饱和了。“他们会跟你说得天花乱坠,但当你签了合同,你就等于是被卖给他们了,六年七年甚至八年”,她说,“他们经营着好几百个人,但是最终能出头的又有几个?”
米米因为要去做直播所以离开了一起说话的这伙人。她把手机高高举起,这样她的粉丝就能看到会场的全景,她也一边用甜腻的嗓音向粉丝解说现场的情况。在美拍和其他各种视频平台上(包括快手、花椒),直播都在慢慢成为网红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米米给粉丝直播的时候,就能看到她的屏幕下方滚动着金币和花束的图案,这些表示着粉丝们给她打赏的钱和礼物。那些打赏她了的粉丝就可以向她提问,有一个人就问米米在会场还看到哪些大V。“你们看到HoneyCC就在前面三排了没”,米米把手机转向她的方向小声说着。“我只是从远处看见她,并没凑到近前。她在现实中看起来也只是长得一般。”
一时间见到这么多的网红,我遇到的一个没预料到的情况就是,把他们清楚辨认出来真是不容易的事。这些人和他们在美图上被认证过的照片也只是有一种模糊的相似性。每次当我拿出iPhone6想要和一个人照张自拍的时候,对方总是会断然地拒绝我。人们会以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问我的手机上配备的是什么摄像头,然后就会带着情绪走开,有些人看起来是被冒犯了的样子,有些人则仿佛是在可怜我。一个重庆女孩跟我说:“我可不能让你拿那种摄像头拍下我的照片,那一定会超级丑的!”我向保证说我并不是网红,也不会把这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后来我们俩各自妥协达成了交易:我们用她的美图手机拍一张我们两人的自拍,她会把她的脸修好然后把照片传给我。
“普通的相机没办法捕捉到一个人的全部”,跟我说这话的是一个戴着蓝色美瞳的男孩,他蓬松的头发被漂染成金色;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我炫耀自己的修图技术。“你那种手机摄像头根本不可能表现一个人所有的美。”现在只有十九岁的他来自南京,他给自己取网名叫Abner,因为觉得这名字有种“异域的诱惑气息”。他的美拍之路开始于一年前,那时他上传的一段短视频上了当日最热榜。他说,那个视频完全是自恋那一型的,“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那秀自己有多好看。”后来这也成为他自己最喜爱的风格。
Abner在美拍上的粉丝数量处于中等水平,有十四万左右。他个人对直播更感兴趣,因为直播不需要在脚本和产品设计上花那么多心思。但做直播也是有风险的:“你总是会想要一直不断地直播,你会害怕不这样的话粉丝就会把你给忘了”,他这么跟我解释。他说自己常会在电脑前直播一坐就是八个小时,为了在这些时间里找事做,“我就会直播化妆,要是妆已经画完了我就唱卡拉OK,但我嗓子并不好。”
我问Abner是不是很多男性都使用化妆品。“越来越多人会吧”,他说,“不过当然了,没有几个人像我化得那么好。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因为我做了好多次整容。”十五岁时,他在美图的软件上看到自己的脸能做出的改动时,就立刻被这件事吸引住了;于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脸。他说:“美图的这些软件给我的世界开了一扇大门,从此以后我真的可以长成我想成为的样子了。”
于是在后面的几年中,他用兼职工作挣的钱慢慢地把鼻梁垫高了。他做了双眼皮,然后开了外眼角(这一手术的学名叫做外眦成形术)。Abner说他本来还想开内眼角的,但是医生说他的内眼角那里已经没有富余的皮肤可以动刀了。他的眼部总共做过六次手术,而就在这次活动的一周前,他刚刚做完鼻子的第三次整形。“缝线还没完全恢复,我本来不该在这个时候出门的”,他边说边把鼻孔之间的淤青指给我看。“但我不管,我得来这儿见其他的网红,大家一块儿自拍,这样才能涨粉。”
Abner说,到现在为止,他在直播上获得的收入已经是之前做的所有整形手术花费的好几倍了。他告诉我,他对塑造自己外貌的想法主要是来自于他在“即时电报”(Instagram)上面追的韩国模特。Instagram在中国是被禁的,但是Abner用虚拟私人网络(VPN)翻墙访问Instagram,很多人也是用这种方法访问纽约时报和推特的。最近,他甚至在首尔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时做了一次直播,但不想这却引发了一次大骚乱。在那次直播前,他完全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韩两国之间由于部署萨德系统引发的外交危机(萨德是一套非常先进的导弹系统,它是专门用来防御北朝鲜的威胁的)。数月以来,中国的电视上一直在宣传该部署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很多节目也号召大家抵制韩国商品。但是所有的这些Abner竟然都一无所知:他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他的言论狂潮时感到十分震惊,他的许多粉丝骂他是卖国贼。“我根本不看新闻,而政治是我能想到的东西里最无聊的了。去韩国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那个破导弹系统。我就跟我的粉丝说,我是好几个月前订的机票,而且天气这么好不去室外拍摄太可惜了。”
Abner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但他说:“我没怎么去上过课,但我会尽量去参加考试。虽然学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可能还是会拿一个。”在办公室做一名白领这种想法对他而言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而且他毫不讳言对自己父母那种生活方式的鄙夷:他的父母开一间卖手机的小店,每天就是忙于工作而且一直要为钱伤脑筋。“我爸妈根本不明白,当网红比在办公室工作要实际多了”,他接着说道,“一件明摆着的事就是,在中国,上学是完全没有用的。那些教授在课堂上不停地讲啊讲的内容,那些能帮我赚钱吗?最好的情况也只是,你在一间大公司里做一个很没地位没存在感的小员工,而这个大公司是那些有钱人开的,经营它们的是那些有钱人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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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美图的网红们先后结伴来到酒店后院参加派对。围绕着肾形游泳池的棕榈树上挂满彩灯,许多台面上摆满了鸡尾酒、香槟和海鲜烤串,人们穿梭其间。除了在玩水的四岁小网红的监护人以外,没有一个成年人在游泳池里面。洗手间里许多身着比基尼的网红在全身镜里仔细检查自己的样子是不是完美,其中一个人跟我解释道,这种场合肯定是不能去游泳的:有太多自拍要拍,还要立即修图,几乎每个人都在向粉丝们直播这次活动。
附近有两个看上去不是网红的年轻男性在喝啤酒。后来我得知,他们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股票分析师,他们的职责是为投资人分析中国的网络与媒体行业的投资机会。他们中的一个跟我说:“我在这个派对上看到钱的流动比以前我们参加的任何一次投资者关系会议上都要多。”他名叫罗伯特,来自得克萨斯州。他的同事是中国人,名叫JC,他说这场派对的极端奢靡正是美图公司的一种营销方式:“美图需要这些网红来把‘美图’打造成一个最顶尖的品牌。”
泳池附近的舞台上,当晚的娱乐活动终于开始了。一个中韩联合男生团体活力四射地表演一支后街男孩风格的舞曲,我能听到人群中不时传来尖叫声。接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开始用说唱描绘他从沈阳到厦门来这一路的经历。HoneyCC和一群伙伴在舞台附近开始跳舞;立刻有一群人凑过来把她团团围住,他们都高举着手机把这一盛况直播给粉丝们。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亲密的接触都是大家摆造型自拍的机会,而所有人都忙于直播根本无暇做任何交谈。“请大家不要一直用手机拍我们的派对!”一名DJ不断地向大家叫喊着;但许多人把他的大声劝告也拍了下来,传到了网上数以百万计网民的屏幕前。
这时我发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旁边看那些年轻人跳舞,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喜悦。她满脸皱纹,但兴奋得长大了嘴巴,显得像个小孩子似的。她是现场唯一一个手里没拿着手机的人,穿着也十分普通。接着我看到两个保安走上来问她在这干吗,她说她爱人是这个酒店的清洁工,她听到这边有音乐声所以想过来看看这边在干什么。“老奶奶,您不能待在这”,一个保安说。她点了点头但脚下却没挪动地方;直到两个保安架起她的胳膊要把她从现场赶出去的时候,她才挪动了步子,头还时不时转不来看向音乐飘来的方向,脸上还带着笑。就在保安成功把她请走的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她才是那场派对上最美的一个人。
美图公司的员工通常将该公司的产品描述成一个“制造美的生态圈”;生态圈从本质上应当是具有多样性的,但美图和它所代表的那种潮流却似乎在将中国带向一个同质化的未来。整整一代的中国人在叫嚣着他们父辈与祖辈根本无法想象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正在缓慢地迈向趋同,一种令人后怕的趋同。他们的自拍越来越相似,他们的脸越来越分不清彼此。世界在美图的摄像头之下是没有瑕疵的,但没有瑕疵并不等同于美本身;你对于精修你的自拍的自由,也并不等同于你追求真实自我的自由。
在舞台的那边,Abner心不在焉地试戴着美图公司准备的许多件闪亮夺目的首饰,每换一件照例要拍张自拍。“我还是不懂为什么我今天一早上传的视频还没火起来”,他怏怏地说道,然后走开了。
我打开手机翻了翻他的那些视频。Abner有一双很大的眼睛,满眼都流露着无辜的神色;他的皮肤太白了,以至于他靠在墙边摆姿势的时候,他那张费尽心力打造的脸蛋简直跟背景融在了一起,变得快要看不见了。在一个视频里,他的一小缕头发被刻意地做了造型好不遮到眼睛;我看到他用手轻轻拨了拨头发。他穿了一件大得很不合身的带了很多层褶饰的衬衫,这让他本来就瘦削的身形显得更不协调,整个人看起来令我想到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另一支视频里,他没精打采地摆弄一块芝士蛋糕,却从头到尾没吃上一口。每一支视频下面都能看到十几岁年纪的粉丝的评论和打赏。(他曾告诉我说最好赚钱的时机就是春节附近,那会儿小孩子们身上都是家里人给的压岁钱;通常在春节附近他都能一周轻松挣到六千美元。)屏幕最下方是爱心、星星和钱袋在霸屏。一个小女孩,他的崇拜者,写下了一段更长、看起来也更加真挚的留言:“他。他是我心中的第一个网红偶像!我从没想象过可以这么爱一个人:他真的是第一个。时尚、高贵,他的美就好像从天而降的一样。真的,怎么会有人能够如此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