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二)

跳转至(一)

下午很晚的时候,我开上了通往家门口的那条辅路。我家的房子是方圆几里地唯一的光源,四周散落着已经变成硬块的雪堆。那是一栋由混凝土和玻璃堆砌成的线条刚硬的建筑,相比起镇上常见的铺木瓦又装有百叶窗的房子们,这种硬朗的风格更合母亲的意。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铺了石头台阶,两侧的杜鹃花装饰着通向家门的甬道。我看到车道上还停了一辆车,父亲已经在家了。他正在防风外门后面等着我拎行李进门。

“我们以为你会早些过来,”他说,“你说午饭前就能回来的。”

那个时候,我才终于确认了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那个人让我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了“我们”,而不是“我”。我并没提起绕路送杰西卡回家,还在那里待了两个钟头的事;我只说路上有些塞车。我在想父亲是不是为了迎接我,早早就下班回家;他已经不再穿西装,只是穿了件平常周末的衣裳,深蓝色裤子和米色毛衣。他的白头发比我印象中似乎又多了些,尽管仍很有精神,岁月已经慢慢在他脸上留下痕迹。鼻翼两侧皮肤有些松弛,他那浅绿色的眼睛——这曾让母亲坚持认为父亲是有爱尔兰血统的——也失去了一些往日的灵气。我在脑海中试图构建出几周前他的样子:穿着印度式丝质长衫,头上戴着传统新郎头饰。不知什么人拍下了婚礼的照片,也不知父亲是否会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看。

刚踏进门的时候我就嗅到了空气中浓重的厨房味儿,一种我已久违了的味道。在此之外一切如常:我拍摄的四周树林的黑白照片仍留在玄关的墙面上,母亲坚持要把它装裱起来。这个家从来就不着太多个人的气息与痕迹:四面有许多嵌入式橱柜,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掩藏了起来。已经不住在这里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屋子着实大得惊人,起居室的天花板比一般人家要高一倍,一整面墙由玻璃筑成,外面的大树透过它一览无遗,怎么看都更像是间公共机构的房间而不是私人住宅。玻璃墙边是一整排靠窗的座椅,能容纳整整二十个人坐下。正像母亲葬礼时候一样。

母亲曾坚持用一种匹配这栋建筑现代风格的方式来装饰它,于是家里便有了U型的黑色皮革组合沙发,铬合金的落地灯在头顶呈弧形,肾形的玻璃台面鸡尾酒小桌,和玻璃纤维材料制作的餐桌及成套的椅子。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在桌面铺上桌布的——但此刻我就看到一张印度式花纹的桌布躺在那里,两边甚至都跟桌子的边缘对齐,那式样你说是床单我也会相信。桌面中心摆放的不是母亲通常布置的一大簇鲜花搭配新鲜水果,而是一个不锈钢餐盘,里面盛着一个十分普通的盐罐,两罐腌菜,其中一罐是辣芒果,另一罐是甜青柠;它们的盖子都不见了,罐子的标签已经有了污渍,两把勺子插在罐子中的油里面。在桌子的一端是为我准备下的一个小就餐区,碟子上有还透着亮的印度薄饼,几个排列成半圆形的小碗盛放着一些木豆汤和几样配菜。

“坐下吧,”父亲说,“你肯定饿了。”他很紧张,我也是一样。不像往日的这个时候,他并没拿着酒,桌上也没有尊尼获加。

我仍旧站立着,盯着桌面,还有桌上我并不感兴趣的食物。我已经不习惯吃印度菜了。在学校时我在餐厅吃饭,而母亲过世之后,每次回家我和父亲要么在外面吃,要么打包披萨回家;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母亲曾那么钟爱的高级灶台,很久以来也只被我们用来烧水泡茶。我抬头望见天花板一角的墙面有漏水的痕迹。

“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漏的?”我问。

“有一阵子了。”

“你难道不打算修修么?”我的父亲从来都是个对房屋构造十分在意的人,他对这种事情本来肯定是很介意的。

“这是个大工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把房顶修成斜面还是很有它的道理的。”

既没有说话声也没有脚步声。那感觉就像奇塔拉和她的女儿们正小心翼翼地藏在某个壁橱里,和那么多杂物一起被壁橱吞噬。最终我问道,“她们在哪?”

这时,她从与厨房相隔的旋转门后转出走到我们面前。和我父亲相比,她的年龄与我还更接近些。虽然之前就已经听说了,但见到她本人我还是怔了一下。她有一头深色的长发,鼻子有些太宽,不然的话整张脸还算是协调,只是在我看来脸也太圆了一点。她比我想象中更高,比我母亲高一些。她的头发里撒了朱砂,那是我母亲从来都躲得远远的印度旧俗;那红色的粉末成为她外表中最抢眼的一笔。

“我希望你能叫我马默妮”,她用孟加拉语说。她的声调比我母亲低些,带着一丝竟然有点让人沉静下来的沙哑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她说这话时是微笑着的,很友善的样子,但又很小心地等待着我的回应。我摇摇头,面无表情。

“请吧。”她这次用英语和我说,一边指着椅子。

我转头问父亲:“我们不一起吃么?”

“我们吃过了,”奇塔拉又切换回孟加拉语,“你开了很远的路。等下还有别的食物端上来。”她匆匆回到厨房后,我坐了下来。我上一次吃东西还是在杰西卡家她母亲做的一片水果蛋糕。尽管十分不情愿吃这些,我却还是在流口水了;我竟顿时对眼前的食物升起一种感激的心情。

“吃吧考什克,”父亲在我身旁的空椅子坐了下来,“饭要凉了。”

那些平时被我们用来吃冰激凌的小玻璃碗,在桌上以一种十分正式的方式排列着。那让我想起我爷爷和外公在加尔各答就餐时的情形:很老派,甚至带有种节日庆典般的仪式感;每天晨间洗浴之后,他们就这样享受着帝王般的就餐服务。我在想该怎么吃这些食物,是在每个碟子里舀一小勺来吃,还是把所有食物都盛到我自己的盘子里。我一边也在吃着还热着的薄饼,它们很是松软美味。我还想到,在孟买周日的早晨,我常吃家里帕西厨子查琳准备的印度薄饼。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兴高采烈地指使查琳再重做一批薄饼,还告诉她等到油烧的足够热时再把面饼下锅。

奇塔拉带着她的两个女儿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小女孩在第一眼很难分辨出彼此,只是身高差了几寸而已。在我们这间暖气供应算是很足的房子里,罩在厚厚的毛衣和袜子里面的她俩无疑是穿得太多了;我知道,那些一点协调感都没有的印度衣物很快就会被她们遗弃,替代成购物中心里购买的新衣服。她们的毛衣都是亮得咋眼的粉色羊毛织成的。女孩子们比奇塔拉肤色更深,也看着更可人些;心形的脸蛋,两侧各梳着一个用红色彩带束起的黑色马尾。

“你们想来点儿么?”我指着盘子里剩下的薄饼问她们。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个人都走上前来,一只手伸到我面前,另一只捂着嘴咯咯笑。那个矮个子的女孩缺了一颗门牙。

“让哥哥安心吃饭,”奇塔拉这么说道。她之前曾认真地指出希望我怎么称呼她,现在却根本没有犹豫就把我安在了两个女孩的哥哥的位置上。

“你们可以叫我考什克,”我跟她俩这么说,这反倒让她们笑得更停不下来。

“K.D.怎么样?”父亲建议。

我们都转头迷惑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将我们拴在了一起的男人。

“也就是考什克哥哥的简称”,他随即解释。我不禁猜想这是他刚刚想到的,还是之前他早已深思熟虑想出来的名字。在用词这件事上他一向很有创造性,他曾用孟加拉语写诗,大声读给母亲听。我这个做土木工程师的父亲业余还是个诗人,这曾是我家的重大秘密之一。我以为母亲过世后他就不再写作了,就好像其他一切他丢弃了的事一样。

“这名字挺妙的,”奇塔拉冲着父亲说道。这是我回家之后第一次见她直接面对父亲讲话。她讲话带着赞许的腔调,一听就是惯常会鼓励别人一些小成就的人的语气。那时我才想起她在人生的前面一段里是当老师的。“是啊,K.D.更好些。”我觉得这名字蠢透了,但父亲似乎很是为之得意,况且它也比奇塔拉说的直接叫哥哥强些。

“那我怎么叫你们?”我问我的新妹妹们。

“我叫如帕,”高个儿的那个用和妈妈一样沙哑的声音回答。

“我叫皮尤,”缺了一颗牙的那个答道。

“我们住在你的房间里感觉很开心,”如帕补充道。她说这话的语气怪生硬的,就好像是被人逼着背出来的句子似的。“我们十分感激。”她们用英语和我说话;她们的口音很重,我十六回到美国的时候一定也是如此。我很清楚,她们的口音会跟她们土气的毛衣和发型一样,慢慢的改变,最后消失不见。

“如帕和皮尤很想去看看水族馆和科技馆,”父亲说,“也许你哪天能带她们去看看,考什克。”

我没接他的话。“味道很好”,我用孟加拉语称赞眼前的食物,这是母亲曾教我的,在别人家就餐时就该这么说。随后我站起身来把盘子端到厨房里。

“你还没怎么吃呢,”奇塔拉拦住了我。她想从我手里把盘子接过去,可我紧紧拿在手中走去了厨房,因为想要给自己倒一点父亲放在洗碗机上方橱柜里的尊尼获加酒。“你想要什么?我可以拿给你。”奇塔拉还是坚持跟着我。那一刻看到她出现在我们的厨房里,我突然间感到了恶心。厨房的这片区域曾是整个房子里母亲最常出没的地方。她曾亲手浇灌的翡翠木和吊兰仍留在阳台上,继续释放着蓬勃的生命力。她曾如此钟爱的橙色白色相间的,设计成阳光光柱形状的挂表,分针颤巍巍的,仍然待在墙上静静地为我们指示着时间。我没理奇塔拉,只是去打开两个橱柜想要拿酒杯和威士忌;结果只发现了几盒麦片,跟显然是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孟买特色零食。

这时父亲也到厨房这边来了。“威士忌呢?”我问他。

他的眼神轻轻转向奇塔拉那边,在经过了某种他俩之间静默的眼神交流之后,奇塔拉便走了出去。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于是父亲说,“我收起来了”。

“为什么?”

“我已经不喝了。现在我晚上也睡得好些了。”

“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阵子了。还有,我不想让奇塔拉心里别扭。”

“让她别扭?”

“她挺传统的。”他从冰箱旁边的空隙里拿出一个折叠板凳,然后踩着它去够冰箱上的壁橱,拿出了一个半满的酒瓶。

我当时真想问父亲,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跟一个比他年岁小一半的“传统”女孩结婚。不过,我只是从他手里接过了酒瓶,“要是我惹恼了她的话,希望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你就稍微注意点吧,尤其是在小姑娘跟前的时候。”

我的父母从未在我面前,或是在任何人面前,注意过不表现出他们对尊尼获加的钟爱。母亲在我十八岁时去世后,我就仿佛接过了她的任务,在每一个夜晚一杯接着一杯地给我父亲倒酒,直到我们俩都觉得该去睡觉了。在大学里面我几乎从不喝威士忌,更多的时候啤酒更合我意;但只要回到家里我就想来一杯烈酒。

“我在想,明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去把一棵树运回来,”父亲说道,“沿着128号公路不远有的地方卖。说不定女孩子们会想跟着你一块,她们说特别兴奋想去看看。”

我困惑地望着他。直到这一刻为止我都还没意识到父亲白天会去上班,这也就是说,我得跟奇塔拉和她的女儿们单独相处。

“你是说圣诞树?”自从母亲离开我们,三年以来我们从没在家里庆祝过什么节日。渐渐地,我们开始接受朋友的邀请到人家家里过节;有时人家还穿着睡衣我们就穿戴整齐地早早去拜访了。住在孟买的时候,母亲总是会亲自举办圣诞派对。我们的家里到处挂满彩灯,在木槿花盆栽的底下会藏好许多分发给大家的礼物。每到一年的这个时候,她就兴奋地谈起在剑桥的日子,她会说,如果没有了寒冷的天气,没有装点一新的商店,和信箱里面躺着的贺卡,圣诞节就感觉不像是圣诞节了。

“我想我们还得准备几样礼物,”父亲继续说道,“不过还有几天。也不用是什么奢侈的东西。”

奇塔拉和她的女儿说不定正在餐厅的某个角落偷听我和父亲讲的每一句话,即便这样我还是脱口而出道:“那两个小女孩年纪差不多才是我的一半。你指望我会陪她们玩么?”

“我并没指望你做任何事,”父亲很平静地说。很明显,我讲的话并没对他造成一丁点打击;我反而觉得,现在看到我们真的有些针锋相对,他反而感到释然了,因为我们似乎不再需要粉饰什么。我甚至觉得他已经在心里将眼前的场景预演了好几遍,因而已经感到厌倦了。“我只是在问你,介不介意去取一棵圣诞树回来。”

我都还没给自己倒酒喝。我一直背靠着厨房的台面,一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则擎着父亲从他的秘密基地拿出来的酒瓶。于是我倒了些酒出来,像我母亲那样只加了一个冰块,没加水。我喝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了一杯。“这简单得很。”父亲说。

我瞥了一眼父亲的脸。母亲死后,他的脸上开始常出现一种表情,那表情使得他的五官看起来都与从前不同了。与其说是悲伤的神色,更像是一种夹杂着恼怒的无力感;那曾是我小的时候打碎玻璃杯,或是在我们早已计划好野餐的日子却遇到多云的天气时,他脸上会呈现出来的表情。我们最后一次踏进母亲病房的时候,在此之后每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来的时候,他都是那样的神态,仿佛心里总是在怨着母亲,让他的生活变成现在这样。但是现在,我看不到那种表情了。“并不简单,”我说,一边摇着头,我看到逐渐降临的夜幕折断了我自己的影子,“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简单。”

跳转至(三)

十字街头(一)

原文 Year’s End By Jhumpa Lahiri

发表于2007年12月16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十字街头

我没去参加父亲的婚礼。甚至在那个星期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那是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最后一年。那天我被一通击门的声音惊醒,接着听到隔壁宿舍的人喊我的名字。还没听电话,我就知道那是父亲打来的,没有其他人会在早上九点前打电话找我。他一直都是个喜欢早起的人,在他看来早上五点到七点间是一天中最高效的一段时间。父亲会在这段时间里阅读报纸,然后出门散步:我们住在孟买的时候,他会漫步在海滨大道;我十六岁时全家人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北部沿岸地区,在那之后他就会早起在镇上安静的小路上行走。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生病了。尽管他曾经极力劝说母亲和我同他一起散步,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更希望独处的。当然,一切现在都不同了;那些他曾无比珍视的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已成为他的牢狱,一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东西。我知道他已经不再去散步,在母亲过世后他甚至很少能睡着觉了。有好几周我没和他通过电话;我知道他去了加尔各答探望我仍健在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当我拿起由电话线吊在空中的听筒时,我以为他只是要告诉我他平安回来了,而不是告诉我现在有了一名继母和两个新的姐妹。

“我必须跟你说一件让你心里会难受的事”,这是他的开场白,他的话让我猜想家里的老人是不是病了,尤其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是否再也无法承受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四十二岁就永远离开他们的事实。母亲刚走的那几个月,我不得不和父亲一同去加尔各答,进到那个母亲从还是个小女孩时起就生活着的家,不得不面对把她养大的一双父母,他们早在她有丈夫和儿子之前很久就已在她的世界里并且爱着她了;必须承认,这比我经历过的其他一切事都难。自从他们的女儿在一九六二年结婚搬走之后,我的外公外婆就一直生活在一种近乎哀悼的情绪中。父亲的第一份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三年后我在那出生。九岁时我们全家去了印度孟买。母亲偶尔会回去外婆那里,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珀尔塞福涅,暂时地填满也点亮了空荡的房间;她将脸霜和粉底散落在梳妆台,睡在儿时起就属于她的房间。当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传达母亲的死讯时,他们仍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母亲再过一阵子就会回来,她会搭乘一班飞机回去,重新走进那扇门。当我和父亲踏进那间房子,我的外婆还问道,我的母亲是不是还在刚开走的那辆出租车里,尽管我也看到,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母亲一张比真人还大的照片,晚香玉的花圈装饰着相框。“她已经离开我们了,外婆。”直到那时我才看到外公外婆彻底垮了下来,那是种刚刚经历巨大悲伤的强烈情绪,是我与父亲都没感受过的。与她日复一日地一起面对疾病折磨,这已使我们不再有权感受那种悲伤。

不过两位老人情况还好,我父亲向我说明。他说,他们只是十分想念我,并且让父亲转达他们对我的爱;接着,父亲便开始说起奇塔拉的事。她的前夫两年前离世,他得的不是癌症,而是脑炎。奇塔拉是个教师,三十五岁,比我父亲年轻差不多整整二十岁。她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另一个十岁。他跟我汇报这些细节的方式就仿佛在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似的,而我明明什么也没问。“我并不会要求你喜欢她,甚至不奢望你对她有任何好感,”父亲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的人生中并不需要她,而我却需要。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我的选择。”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父亲在向我说明这件事之前,已经做好了要面对我暴怒的准备:他以为我会说狠话、指责他、甚至重重地挂断电话。但在他讲述这一切时,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情绪从我心间涌起;我只感觉到一种生理上的淡淡不适,那种不适从我知道母亲行将离世那天起便攫住了我,在我身体里住下,而且从未离开。

“她现在在你身边么?”我问他。“你想让我说点什么么?”我这么说并非出于礼貌,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他的挑衅,因为我无法完全相信他说的话。自从母亲去世起,我就常常怀疑他与我通话中讲的事情,比方说,某一天他是真的吃了晚饭,而不是坐在电视机前扫掉了一整盒杏仁跟几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她们两周之后过来。你回家过圣诞的时候就能跟她们见面了,”父亲回答,并且补充道,“她的英文不怎么好。”

“比我的孟加拉语还糟糕么?”

“可能吧。当然了,她会慢慢学起来的。”

我把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我的母亲是从儿时就开始学英语了的,她当时就不用在美国慢慢学习英语。

“两个女孩子英语好些,”父亲继续说道。“她们之前就上的是英文学校,我已经帮她们注册了这边的学校,一月份入学。”

他认识奇塔拉几周而已,在他们结婚之前只见过她两面。他们先是登记结婚,然后在酒店办了一场小型的晚餐会。“所有事情都是亲戚们操办的,”他这么解释着,那样子仿佛告诉我不该怪罪他。他的这一说辞比之前讲的事情都更让我恼怒。父亲从不是容易被人摆布的,而我也清楚,假如不是他主动要求的话,没人会有那个胆量帮他物色一个新太太。

“我只是觉得受够了,考什克,”他说,“受够了每个夜晚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

父亲因为爱情而再婚,或是仅仅为了获得一点陪伴而找一个陌生人来组建家庭——我也说不清哪一种会让我感觉更糟。我的父母算是家里包办的婚姻,但他们的关系中肯定是带着浪漫的调子的:父亲是在一次婚礼上第一次遇到我母亲,当时就迷上了她,以至于一周之后便向她求婚了。他们从来都对彼此满怀爱意,然而在母亲生病之后,父亲更是看起来更加不顾一切地爱着她;这让我有机会见证他们两人之间那种本该在我出生前就已消退的强烈爱情。那时他很宠母亲,回到我们在孟买的家时常常捧着鲜花,在很多个清晨久久和她留在床上甚至因而上班迟到;他如此喜欢和她独处,以至于让我这个十几岁的人都觉得妨碍到了他俩。“我想,你的卧室大小刚好能让两个女孩睡下。你会不会特别介意回家的时候睡在客房,考什克?”他继续说道,“你的大多数东西你都已经带走了,所以这只是在哪睡觉的问题。不过如果你介意的话一定要告诉我。”看上去,相比起我对新的家人怎么想,他却更加在意我对换一个房间睡觉的反应。

“我无所谓。”

“你是真心的?”

“我说了我不介意。”

我回到寝室里。在那个早上有个女孩在我的床上,我赤着脚跌跌撞撞走到楼道里接电话的时候她还在熟睡。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正趴着玩我玩到一半的字谜游戏,手里拿着支笔。她叫杰西卡,我们是在西班牙语课上认识的。

“是谁打来的?”她转过来看着我问道。强烈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洒进来,背对光线的她五官有些模糊。

“是我父亲,”我说着,钻进床上和她挤在一起。她又继续玩了一会儿字谜游戏,我躺在那儿,闻到她身上尚属陌生的气味,那使我有些兴奋。她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父亲最近到加尔各答去的事情,也不知道进入大学前那个夏天我母亲的离去。在我们短暂相处的几个周末里,我从没和杰西卡谈起过这些。在那个早上,我靠着她的身体哭了一阵之后,向她坦露了这一切。

考试周结束后我驱车前往麻省,半路上把杰西卡捎到了康涅狄格州她父母的农场。当我决定去上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时候,父亲把他刚从孟买搬回来时购入的一辆奥迪车送给了我。他嘴上说我有辆车能在周末和假期更方便回家,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他找了个借口,把和母亲生命有过交集的一样东西从他视线中清除。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他收集起母亲的每一张照片,相框里的、相册中的,统统收进一个鞋盒里。“你选一些吧。我知道你很看重照片。”他说,之后他用胶带把鞋盒封了起来,放在橱柜的某一个角落。随后他立即着手将母亲的衣服、手提包、一箱箱的化妆品和古龙水整理出来送人。她在美国的那些孟加拉朋友用不上的衣物则被寄往印度的慈善机构,毕竟在新英格兰没有地方接受成套纱丽的捐赠。这也是顺遂母亲留下的嘱咐:“我希望那些如此美丽的材料不要变成窗帘布,”医院病榻上的她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在格鲁切斯特海岸乘坐一条小船出海,撒下她的骨灰,而她的黄金首饰则被寄回加尔各答,分给那些在我们大家庭里帮工的可怜的女仆和女厨子。

她的物品四散开去,这在我并没有什么。离开孟买后,她就很少有机会穿戴那些首饰和纱丽了,而对那些她和父亲受邀参加的聚会,她也通常是拒绝的。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常见到母亲裹在毛毯里静静地坐着,眼睛望向窗外,那她已经不可能再用得上了的游泳池。有时我也会带她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我们在房后的桦树与松树林间小心翼翼地穿行,然后我陪着她在一段矮墙上坐下。很偶尔地,她也会鼓起精气神让我开车载她去海边。在一次海边的散步中,她说:“一定要把我的红宝石颈链和那一套珍珠和绿宝石的首饰好好收着,留给你将来的新娘”。“我没打算在几年之内结婚,”我告诉她,然后她说,“真希望我也能说,自己不打算在几年之内死掉。”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遵从她。她走之后,我根本没办法打开她珍藏在衣橱箱子里的那几个红色盒子,更不要说把它们收好留给我将来的恋人了。

跳转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