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The Rise and Fall of Affirmative Action By Hua Hsu

发表于 2018年10月8日 纽约客（New Yorker）

题记：以一场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为契机，美国的亚裔社会活动者们正在与一位保守派白人联合起来，试图扭转高等教育目前的局面。

2012年的时候，旧金山湾区詹姆斯·罗根高中的毕业班学生麦克·王（Michael Wang）对自己信心满满。他认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已经足以使他能被几所理想学校之一录取：哈佛、耶鲁、斯坦福或是普林斯顿。他的绩点是4.67，这完全是令所有超过三十五岁的人看来都仿佛是印错了一样的高分。在ACT测验中他也获得了极佳的成绩，而在SAT测验中他的成绩优于99%的其他学生。麦克·王同时也不愿自己在别人眼中只是个书虫的形象：他是学校辩论队的骨干，还与同学一同创立了学校的数学俱乐部。课余时间他弹钢琴，还曾在与旧金山歌剧院一起演出的合唱团里做伴奏，并且还在奥巴马的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上表演。

转年春天，麦克·王却收到除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他申请的所有常春藤大学的拒信。（他在哈佛和哥大的待定名单上，但最终也还是没被两所学校录取。）这让他受到了巨大打击，他想不明白，自己还有什么方面是还能再多一些努力的。就在那时，他意识到使他无法进入顶尖高校的一些障碍，是不管自己怎样拼命努力都无法扭转的。他认为，一些同班同学被藤校录取，却明明没有像他一样亮眼的履历——但他们是拉美裔或是非裔的血统。是否他是由于亚洲人的身份才没有被录取？

麦克·王一向就听人说到在美国，人们给亚裔学生设置的标准总是高过其他所有族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父母就曾告诉他，如果想要去哈佛那样的学校，他就必须比其他亚裔学生更加努力。为此，他要求自己几乎从不看电视。上高中之后，他的朋友们（大多数是亚裔）全都相信，在高校录取的过程中，他们的族裔会成为不利因素。麦克·王就知道有同学是亚裔和白人的混血，在申请学校时为了不被和其他超级优等生放在一起考虑，而称自己的身份是“白种人”。普林斯顿评论过去也曾建议亚裔学生尽量隐藏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湾区有几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有策略地计划参加哪些课外活动（比如少一些钢琴和网球）；而在纽约的这类公司则宣传，他们能帮学生的申请材料打造得更“不像亚裔”。

麦克·王对这样的现状感到十分困扰。“这等于是教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身份为傲。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八月份我们在旧金山见面时他说的话，那时他正做着律所助手的工作。他上班的地方在金融区，就在中国城那片区域的边缘。我们一同走过几个街区去吃面条，路途中也从一个旧金山跨到了另一个。边走路他边向我讲述他经历的事。

2013年，麦克·王开始找到几名对法律比较了解的亲友，商谈在这件事上他还能做些什么。那年六月份，他在教育部人权办公室提出了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他涉嫌歧视的申诉（那时他还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待定名单中，因而投诉中并没包括这两所大学）。他表示，刚开始他想要通过这份投诉为自己争得一个好的结果——尽管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学校几乎不可能将一个把自己告上法庭的投诉人重新加进录取名单。不过后来，麦克更将此事看作争取公正的一次机会，他觉得他的努力说不定能在将来帮到什么学生。他对之前美国高校录取亚裔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位名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的保守派社会活动家，布鲁姆是一名金融咨询师，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致力于推翻那些以种族为关注点的法律。布鲁姆向人们展示出他的一种天赋，那就是他能找出人权相关法律的漏洞，并且在法庭上对其予以攻击。麦克与布鲁姆通过一次电话后，两人当下就决定保持联络。那时，布鲁姆正在名为“公平代表计划”（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的非政府组织做负责人（这一组织是他在2005年建立的），而他也正在处理一位名叫阿比盖尔·费舍尔（Abigail Fisher）的白人学生的案件。该学生2008年时未被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录取；德州大学对于德州的排名班上前百分之十的高中生是百分百录取的，而在百分之十之外的像费舍尔这样的学生，校方则会使用一套复杂的程序来做录取工作，这一程序中正是参考了学生的种族和家庭背景。费舍尔对校方提起诉讼，声称学校的招生政策违宪。布鲁姆联系到费舍尔，帮助他组成了律师团队，并且全额支付相关费用（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于2016年判费舍尔败诉）。

布鲁姆跟另外一些社会活动人士一道，为麦克·王个人的失望经历搭建了一套新的叙述框架。在大学录取的过程中，亚裔正在系统性地被歧视，而取代他们位置的，是那些肯定性行动的受益者，而其中多数是非洲与拉美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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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王对录取过程的刨根究底引发了一系列后续事件，而这些事件很可能最终将对人权运动历史的走向产生某种影响。2013年，当他就要走入大学的时候（他后来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他接受了教育部官员的访谈。通常而言，高校鲜对外界公布他们招生的具体程序，他们对此的说辞是“每个学校都有一套秘方，这使得不同的大学得以与彼此相异”（在这点上模糊其词也能帮助他们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调查麦克·王的申诉的一名官员也承认，许多常春藤学校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都曾在评估亚裔申请者时发表一些极有成见的言论：“噢，典型的亚裔学生。目标是当医生。没什么特别的。”麦克·王说，这是那名调查官员向他转述的（教育部的人权办公室并未对麦克的此次申诉做出任何裁决）。

他在2014年七月为《圣何塞信使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描述了亚裔美国学生对受到不公正对待感到十分愤怒；而在此之前，普通民众中并无什么人听说过他的故事。麦克·王的文章与经历迅速受到了华人移民的报纸和社交媒体的注意。尽管麦克·王个人始终声称，他对肯定性行动仍持支持态度，他的经历却深深地吸引了一小群华裔的目光，这个人群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在此之前对美国政治一向无甚兴趣，却在这个事件上开始奋力发声。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人权运动的下一个巨大挑战，于是通过微信（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广泛地进行传播，以此来支持麦克·王和其他在大学录取中受挫的亚裔学生。

这些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们认为可以和布鲁姆结成同盟。那年十一月，布鲁姆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联邦诉讼，在该诉讼中，他提出了从前无人说出的观点。他并未从录取过程对白人不公这点入手——这种论调已经越来越难让人们买账了，特别是在各种媒体上——而是表示肯定性行动，这一本来是以帮助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为目标的方案，正在被利用来伤害华裔的利益。布鲁姆希望看到大学的录取过程不再将种族等因素考虑在内，而学生应该以一种近乎匿名的方式被校方人员评估。他特意为提起这次诉讼成立了名为“大学生公平录取协会”（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下简称“大公会”）的会员制组织，组织的模式参考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它代表作为会员的一些学生对高校提出诉讼，这些学生中有些人正是与麦克·王有十分相似的经历。

大公会宣称，哈佛正在尝试操纵每届新生中的种族构成比例。最近这些年来，新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一个水平：50%的白人学生，20%的亚裔学生，15%的黑人学生和12%的拉美裔学生。为了维护住这一水平，校方会在亚裔申请者的“个人”这一项评分“做手脚”。这些亚裔学生往往在所有方面都十分出众：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也表现突出，但就在这显得十分主观的“个人”评分一栏中，校方会基于他们的申请小论文、推荐信和校友面试等因素给出较低分数。如果大公会能够证明哈佛确实在进行这种“种族平衡”的操作（这是非法的），那么学校便会被强制取消录取中的种族考量。哈佛大学坚称他们采用的是一套“全面评估方法”，并不会只关注申请者某一个方面的条件，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种族身份。“我们不会歧视任何一个群体的申请者，”哈佛大学一位发言人蕾切尔·达恩这样对我表示道，“我没用‘平衡’这个字眼，因为我们的确并没有在做这件事。”

在提交对哈佛大学的起诉之后，布鲁姆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在各处发表演讲，特别是亚裔美国人的社区。他发现，有不少人都很想参与进这项运动之中。十月十五日，位于波士顿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就会开始就大公会诉哈佛的案件举行听证。而在前一天，活动人士计划在法院门口举行一场主要由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裔社会活动者参与的集会。

这样的一种建立在保守主义白人“战略家”，与相对缺乏经验的、新近才被调动起热情的亚裔活动人士之间的联盟，使得公众对于人权与多样性努力的认知产生了某种复杂的变化。温尼弗雷德·高是亚裔法律会议的一名律师。他说布鲁姆“绝对不是维护亚裔美国人权益的战士”。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利用亚裔美国人作为推进他自己议事日程的工具，而我们在自己种族的人权史上，一向都是这样遭人利用”。许多布鲁姆的批评者都提到他的一个视频，在那个视频里他承认自己“亟需”亚裔的原告，来与他一起发起对肯定性行动的挑战。“我觉得亚裔学生和社区正在成为一局象棋里面的小兵，在美国的精英社会中，他们能够动用的资源只有一点点，”说这话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的院长兼社会学家普鲁丁·卡特，“我觉得全世界都能看出这一点。”

假如布鲁姆能够胜诉的话，这个案件将不只是触及到哈佛大学，而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它将会使得学术机构追求各自独特的教研目标的自由受到扼制。这个案件将和布鲁姆其他关于改变多样性与种族歧视现状的努力一道，终结我们现在所知的高等教育中的肯定性行动。

跳转至（二）

 

花朵明明已褪色，花瓣干瘪出褶皱

静静站立在无人角落

记忆的甘霖不时浇灌

是否让她重露鲜红的神采，柔软的腰身

那一刻早已难以看穿，眼前这株植物是真身

抑或只是魔法障眼

 

想对院子里那片兀自绽放的叶子说

你真美啊，若是能采下放在我的案前

日日观赏她细密的纹理

阳光下，细雨声中，留下的倒影与悠然香气

但不忍

怎知她是否纵情流连

土地与凛然的风，与冠蓝鸦的清谈

她的优美毕竟属于广阔地与天

 

不敢问叶子，在微冷的清晨

你承接了几滴露水，它们以什么角度

划过你的身体的曲线

有没有一阵风吹起草籽

又或者你也在向往那阵风

将你载到千里之外全新的，我再目不能及的所在

也不敢问是否有过客也多朝你看几眼

让你不再只是，我一个人内心的奇迹

想要喊出声，手紧紧桎住喉咙

托付给时间，好将哑掉的话语酿出一捧

新的甘霖

 

黑色的天空洒下的盐粒，是一生中

最温暖的颜色

封印了花朵，给叶子留下回忆的薄雾

 

原文 The Limitations of American Restaurants’ No-Tipping Experiment By Elizabeth Dunn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纽约客（New Yorker）

当丹麦裔的餐厅老板克劳斯·梅耶2016年于纽约的中央车站新开那间名为“橡果”的餐厅时，他决定遵照丹麦的传统，不在这家新北欧风格的餐厅里接受小费。在没有小费的情况下，他将菜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些，以保证能够负担员工的工资和一系列的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的雇主配比方案和带薪产假），要知道这些福利在餐饮业都是鲜有听闻的。然而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梅耶宣布橡果餐厅将不再采用之前的这种“福利全包定价模式”，而是改用传统的小费体系，而菜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他在一封邮件中跟我说，他深感之前的那套模式使得他们流失了许多食客。“员工是否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利益”，梅耶写道，他并且强调说他经营的餐馆将继续维持行业中尚属领先水平的员工福利政策。

梅耶并非第一个尝试挑战美国的小费文化的人，也绝不是这件事上的第一名失败者。过去五年中已有不少的餐馆进行了小费模式之外的尝试，这里面包括西雅图的人气餐厅“大丽花门廊”和“海象与木匠”、旧金山的“藻上酒吧”和纽约十一家丹尼·梅耶的联合广场集团旗下的餐厅。北美最热门的Reddit论坛有一个帖子中就总结了北美二百多家不接受小费的餐厅。然而，在过去两年中，许多餐厅都已回到了接受小费的经营模式上。轻食连锁品牌“乔的螃蟹小屋”曾于2015年在它旗下的十八家餐厅尝试取消小费，但没过半年就在其中十四家恢复接受小费。同样做的还有“藻上酒吧”，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鸽子”与“小鸟”餐厅。在纽约，大卫·张曾于2016年一月新开一家无小费的“百福”餐厅；但还没到坚持到夏天，他就放弃了这项尝试。汤姆·克里奇奥在“克拉夫特”餐厅的午餐时段也做了免小费试验，但一年后也告失败。一些餐厅业主表示，他们放弃无小费模式的一个原因是，那种经营方式很难吸引并且留住服务员，但最经常被提及的原因仍旧是与克劳斯·梅耶相同的困扰：失掉小费就意味着失掉很大一部分的生意。

在2013年之前，在全美三十万家服务式餐厅中，仅有寥寥几家是将小费包含在餐食价格中的，而且它们几乎全都是诸如加州的“法国郎德利”和芝加哥的“阿里尼亚”这样的高级餐厅。一直以来，给小费似乎都是一种用来为服务生提供报偿的理所当然的模式，而那些出国游玩的美国人在看到国外并无小费时，总会感到挥之不去的不适。（“所以我们真的……完全不撂下一点什么？”）不过，正如一些取消小费制度的餐厅业主指出的，人们有理由质疑小费是否在经济上达成了好的效果，还有在社会福利方面影响又如何。康奈尔大学的麦克·林恩是一名专门从事小费相关研究的学术权威，他的研究表明有色人种比白人会得到更低数额的小费，这显然使得小费模式成为了有歧视性的制度。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同时助长了性骚扰之类的行为，这是因为服务员感到顾客掌握着给她们多少小费的权力，于是就不得不容忍顾客一些不得体行为。随着餐厅价格的上涨，小费因与销售额成一定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在厨房准备餐食的厨师和端送菜品的服务员之前产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是人们很难合理化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将小费作为社会惯例一部分的国家，常常也是腐败率更高的国家：毕竟，在付小费和贿赂之间，也很难说有什么明显的分别。

更重要的是，服务员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并不总是和收到更丰厚的小费相挂钩，尽管在理论上，这本应是这一模式的出发点。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奥菲尔·阿扎曾建立过一个统计模型，他发现小费数额跟服务质量之间仅仅是很弱的相关性。这一发现使他相信，服务员们认真工作主要是出于其他因素的考量（例如职业上晋升的其他可能性，或者更天马行空一点的猜测是，仅仅出于认真完成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林恩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顾客评估的服务质量，对于他们给到多少小费的影响，仅仅是两个百分点左右。相较之下，一个女性服务员假如在头上戴一朵花的话，她得到的小费将有望增长17%。

那些致力于摒弃小费模式的餐馆通常需要提高菜品的价格，用以给他们的员工支付比原先显著更高的基本工资；另一种达成相同目的的做法是，自动加上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不管是这两种做法的哪一个，顾客支付数额的涨幅都不会超过20%（“乔的螃蟹小屋”为此目的涨价了12%到15%），所以事实上顾客最后付的钱跟他们在有小费模式下是相差无几的。餐馆业主可以用这些额外的收入给员工提供福利（包括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和带薪产假等），还能为在厨房工作的员工提高工资。这就意味着，随着餐厅收入模式的转变，服务员们将获得从前没有过的员工福利，但是这常常伴随着现金收入的缩水。这也就让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服务员会选择辞职。而餐厅食客们的不买账则是有些更难理解的。毕竟，他们最终花费的钱是差不多的，而且在买单时也能少些步骤，还不用做餐后的数学题。那么，为什么无小费餐馆会流失客源呢？

林恩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当餐馆做出无小费的转变时，它们在网络上的用户评价会降低。使得用户满意度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我们消费者对于两种定价体系——分体式定价与捆绑式定价——的不同反应。所谓的分体式定价，就是将一件商品的总价清楚表明为由几部分组成。比如，一台电视机价格是190美金，附加10美金的运费。捆绑式定价则会标明电视机的总价为200美金，含运费。消费者会倾向于认为分体式的价格比捆绑式的更便宜。林恩表示，如果一名消费者一直付15%的小费，他仍然会觉得自动涨价15%的无小费餐厅要比普通的餐厅更贵。林恩告诉我，“事实上，即使是一般付20%小费的消费者，仍然会觉得涨价15%的无小费餐厅更贵”，尽管总体而言他算上小费的花费还要更高上一些。

林恩还发现，当餐厅采取强制收取服务费时，顾客的评价会更大幅下降。他说，人们不喜欢涨价，但总体而言仍能理解餐厅要给员工支付更高基本工资的需求，因而必须涨价。但人们痛恨服务费。这里面潜藏的原因就是，尽管给小费是社会范式中非常强烈鼓励人们做的一件事，在理论上它仍然不是强制的；当你自动被收取服务费时，就好像被人狠狠摆了一道。林恩的研究发现，在消费者的预期中，免小费餐厅的服务质量会更差：这无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自己获得的服务质量会产生偏见的认识。

林恩在他对网上用户评分的研究中发现，中间档次的餐厅相比起高档餐厅，它们的网上评分会更加严重地受到免小费试验的打击。他对此的猜测是在中档餐厅消费的人群要对价格更加敏感。这可能意味着至少就目前而言，也只有在最高档的餐厅中去小费化才有可能收效较好。但这并不会妨碍会有许多餐厅业主仍想做这方面的尝试。尽管有些人也会提到去小费化在伦理上的优越之处，但餐厅业主想要做此尝试最重要的动机仍然是经济上的。在全国范围内，最低工资都在上涨。在保留小费模式的情况下，餐厅业主仍不得不提高菜单上的价格，用以给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于是乎，服务员就会双重获益了：他们将会获益于上涨的最低工资，同时由于菜单价格的上涨，他们获得的小费数额也会水涨船高。这也就意味着，对餐馆业主来说将价格压低的最佳选择就是取消小费。而在这条路上阻碍他们的最大一块石头，便是消费者对消除小费模式不可消弭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