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艾利克斯·陈的家所在的那片小丘陵，就是名为“零点”（the Point）的南湾一座很有规模的教堂，从那里可以俯视层层迷雾中的圣何塞全景。那就是布鲁姆即将向硅谷华人协会发表演讲的地点。周遭的布置仍能看出这里前不久放映过免费电影：“碟中谍”的横幅悬挂于入口处，大厅中立着两米高的爆米花卡通招牌，排球大小的玉米粒正在爆开。我沿着红毯进入礼堂，马上遇到一位自我介绍名叫杰夫·王的男性做座位上跳起来跟我打招呼；他正是麦克·王的父亲。麦克·王在申请学校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彻底改变了这位父亲，在那之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如今，他是一所学校的校董成员，还主持每周一次关于政治话题的广播节目。他递给我一份支持大学生公平录取协会对哈佛诉讼的法庭之友书面陈述，这是由多家美国亚裔公民活动组织于新近共同提交的。麦克·王则正在家里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
演讲开始前，我跟内塔尼尔·于交谈了一会儿。他最近刚刚高中毕业，是跟家人一起从北边的丹维尔市开几个小时的路程赶到这里的。内塔尼尔·于身着西装和格子衬衫，头发一丝不乱地梳着。他精瘦而沉静的模样让我联想到汤姆·克鲁斯，不过也可能是受这场景影响。内塔尼尔·于被活动的主持人之一，一个活泼幽默名叫莉莉·丁的女孩请到台上；她向大家介绍说，内塔尼尔·于曾被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欺侮，但他之后的所作所为使让成为了华人社群里的一名英雄。
2017年，内塔尼尔·于跟几个同学一起拍摄了一段学生会竞选视频——这是段带有搞笑意味的视频，他在里面饰演詹姆斯·邦德，而他的几位穆斯林同学则饰演坏蛋——而该视频随后被校方认为“有不宜内容”，而内塔尼尔·于也被褫夺了高二年级学生领袖的称号。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就容易有失全面的判断力，而且说不定换个时期的话这也只是一段不会被大家注意到的当地新闻。然而，视频片段在网上迅速热传，而内塔尼尔·于也经受了这类事件中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连番道德谴责，恐吓信，还有人在网站发起众筹对他进行批判。硅谷华人协会随后介入此事，帮助内塔尼尔·于和他的家人提起第一修正案的诉讼。
内塔尼尔·于赞赏了那天来到现场，而不是在家打电子游戏的年轻人。“你们所有人都是好样的。”他说到，肯定性行动已经撼动了鼓励辛勤工作和坚韧毅力的美国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教育这一领域。他略带戏剧性语气地叹了口气，表达出他对此已经厌倦的情绪，“有时当一个亚洲血统的人真的挺难的。”
在许多人携家带口进入会场的间隙，莉莉·丁跟与她一同担任司仪的名叫杰森·许的严肃中年男士，一起打趣艾利克斯·陈这几年不断后退的发际线，那就像协会这些年以来不断奋力工作的一圈圈年轮。莉莉·丁曾将哈佛大学视作“社会与道德正义的灯塔”，但此刻她对哈佛无比失望。终于到了为大家介绍布鲁姆的时候。“布鲁姆先生，我们聚集于此都是在期待您的到来。”她说。
布鲁姆向听众解释道，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哈佛的录取程序，是以种族平衡之名损害了表现优异的美国亚裔的利益。当他提到阿比盖尔·费舍尔时，坐在前排的几个人开始会心地点头，那样子就仿佛一位流行歌手刚弹奏出他大卖歌曲的最初几个音符。他的讲演只有二十分钟，结尾时他号召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大公会，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捐款。底下的听众起身鼓掌喝彩。“哇噢，听了这些真让我热血沸腾，”走回台上的杰森·许说道。莉莉·丁尤其认同布鲁姆对哈佛招生程序中“个人”这一类目的批判，她认为华裔学生“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缺少个性”。他们随后呼吁，在场听众都能在不久之后飞往波士顿，参与案件审判前一天举行的游行集会：“我们必须要尽全力到那里去，展示我们的团结与对学生的支持。”
在教堂的听众有五百人左右，而之后将会有更多人通过微信和《世界日报》了解到当天的活动详情。布鲁姆制造的故事框架将华裔美国人放置在聚光灯中心，也让他们有成为英雄人物的可能。他仍强调说，哈佛大学依然是值得推崇的教育圣地，但可惜的是校方并未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他们的责任正是让所有美国民众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是有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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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代的亚裔社会活动人士来说，肯定性行动曾是他们对抗种族公正性问题的关键一环。八十年代后期，教育部调查了一系列对伯克利、哈佛和另外几所精英学校有关限定亚裔录取数量的指控。这些指控几乎全部是左派的亚裔活动人士提出的；对这些人来说，肯定性行动是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的一把钥匙，而绝不是问题本身。
许多指控里面亚裔学生对于不公正的质疑都在后来被证实确有此事，而在那之后这些学校中亚裔学生的数量也开始上升。有了这一段历史，让一些支持肯定性行动的亚裔人士有着某种几乎自相矛盾的立场。“亚裔促进公正”组织的律师妮可·欧奇曾与处于不同阶段的哈佛学生（有正在求学的，也有已毕业的校友和即将入学的学生）有合作的经历。她努力尝试让公众听到这些人对哈佛录取程序中“考虑种族”的支持声音。在她看来，布鲁姆与大公会成功地将针对亚裔的偏见与肯定性行动本身搅为一谈，而这两件事本来是无甚关联的。曾有研究显示，如果在招生中不再考量种族因素，那么最大的受益人其实会是白人学生，这也让人们不得不深思，究竟处于竞争关系的到底是哪些族群。“也许，最终的目标是让亚裔，而不是白人，成为精英学校中处于最上层地位的学生，”伯克利的教务长普鲁登斯·卡特表示，“我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我反对的是在这些学校里单独挑出来一些黑人和拉美裔学生，在他们身上做文章。”欧奇并且坚称，她在这一案件中支持哈佛大学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她无条件支持哈佛的所有招生政策，而且她认为调查是否有系统性的歧视也仍有其必要。
亨特学院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陈还在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念本科时，就亲自见证了支持肯定性行动的热潮。她忆起当年仍在哈佛时，左派的同学挑战校方对亚裔学生低录取率而发起的活动，再目睹眼下保守派的反抗，不禁为这两者的分别感到不解。“现在是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了”，她这样总结道。那些原告对哈佛的愤怒让她很迷惑：“为什么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为这种事起诉哈佛呢？就为了没录取你们？他们会据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我的感觉，就是，‘噢，老天，这些孩子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我想，也许这些对哈佛提起诉讼的人对精英社会太执着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是有值得同情之处的。玛格丽特·陈是在纽约六十四街一所公屋里面长大的，父母一个在餐馆打杂，另一个是制衣工。今天她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先后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她的儿子也毕业于哈佛。我同样在哈佛念的研究生，所以我跟她提到，也许在那些正在上高中的小孩和他们忧心忡忡的父母眼中，我们已经是赢家了。
哈佛可不是个容易混的地方，玛格丽特·陈说道。许多亚裔都是执念于那个名号。她指出，直到今日哈佛都仍然是个奉行精英主义的地方，那些“拥有一切资源”的仍然是白人小孩，他们出入于学校那些秘密的“终极俱乐部”。“我们的孩子没法像他们一样。”
穿越时空，我们看到与玛格丽特·陈相呼应的是八十年代伯克利的积极分子，他们当时成立了名为“公平录取学生联盟”的组织。学校内部调查显示，1984年对录取标准的一项改变严重影响到了亚裔申请者，在此中收益的是白人学生。1989年四月，伯克利的校长，法学教授伊拉·麦克·黑曼（Ira Michael Heyman）发表了对亚裔的道歉声明，转过年来他就卸任了校长之职。黑曼曾是一名民权律师，也是种族平等的提倡者；然而很明显地，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亚裔所处的特殊位置，而且似乎低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决心。
我正是在那之后不久，九十年代中期进入伯克利求学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身为工程学教授的新校长田长霖会接手这个职位是由于他成功地在黑曼和学生积极分子间进行了斡旋。人们很时常听到加州大学系统里面华裔泛滥的说法。洛杉矶分校（UCLA）被叫做“白人淹没在亚裔中的大学”（University of Caucasians Lost among Asians），河滨分校（UCI）则是“中国移民大学”（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这类笑话似乎带着种潜台词，那就是这些学校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光华。这提醒了人们，对成就与卓越的定义是有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的。我常常问那些，因为不满哈佛大学将亚裔学生限额定在百分之二十而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人，要把这个比例增加到多少他们才会觉得满意。他们是否想让哈佛的一半学生都是亚裔？很明显，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那这所学校的声誉，与在校学生的精英光环也即将不再——哈佛也就不再是哈佛了。
1996年十一月209法案通过的时候，我在大学念二年级。校报是支持209法案的，而反对者偷走了将近两万三千份校报。结果公布后，我来到学生大批聚集的校园钟楼底下，那是校园里一个小山坡。我看到一些学生爬到钟楼上，声称肯定性行动不恢复的话他们就不准备下来。一个人跑了上来对大家宣布道，伯克利六十年代言论自由运动的领袖，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刚刚去世了。另外一个人用扩音器面向大家，背诵当年萨维奥在斯普老大楼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曾有那么一刻，机器的运行变得如此可憎，让你从心底厌恶，无法再参与其中！甚至连消极地参与都做不到！你们必须将你们的身体放到齿轮上，放到车轮上，放到杠杆上和一切设备上，你必须让它停下来！然后你必须告诉运行和拥有机器的人，除非你获得自由，否则机器将再也不能运转！”
我记得自己曾经困惑，我们是否真的在“维护那台机器”。对于自由的定义，和前人相比起来，被我们划得太局限了。在约翰·肯尼迪发表“肯定性地采取行动”的宏愿数十年后，肯定性行动的最后战场竟然只剩下世界上最精英的几所高校的可怜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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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负责录取工作的专员常常在年轻的申请者身上想要寻找的一项属性就是一股“闯劲”。与领导力等其他软实力不同，通常你很容易明确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种特质。当我在听麦克·王谈到他的案子被大众知悉后他受到了怎样密切的关注时，他的那种精气神让我很是钦佩。他提交诉讼的那段时期正是民间积攒了许多愤怒的时候，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嘲笑他过分较真。但此时此刻，他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他人的批评，因为他已经把“自我”放在了比与他人交流更低的位置上。
我和麦克·王吃过午饭后，跟着他返回他的办公室。路上我们来到一家店买珍珠奶茶。等饮料的时间里我问起他穿着的紫色衬衫——那难道不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标志色吗？他微笑着，开始跟我畅谈在学校的时光：和教授们一起的感恩节晚餐，和同伴一起做亚洲美食，二十一岁生日时一位教授带他去酒吧喝上一杯。他语速渐快，那种在他说到案件时咬文嚼字的紧张感也一扫而光。“我在威廉姆斯受到的教育，是哈佛无法比拟的，”他说，“现在上过了威廉姆斯，即使我被那些别的学校录取，我还是会选择威廉姆斯念书。”
他并未对诉讼感到后悔。他仍觉得录取过程有不公平的地方，而为亚裔学生提供更高的制度透明度对未来也是件好事。但说到他自己的大学生活，他认为那是所很特别的学校，也是让他很珍惜的一段经历。
让这一切讨论最有争议之处，就是大家都在讲一个“虚拟的现实”，我们在另一种可能性下的版本。录取过程努力试图做到无偏、不去关注私人问题，但我们很难将这件事完全做去私人化的处理。于我们而言，在程序中混杂着太多未知：对纯粹的精英教育和种族公正的信仰，仿佛是一出闹剧；对于标准化成绩衡量的信仰，仿佛显得不合时宜。我们总怀疑这一系统是不公的，甚至是荒谬的，然而我们仍在系统里拼命尝试：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优秀能被发现、被肯定。
麦克·王毕业的前一天，他和几个好友聊天到深夜，紧紧握着最后几个钟头的时间，回忆着过去几年的美好时光。一整个白天他都在整理宿舍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他和朋友们一起，听奇玛曼达·南戈齐·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她告诉我们，当你迈入这世界的时候，要做那些不会让你自己感到后悔的事，”麦克·王说，“你们已经获得将世界改造成一个更好地方的工具和力量。那么现在就走出去，做你们该做的事。”他想了想，是的，那正是我现在想做的。
The Road Not Ta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