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An 18-Year-Old Looks Back On Life by Joyce Maynard

发表于 1972年4月23日 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

十八岁的我回望人生

每代人都觉得自己那一代是特别的：我祖父母那一代是因为记忆里仍有马和四轮马车，我的父母他们是因为大萧条。现在三十多岁的那代人，因为生命中曾见过北朝鲜的红色恐慌、查克·贝里[2]和披头族[3]而感到特别。我的姐姐也是特别的，因为她是第一代被称为“十几岁青少年”（teen-ager）的人（在此前，人们在十几岁时总是被称为“青春期的少年”，adolescent），在她那一代做个青少年还是件开心的事。而我，十八岁的我，则是被夹在中间。我们是期待永远无法满足的一代。“当你长大以后，”我妈妈曾向我保证，“你就能涂口红了。”但真正到了这一天，不出意外地，我并没能用上口红。“我们长大了之后，就能像那样跳舞了。”我和朋友一起看“美国乐队站台”节目里查比·切克扭动身体的歌舞表演时，忍不住这样私语。但我们没能承继到什么舞步，我们只能跟随清汤一般，甚至让人懒得随之打拍子的音乐，无力地晃动几下，毫无美感地耸耸肩。“只要等到我们能投票的那天”，听到琼·贝兹[4]裸着双脚，唱起《我们将能战胜一切》，十岁的我内心翻滚，已经准备着为了和平与自由，去绝食、去游行，甚至去死亡。然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投票，也能够参与竞选活动、敲开人们的门或是挥舞宣传的硬纸板，但突然之间一切似乎不再有意义。

我们这一代的特别，不是由于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由于我们失去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开端，也是结束。将科技作为理所应当的事的第一代（火箭发射对我们而言，除了少上一个钟头的社会课，聚集在体育馆的电视前目睹卡纳维拉尔角[5]的倒数之外，还能意味什么）。我们是电视陪伴着长大的第一代。我家第一次有电视的时候姐姐八岁，因而对她来说那总像是种魔术，一种带着陌生感的物件。书本已经走入她的生活，而且永远不会被什么其他东西取代。但电视对我，就仿佛厨房的下水管道和电话机，是生活中的既存事实。

我们接过了前一辈人的廉价旧衣服，缝缝补补，制成一种新的时尚。我们从大学生那拿来了毒品，让它在高中校园里流行起来。我们也有披头士乐队，但已经不再有梳着时髦头发穿着成套西装的形象，和那些让你想落泪的歌曲。他们出现在我们眼前仿佛一个糟糕的玩笑：上了年纪，胡须满面，毫无和谐感。而我们也在那股反战的波峰之后继承了越战[6]：已经过了烧掉征兵卡的时刻，却还没有赶上不再需要被征兵的年代。1953年出生的那拨男孩——他们跟我同年——将会是最后一拨赶赴战场的青年。

所以，我们到底身处何地？泛泛地贴上标签总是件危险的事。如果叫我们是冷漠的一代，我们就将成为冷漠的一代。如果你说时代在变了，没人再关心毕业舞会皇后是谁，或是能不能进入理想的大学求学，只要你这样说了，就能造就出一个运动，也能造就出一个新的团体，而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唯一共通点就是毫无共通点。如果真要解释我们此刻的立场，那只能看向我们过去曾待过的地方。

就如那些过度焦虑的病人一样，我们紧紧抓住童年曾经历过的，程度超过其他一切世代人们的巨大创伤不放。肯尼迪遇刺事件已成为我们的一个神话：跟我们聊上一两个晚上，不管话题是什么，电影或是夏天的临时工或是尼克松访华行程或是天气，那个话题都一定会冒出来（“听说那件事的时候你在哪？”），仿佛经历过了杰基和她的红玫瑰[7]、小约翰向父亲的致敬[8]和奥斯瓦尔德在镜头前被击毙[9]，使我们这一整代人都有了理由，一直处于一种极度清醒的状态。

诚然，我们不可能生长得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之中有的生命在高中学校的走廊展开，有的则是穿梭于汉堡店的免下车车道；有时徜徉于《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纸张里，有时又在电视屏幕的画面中。这个国家的大事件，是如此地与我们的个人记忆相互模糊，以至于1963年11月22日[10]对我而言，是一次不得不被取消了的生日聚会，而阿姆斯特朗登月[11]是我喝掉第一罐啤酒的日子。如果你想了解现在我们是怎样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将怎么投票，或是到底会不会投票，或是在十年过后是否我们也将变得跟其他那些自命不凡的世代的人们相似——生两点二个小孩，在康涅狄格州有所房子——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就看看过去吧，因为不管我们是否甘心，我们的一切未来都植根于过去。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曾经历的事件叫做古巴导弹危机。但我记得卡斯特罗。（我们管他叫“蓖麻油”[12]，他浓密的胡须让我们肃然起敬：那个年代那样的胡子可不多见。）我们大抵不怎么担忧（毕竟哪个共产主义者会想要占领我们这个不起眼的新罕布什尔小镇？），只不过我们住的地方距离空军基地只有十英里远。那个夏天，飞机在头顶穿梭仿佛嗡嗡的蚊子。有人说到在他们家中的地下室有防辐射的掩体，另一个家庭则全家打包去山里避难。但这些对我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大家都得死，那么我也肯定不想独活，头发掉光，日后还要面对沙利度胺型婴儿[13]的流行病。

我并不怎么害怕死亡。我认识的人中还没有谁过世，死亡是件超现实、令人目眩神迷的事。（我总希望基尔代医生[14]能多一些癌症晚期患者，而不是把许多时间花在恋爱上。）我反而对永生这个话题念念于心。有时，我心中也会慢慢有关于“长大”的意识，但到了夜晚，死亡所造成的一切影响，常像一枚炸弹落在我的心间。不只是我的身体将不再存在——这我倒可以接受——更重要的是，我将不再能思考。而且我也不能像我曾设想过的，去做一个参与者；我甚至不能再做一个观察者。“那枚炸弹”尤其让我惊怕的是消灭一切的可能性。有关我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除。不会有墓碑，而即使有，也无人会去凭吊。

我在最近刚刚变得对哲学感兴趣起来，然后开始思索宇宙的事情。如果说地球在太阳系中，太阳系在银河系中，而银河系在宇宙里面，那么宇宙又是在什么里面？如果太阳只是一个小点，大头针头上的小圆球，那我是什么？在三年级那年，我们参观了天文馆，在那里目睹了被戏剧化的太阳爆炸的一幕。有一瞬间，那个向我们袭来的橘红色球体，仿佛与“那枚炸弹”在我心中的画面融为一体。它的效果是毁灭性的：在我的人生中，除了复活节星期日之外——那时候多希望我也是上教堂的，那样便能像基督教和新教的好朋友一样，添一件漂亮的新裙子——我第一次对宗教生出渴望。

琼·贝兹走进我们人生时我八岁，那时的她是披头族的标志性黑长发，穿着粗麻布袋子制成的连衣裙。拿到她的第一张唱片时，我们一整天都在循环《我的一切审判》《银色匕首》和《丛林里的鲜花》。我的姐姐也留起长发，还开始整天穿着拖鞋，还要去哈佛广场朝圣[15]。我则学着弹吉他。我们爱她的声线与她的歌，但更重要的，我们迷恋她的那种感觉和人生，仿佛十五世纪奥尔良的女孩，被拴在一座城的木桩上施以火邢，上街抗议，或是在狱中为了反抗种族隔离，孤独地歌唱。她是那个年代一切“不服从”的象征，于是我们也和成千上万人一起，加入了她追随者的行列。

我从无法想象杰基·肯尼迪走进卫生间，尽管她肯定得做这件事：她实在太过沉静而完美了。我们曾有过一本讲她的书，里面满是她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有她着一身天使般的黄色亚麻长裙画油画，有她在沙滩上和凯洛琳和小约翰在一起，有她在印度骑着大象，还有杰基穿一件白色晚礼服与赫鲁晓夫会面，那场景就像白雪公主接见七个小矮人之一[16]。（噢不，我并没因为仰慕杰基而背叛了对琼的爱。琼是如此美好，但跟我们一样属于人类；而杰基仿佛一场魔术。）多年以后，她嫁给那个名字古怪的小矮人[17]时，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圣诞老人的服装。更晚些的时候，我读到《女士的家庭日报》登出的爆料（“杰奎琳·奥纳西斯的秘书告诉了我们下面的一切”），我几乎一阵恶心。只翻了最初几页我便放下杂志。我已不想再细细端详那些碎片，知道玻璃已经破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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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 《纽约时报杂志》是随周日的《纽约时报》附的杂志副刊，里面一般登载较长的文章。第一期出版于1896年。
[2] 查克·贝里（Chuck Berry，1926 – 2017），美国吉他手、歌手和词曲作者。贝里从节奏布鲁斯音乐中提炼发展出独属于摇滚的主要元素。他的舞台风格成为后来摇滚乐的主要影响来源。
[3] 披头族（Beatnik）是大众媒体创造出的一种刻板印象，展现的是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中肤浅的一面。
[4] 琼·贝兹（Joan Baez，1941 – ），美国乡村民谣女歌手，也是活跃于反战运动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将能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是1963年华盛顿举行的民权示威游行中，贝兹所演唱的歌。
[5]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沿岸的一条狭长的陆地，附近有肯尼迪太空中心和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
[6] 小规模的反战运动于1964年开始于美国校园。1967年10月21日，10万学生和其他民众发起“向五角大楼进军”运动；1968年反战示威游行遍及全国各地。
[7] 杰基（Jackie）是杰奎琳·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夫人的昵称。在她出访时，民众常常将玫瑰献给她，尤其是红玫瑰。
[8] 约翰·肯尼迪的葬礼上，他的儿子，年仅三岁的小约翰·肯尼迪向父亲敬礼被摄影师捕捉到，成为一个经典的画面。小约翰·肯尼迪于1999年去世，终年38岁。
[9] 李·奥斯瓦尔德，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认为是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案发两日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当众被夜总会经营者杰克·鲁比开枪击毙，这一经过被美国人在电视直播中目睹。
[10] 约翰·肯尼迪在这一天遇刺。
[11]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到达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踏足月球表面的人物。
[12] 蓖麻油的英文Castor Oil和卡斯特罗（Castro）读音相似。
[13] 沙利度胺（Thalidomide）又称反应停，是研制抗菌药物时发现的一种具有中枢抑制作用的药物，曾作为抗妊娠呕吐的药物在欧洲和美国广泛使用。但投入使用不久，发现使用该药物的孕妇流产率和胎儿患海豹肢症的概率上升，该药随之退出市场。
[14] 这是三十年代一个系列小说中的人物，该小说也曾被搬上银幕。小说中的基尔代医生因为有志于医学，离开了父母经营的农场来到大城市的医院工作，并在此过程中接触许多地下的罪犯。
[15]  琼·贝兹的首张唱片名为《哈佛广场周围的民谣歌手们》。
[16] 赫鲁晓夫身高只有160厘米。
[17] Rumpelstiltskin，是格林兄弟收集的一则童话，童话中主人公之一是龙佩尔施迪尔钦，是一个名字古怪的小矮人。这里作者指的是后来与杰基结婚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