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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告诉我们，奥斯特河小学是这个州里最棒的学校之一，但这是新罕布什尔州，所以那句话就像是把一个小土堆叫做山峰，只因它处在撒哈拉沙漠中。很早我就知道新罕布什尔州有关政治的一件事：我们没有广泛税基的税制[18]。我们没有消费税和所得税，因为反对联邦制的农民和鞋厂工人形成他们政治哲学的主要途径是威廉·罗伊布的《曼彻斯特联盟领袖报》[19]，他们害怕那些共产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渗透。在州立大学所在地，达勒姆[20]的我们，是一群尤其被人讨厌的家伙：我们这群自由主义者，被认为是用浮夸的知识分子的垃圾来毒害新罕布什尔的年轻人们。那就是为什么古板的新罕布什尔州议会从来都要将大学的经费减半，还有为什么我家仅仅有一辆二手的小汽车（我父亲在大学教英文），而也是联盟领袖报为什么不管什么人想要竞选州长，都必须承诺不加消费税的原因。而这样一来，学校经费只能来源于房产税和彩票收入，也就意味着学校经费总是少得可怜。所以，奥斯特河小学可不是什么好学校。

人们每年纪念基尔默的《树》[21]，将罪人的头向着橡木做成的书桌重击作为惩罚——在这一切的惨淡无望之中，至少还有一样新奇的骗人玩意，陪伴我们从四年级一直到八年级。那是一个装满了文件夹的白纸盒子，里面全是两页长的，关于恐龙、地震和导盲犬的故事，在结尾处还会问几个问题。它们的名字叫做“能力铸造盒”（Power Builders），按照颜色分为不同的级别，从红、蓝、黄、橙、棕，一直到我们梦寐以求，而常常靠作弊达到的紫色。“能力铸造盒”卡片上是自带问题答案的，所以其实你是要按自己的程度从低级完成到高级，而且我们听大人讲过一百遍的是，如果你作弊的话，那你只是在骗自己。“能力铸造盒”所属的那一整个项目名叫SRA[22]，也还有好几个差不多的缩写，TTUM，FSU，PDQ，它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把阅读转化为一门科学，而为此提出不同的成功公式。

我们还有“听力技巧铸造盒”（Listening Skill Builders），在我们僵直地坐在椅子里时大声给我们播送读者文摘式的小段文章，不断提醒我们听力理解中最重要的五个步骤（是SRQPT，VWCNB，还是XUSLIN来着？）稍后还会出现一种听力能力测验，这种测验会把人群中的精神不集中者、懒散者和聋子纷纷择出来。

我，跟与我一起达到紫色级别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把答案暗暗藏在“能力铸造盒”里边，好能够在无需读文章或是问题的情况下就能写下答案（偶尔也故意犯几个错误好让自己显得更加可信）。六年级之前，我们一小撮人已经被选入一个特别阅读小组，送去独立学习室——一个小会议室——在那儿我们整天继续抄答案，一次抄五份，剩下的时间则在讲黄色笑话。

SRA以“新数学”攻占算术的教育市场之势，攻占了阅读的教育份额。在没到七年级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阅读训练班（我们称其为精神阅读）。在这种班上，教室里摆满声画辅助工具、语音表和阅读实验系统。老师每周一次拿出速读仪，它把一段文字投影在白板上，每次重点强调一个词组，而且切换的速度一直加快。如果一粒灰尘飘进你的眼睛，你眨了下眼，那立刻你就会输掉测验。

在发展阅读训练班里看不见书本。即使是在英文课上，我们也常常不需要与书为伴。那年我们的大作业是扮演一位著名作家（从有史以来100位最伟大作家里面选一）。我的是路易莎·梅·奥尔柯特[23]，我最好的朋友则是罗伯特·麦克克洛西，那个写出《让路给小鸭子》的人。为完成这项作业我们排演滑稽短剧，从杂志剪下图片，还在年末盛装打扮起来（我穿一件长睡裙，头发盘起，作业得了A；我的朋友打扮成了鸭子的形状）。我从没读过路易莎·梅·奥尔柯特的书；我不记得在那年我读过任何一本书。整个高中时期，除了杂志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读过。尽管现在在大学里，我已经开始进行严肃阅读，但我发现自己仍被书店里那些鲜亮的书籍封面吸引，尤其是那些彩色的，有着“能力铸造盒”般外表的封面。我的眼睛已被训练成能够跳过不重要的语汇（形容词、副词），直捣那些关键的词组（所谓TVPQM阅读法）。但或许是内心总有对呼呼作响的速读投影仪的反抗，我读100页仍需要三个小时。

假如我能把那些年放学回家的午后扔给电视的时间全部花在钢琴上，大概现在我早已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钢琴家。或者假如我去跳舞、阅读或是画画……但我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开电视机，接着便陷进那座古旧的绿色沙发，捂紧了棉被，在旁边准备好一袋炸玉米饼跟一杯把它们送进肚子里的牛奶。我看着基尔代医生经历的生死，跟着丹尼·托马斯[24]开怀大笑，边看“密码”和“告诉你真相”[25]边嘴里轻轻讲出，偶尔也大声喊出答案。回首所有那些午后时光，我试图说服自己，那些时间并没有被我浪费。我肯定学到了些什么：起码，我总是有了些许改变。

可以肯定的是，我学到的东西不会是那些电视节目本来想要教给我的。看过那许多年的电视问答节目，在那些无数的冷知识中，我记住的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我爱看《留给比弗吧》[26]肯定是因为着迷于比弗被卷进所有麻烦中的状况，而不是每集末尾他爸爸必然出现讲一个小知识的段落。每一集我都反复看过两三遍，亲眼见证比弗慢慢长大，个子变高，声线变低，而每年秋天又从年纪很轻的小比弗重头看起。（有个人最近告诉我那个饰演比弗·克里夫的男孩死在了越南。那个新闻对我是个巨大打击，好多天在我心上挥之不去，直到另一个备受折磨的比弗迷写信告诉我说那只是个谣传而已。）

我甚至都能准确预先说出有笑点的对话和结局，也分不清是真的看过这一集，或只是看过相似的一集。比方说那个保龄球的梗：露西、多比·吉利斯，皮特和格拉迪斯[27]，他们都是乐此不疲。一定有个人把手指卡在保龄球的孔里，接着还要去家长教师联合会演讲，或是请老板来家中晚餐，结果从头到尾得把一只手好好藏起来。我们绝对不能问“为什么他们不讲出实情”这种问题：这些节目就是建立在万千麻烦事之上的，在两点之间一定要走那条最远的路，并且随便一个未解的扣都有发挥作用的那一天。（我总觉得，外科医生常常在担心电视上的过度暴力是杞人忧天了。在我的整个童年里，警官都还没成为和事佬。在我心中留下印象的并不是那些枪战的场景，而是那种，一切事情最终总能有个好结果的记忆。）在电视房的阴影中度过的所有那些半个钟头的时光里，我养成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在邪恶中将诞生美好。

比起那些来还重要的是，这些情景喜剧将我浸淫在美国流行文化里面。我从多年看电视的经验中走来，对法国的博物馆、意大利的建筑和英格兰的文学通通毫无感觉。每次走到书店里，我都倔强地做一个执着于美国本土的读者，去翻看那些软皮小说的主人公是否有个外国名字，而故事的场景是在伦敦还是纽约。粗俗与平凡始终吸引着我。那些更有心智的朋友们（他们是不看电视的）永远不能理解，在《我的三个儿子》[28]里我能看出些什么。“根本什么都没讲，”他们会说，“人物都很无聊、脸谱化，就像塑料做的。每一集都一样。”我想，那正是我一直还在看那些剧的理由：无聊的重复，本身即是一种韵律——不时闪现的可口可乐标志，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和好沃德·强森[29]的屋顶。

我可不是像一个人类学家，傲慢地从上方以审视、分析的态度来看电视。我也不像有些小孩，是因为复古觉得搞笑而去看电视，正像他们现在去看《独行侠》和《超人》那样（他们追捧漫画书和有些波普艺术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我是带着满腔真诚在看。在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人生中的五千个小时都已扔进了这个黑箱之中。

 

译注：

[18] Broad-based tax，指通过减少、取消税收优惠，而扩大可征税的收入范围，从未在税率不变的基础上增加税收的税制。
[19] Manchester Union Leader《曼彻斯特联盟领袖报》，是《新罕布什尔联盟领袖报》的前身。创刊于1863年，这是全国范围内政治倾向出名保守的一家报纸。
[20] 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
[21] 《树》（Trees）是美国诗人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的一首诗。在这首诗出名之后，美国好几个地方都声称这一诗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他们那里的某几棵树。其中，新罕布什尔州的施万兹（Swanzey）就号称这首诗是基尔默在那里度过夏天的时候写作的。
[22]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是芝加哥一家出版商退出的一系列辅助阅读理解的教学材料。
[23]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小妇人》。
[24] 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美国著名情景喜剧演员、编导、慈善家。
[25] 美国的两个电视问答节目。
[26] 《留给比弗吧》（Leave It to Beaver）是1957-1963年间美国一部黑白情景喜剧，描写一个十分有好奇心，但常常太过天真的男孩西奥多·克里夫，昵称“比弗”，在家、学校和他的街区的许多冒险小故事。
[27] 这些都是美国著名情景喜剧演员。
[28] 《我的三个儿子》（My Three Sons）是1960-1972年间美国一部情景喜剧。
[29] 成立于1925年的连锁酒店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