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里几乎没有黑人。那会儿还有人用”黑鬼“这个词，黑人这个词一开始还有点难以出口。不过也已经有一阵子，我们不大能说黑鬼了，所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只觉得十分尴尬。如果你在我九岁的时候，让我描述一下卡修斯·克莱[30]，我必须要费好大力气绕开跟肤色相关的字眼，只是讲讲身高、体型、瞳孔的颜色和鞋子的型号。我只有在报纸和电视上才看过黑人，还有警戒线边和学校门口的国民警卫队里。（除了杰克·贝尼秀的罗切斯特之外，那时的电视上也并没几个黑人演员。）在1963年的时候，要让我们支持黑人民权的事业是很容易的。日后，当我遇到餐厅坐满黑人的餐桌那边射来的冰冷目光，或是被贩卖报纸的黑豹党成员恶语诘问之时，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也许那体型弱小的老妇人并不希望有人搀着她走过街道。我对黑白一家的想象，现在看来，仿佛只是《吾爱吾师》里面的某些镜头[31]。如果有一个黑人对我表现出一些友好，我会像其他黑人一样，在心里怀疑他这是否只是为了获得欢迎而有的违心之举。
第一次在艾德·苏利万秀上看到披头士乐队时，我丝毫没有想要尖叫，或是扔起一把糖豆的冲动。一个八年级生也许还算得上足够成熟，以至于会重新想要扮演一次小孩子；然而当时的我还太小，只想演一个大人的模样。所以我们差不多只是不住地嘲笑他们。那时我们正上五年级，尚是理性的年纪——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当男孩向我们走近（他们鲜少这么做），说他们身上有虱子时，我们也仍会尖叫。芭比娃娃使我们着迷：那一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芭比。也许她们早些时候就已经问世了，但直到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才在新罕布什尔上市，而在商店里总是被抢购一空。于是，在我们摆弄娃娃的人生快要结束时，一下子从粗粗笨笨的圆肚子贝茨·卫茨娃娃和双腿僵直的瘦小娃娃，改朝换代成了苗条而有曲线的芭比，只有十一英寸高，却带着一个巨大而价格不菲的衣柜，那里面甚至还有黑色的蕾丝性感睡衣。她微凸的嘴使她看上去仿佛刚刚吞掉一只柠檬。
芭比不仅仅是个玩具：她更代表了我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一刹间走出喝茶的小聚会，来到苏打水商店和名叫肯的男孩约会。我们在初中前与芭比度过的一段短暂时光，预置了我们对青少年生活的一切憧憬，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成熟到可以真正驾驭那些期待的程度。现在的小孩已经习惯于生长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可是从幼稚园就开始玩芭比娃娃了。但于我们而言，那就像一场毫无先兆的大暴雨。我们在泛滥的洪水中被剧烈拉扯着：想要找个地方避风遮雨，却又忍不住那在雨中歌唱的冲动。
在1964年，对于我，一个十岁的六年级生来说，高华德和约翰逊的竞选年就仿佛一场大戏，或是长达六个月的篮球季后赛。情节曲折得比电影或是电视剧还要更激动人心。我热爱上政治没有丝毫正当的理由，但还是全心投入了许多竞选的活动中。在十月微冷的风中，我在超级市场门口瑟缩着，“你好，想不想拿点L.B.J.[32]的火柴？”；所有“约翰逊青年后援会”成员都努力想要信任这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我们都很渴望迎来一位英雄（就在十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告别一位），也因而很乐意去信任一个人。那个时候政府作恶还不是一件大家视为寻常的事：也许是我们太过天真，又或者国家也尚属单纯。多年之后，那场永远打不完的战争、中情局、五角大楼文件和ITT公司[33]将动摇我们的信念。但在1964年，如果一个人说“我亲爱的美国民众…”，我们会认真倾听。
我在学校里是个十分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在午餐室和人辩论。我坚持着一个十岁少女的二分法：如果你是支持约翰逊的，那你就是站在黑人一边的；如果你支持高华德，那你就是跟黑人作对。同样较真的共和党人会向我详细阐述多米诺骨牌理论[34]，我暗自也觉得自己的论调总是有哪里不对，所以有些摇摆不定（他们讲得头头是道，总算很有逻辑），但嘴上只是说，“如果我父亲在这儿，他会好好解释的……”
我跟一个朋友在学校建立起竞选活动的总部，头上顶着巨大标示牌“全力支持L.B.J.”。我们从L.B.J.竞选活动，以及我们经手的那一摞摞宣传金属扣和小册子中获得的快感，就与五年后在以“支持你们的舞会皇后”为名在学校里摆设烘焙贱卖桌时如出一辙。我喜欢玩商贩的游戏，不管货架上的商品是什么。
而且在那时，我就相信异议和酝酿改变的可能中包含的巨大力量。伴着“美丽的亚美利加”[35]的旋律，我写了好几首抗议歌曲，里面充斥着血淋淋的婴孩和饥饿的黑鬼。我手中擎着高高的一根火光摇曳的蜡烛，大步走在城镇的街道上，周围环绕着戴着长珠链、举着硬纸牌的大学生们（他们当时讲的话以现在的标准而言很是温和有礼了）。我记得一切都那么炫目、美好，让我都落下了泪，但当我试图重温那种感觉时，却再也捕捉不到什么。犹如一阵刺痛，或是七月炎热的一天里桃子味冰淇淋在舌尖的味道，刺激过后感受也很快随之退却。
如果问我们五美元上面是谁的脸，我们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几乎每一个与我同龄的人都能记起《生活》杂志在1965年春天一期的封面，那是一系列仍会出现在我梦中的照片之一。那是人类拍摄的第一组未出生的胎儿照片，紧紧缩在一团血管和细胞膜中，指甲呈蓝色，几乎透明的肌肤使得照片看起来好像是二次曝光的作品。那张怪诞的照片，甚至比多年以后我第一次见到的来自月球的照片更加代表着一片新开拓的疆域，让我神迷。《生活》杂志的摄影作品总带着那种风格：报导《冷血》那篇非虚构文学[36]中描写的谋杀案公布的影像；从飞机上掉落的男孩；减掉200磅体重的女人。（我仍能记起七八年前那些受害者和凶手的脸，但那些期没完没了的介绍罗马和自然科学界新发现的杂志则没在我脑中留下一丝痕迹。）
照片与图像就是那十年所有经历的最好注解。当我们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我们眼前都会是坦尼尔[37]的插画；若要说到胆小狮，那么我们一定想到贝特·拉尔[38]。所以当我们想到林登·约翰逊1963年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相同的一幅画面；而如果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从之演化而来的胚胎时，原本的金色汗毛天使娃娃的形象也永远地被《生活》杂志的封面取代。因为与那么多图像一同长大，我们大家都共享了太多图像的记忆，以至于留给个人图像记忆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了。由书籍改编的电影为我们决定了英雄与恶棍都长成哪副面孔，而我们谁都无法改变摄影机做出的判决。于是，就在我痴迷于那个形状怪异的胚胎时（我有时会想，他现在在哪里，而那些胚胎的照片又是否在他的家庭相册中），我也同样感到些许忧伤，因为它使我从此不一样了。如果有人让我说出成长路上有哪些重大时刻，哪些经历又彻底改变了我，那么见到那张照片的一瞬间必定能够算得上。
八年级对我则是妙极了的一年。想到1966年，我就仿佛看到粉色和橙色的条纹，狂野的紫色涡纹，还有不断震动的黑与白向我袭来，直到头疼得快开裂。我们都还太年轻所以碰不到毒品（那时毒品还没进到初中校园），但反正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的世界本就像是致幻剂下的一切，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化妆品和首饰，我们的发型，那一切都自成一趟旅途。那也是拼命耍花招想要吸引别人目光的一年，那也就是说我们得摆脱一切限制，争做现代派，比着穿最短的迷你裙，最白的亚德利牌唇膏，和最摇荡的大耳环。（我们都在那年打了耳洞。你一眼就能分辨出1966年的女孩子们——她们的耳朵上都有还没太长好的窟窿。）
我仍珍藏着初中时代的那些《十七》杂志[39]：漆皮短裙、纸质的蓬蓬裙、奥普和波普艺术[40]、沙宣的发型、帕蒂·杜克[41]的卷卷头和身体彩绘。我自己在那一年里的衣服，在黑暗中都能放出光来。尤其记得其中的一套：小男孩上衣和报童帽，银色的迷你裙配上紫色的长筒袜。（连裤袜那会儿还没发明出来；在我们这一代所有的特别之处中，有一件就是我们是穿吊袜带的最后一代。一次数学课上，就在下课铃响十分钟之前我吊袜带前后两部分都松脱了，那让我坐立不安的几分钟至今记忆犹新。）
就好像是我们所有人都才刚发现了色彩这回事，刹那间机器制造出的一切光彩照人却又毫无内涵的物品都摆在了我们面前。现在，人们的审美都转向了偏向自然的、家庭手工制造风的装束，尽量选用大地色，带着累赘的流苏纹饰，那些物件的风格不会让谁觉得是从商店购买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拼命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太空人，竭力扭曲着自然的形态。自然于我们还不是即将消亡的珍品，而更是一道需要跨越的障碍。不真实，即是最极致的恭维，所有人追求的终极形容词。
我能够理解那些耶稣怪[42]在药物的作用下，为何会转向自我否定和禁欲主义的人生道路。身边聚集了许多吸食迷幻药的八年级生的我，开始有了同样的一种感觉，这让我在1967年走到了主的面前——至少是走进了教堂中，急切地想要清理掉过多的可乐和太重的眼影留下的残迹。我，一个确定无疑的无神论者，选择了一间对我来说唯一暂且可以考虑的教会，它甚至不是一所教堂，只是一位论派[43]所在的一所深灰色建筑。这里是一群关心社会的、思想偏向自由主义的真诚的人们组成的集会，人数大概在35到40之间。假如是要找寻灵性的话，那我无疑是敲错了房门；一位论派成员们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很多是科学工作者，关心的议题是非洲北部的植物状况，或是移民劳工问题的讨论。我们所相信的是人类的同伴们。
我们“自由宗教青年”团体尝试过读圣经，记得四个人围坐在霉味很重的阁楼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是坐在橙色的板条箱上。对我们来说，旧约根本毫无力量——我们在创世纪那里就放弃了。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跟着一个看起来很随性的刚入学的大学生一起唱饶舌歌曲，他嘴里不住嘟哝着，“老兄，我是不是喝高了”。我们中一个女高音，两个男高音，外加一个五音不全的女低音，试图唱完一首歌；大家都穿着破烂的黑色长袍，那是给成年的礼拜者穿的，套在我们身上大得滑稽。就这么唱了几周的歌之后，很明智地，我们把集会的主题转移到了一位论者更擅长的事上，也是与这些橙色板条箱更相配的：我们找到了一个公益事业。
我们发现了在美国的“福利妈妈”[44]，特别是她们中的一个：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整个过程里没听说过她的丈夫），性格易怒而激进，她想去参加田纳西州举行的讨论福利议题的全国会议，在找人帮她筹集路费。我已经忘记是谁告诉我们马赫尼太太的事，又或者是她从谁那里听说了我们。总之，在某个令人激动的周日聚会上，我们四人投票通过了要帮她出路费的决定，尽管我们谁都没挣来四美金而没立即花掉过，也压根没见过佩琪·马赫尼。我们打电话给一位论教会在我们州的办事处，说服他们借给我们两百美金。然后就开始开列工作事项，分配任务，还组了几个委员会（就是我们四个正式参加活动的成员，以及六七个更乐意在周日睡懒觉的同伴们，所能组建出的最靠谱的委员会了）。我们雄心满满，要搞一次意大利面条的晚餐，所有筹款将会投入到马赫尼基金。
我们从不知道那场福利会议究竟进行得如何：事实上，我们后来也再没有过福利妈妈的任何消息。她就跟我为了这趟旅途特意借给她的那只红色格纹旅行箱一起消失了，戴着新购入的一顶宽檐帽。为了补上那两百美金借款的亏空，我们最终筹办了总共三场意大利面条晚餐会。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意式的筹款晚餐可不仅仅意味着红白格纹桌布和塞戈维亚[45]的唱片。每次晚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五到六名帮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客人到来，留下来帮忙的自由宗教青年却越来越少。到了晚上十点钟，当最后一拨核桃大小的肉球终于做好，最后一锅面也沥过水时，我们中就只剩两人还穿着溅满番茄酱的围裙忙上忙下，而其他的“宗教青年”已然都喝高了红葡萄酒，蜷伏在厨房地面上打着响嗝，每隔几分钟还要紧张地蹭到门边，好确认他们的父母没在附近。我对集体活动的感受和从前再也不同了：我们团结地站在一起，在皮特·西格[46]演唱会上听他唱起《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时那无与伦比的感受；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些感受一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欠款付清后我离开了自由宗教青年，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推行敏感性训练[47]。现在这个团体每周集会一次，他们的活动多是非语言的，大家练习拥抱和体味各自的真实感受，参与的人数倒是比我们想要拯救世界的过去那些日子要多了三倍。看起来，每个人最感兴趣的课题还是他们自身。
译注：
[30] 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原名。
[31] 《吾爱吾师》（To Sir With Love）是英国1967年的一部电影，描写一位黑人来到伦敦一所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公学任教，学生都是喜欢惹是生非的顽劣青年，而他最终通过努力赢得了应有的尊敬。
[32]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的缩写。
[33] ITT公司的最初名称叫做“国际电话与电报公司”。1972年，ITT公司向共和党迈阿密代表大会提供了40美元的竞选捐款，结果造成了丑闻，受到司法部的调查。
[34] 这是美国政府于冷战时期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早由艾森豪威尔提出，他认为如果印度中南半岛落入共产党的控制，那么其他东南亚国家都会出现骨牌效应，从而逐渐被共产党赤化。
[35]《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是美国一首著名的爱国歌曲，面世于1910年。
[36]《冷血》（In Cold Blood）是美国当代文学经典，是美国作家楚门·卡波提于1966年出版的非虚构小说，本书详述了1959年一起凶杀案。位于堪萨斯州的农人赫伯特·克拉特一家惨遭灭门。《冷血》被公认为是非虚构小说鼻祖及新新闻主义先驱。
[37] 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1820 – 1914），英国插画家，因创作《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的插画而出名。
[38] 胆小狮是法兰克·鲍姆的作品《绿野仙踪》中的虚构人物。他是一只缺乏勇气的狮子，与桃乐丝等人结伴前往翡翠城，最终获得了勇气。贝特·拉尔是1939年米高梅公司改编的电影中饰演胆小狮经典角色的演员。
[39] 美国著名的少女杂志。
[40] 奥普艺术（Op Art）又被称为视幻艺术，使用光学技巧营造出奇异的艺术效果。而波普艺术（Pop Art）是探讨通俗文化与艺术之间关联的艺术运动，广泛使用符号、商标等具象的大众文化主题。
[41] 美国女演员，曾留着标志性的上卷中长发发型。
[42] 二十世纪60和80年代间曾在美国发生“耶稣运动”，这是新教内最主要的嬉皮士部分，运动成员被称为“耶稣怪”（Jesus freaks）。
[43] 一位论派（Unitarian）也称上帝一位论派，不相信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也不接受耶稣的神性。一位论派相信理性主义、社会行动和人内在的美善。
[44] Welfare mothers，在美国特指通过子女来（尤其是过分地）享受国家福利的女性，带有强烈的贬义。
[45] 安德烈斯·塞戈维亚（Andrés Segovia）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出生于西班牙。
[46] 皮特·西格（Pete Seeger），美国著名民谣歌手，民歌复兴运动先驱。
[47] 敏感性训练是使我们更多地认识自己及自己对他人影响的一种技术，由美国行为科学学家克雷福德等人在1946年首创。
The Road Not Ta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