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麻和71届学生一同迈入了高中。在我们刚进高中[48]那时，毒品还是新鲜的陌生事物；只有那么一小撮边缘人物会吸大麻，主流仍是在豪饮啤酒。那会儿大麻尚被称作pot，grass和dope这些名词是后来才有，hash、acid和pills则闻所未闻[49]。到了我二年级那年，许多四年级生、甚至少数更低年级的人都开始尝试大麻。而1969年我上三年级时，大麻已经不只是嬉皮士的专属符号：篮球队员、啦啦队、剪平头和穿黑皮夹克的男孩子们通通都吸上了。倒是在我念四年级时，酒精饮品有一次意外的回潮，那或许是出于一种对怀旧的狂热吧。在学校的最后一个月，因为一次十分严重的聚众酗酒事件，六七名男生被勒令休学：他们是喝啤酒喝到了不省人事。
如今人们说毒品蔓延的年代已经过去。（又是那些统计学家，展示着他们的图表，仿佛社会现象可以用衣角线的上行与下落来概括似的。）但我还是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大麻是不是已被抛弃了。不过，疯狂的热潮的确已然不再，那种兴奋和对被抓到的惧怕，还有对在哪里才能买到上好货色的执着。围绕大麻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新唱片在我们身上起的反应：一开始你日以继夜地播放着，还要开到最大声。接着，当你渐渐熟悉那些歌曲，你就播得少些了，并非是你已厌倦了它们，只是因为你对它们感到熟悉了。它们时刻伴随你了，静静地，在你的脑海里。大麻逐渐占据奥斯特河高中的那几年里，我是不大好过的。我不断地被一切与大麻相配的事物围绕着：衣服、音乐、书籍和候选人。我的朋友中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吸大麻，而我想，许多人也许并不真的是我的朋友，因为我并不吸。毒品占据的位置重得不可理喻。究竟为什么，我要跟一个从不会问我怎么看贝多芬和毕加索，却总在头半个钟头就要问我抽不抽大麻的人，一起消磨数个夜晚？
它已经成为代表你身份的一种符号，就如同头发的长度和唱片的收藏：假如不卷起一撮棕色的干瘪叶片拿到唇边，你似乎就无法成为其他的一切——不管是进步分子、创造者还是自由思想家。你吃下了什么也就代表了你，又或者你吸了什么，和你没有吸什么，也正代表了你是谁。当你张口说“那就像……你知道的……”时，你就在使用一种秘密语言了，霎时间“感恩至死”[50]的音乐、鲍勃·迪伦的诗和肯·克西[51]的才华就都属于了你，似乎在那七个模糊的字里，你已经创造了一种艺术，也道出了整个宇宙的一切智慧。
三年级时我的日程里有英文、代数、法语、艺术和历史这些课程，不过我真正拥有的还是无尽的快乐。那一年中我从未想到过福利妈妈，或是战争与和平这类事情，或是参加什么兄弟会的活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剪头发，三年级舞会的主题该定成什么。（我还是蓄着长发。舞会决定了用“城堡”做主题。）如今回头看那只是四处闲坐，聊聊天喝喝啤酒，再开车出去喝喝啤酒，跳支舞之后再喝杯啤酒的一年，我可以说，“没错，那是胡士托音乐节[52]狂迷后的清醒，是后芝加哥、后选举时代的冷漠，也是一整代人的无根，他们的精神领袖都已被杀死……”
如果事实果真是那样，至少当时的我们丝毫没有体会。我们的生活充斥着聚会、玩笑、舞蹈和足球赛。（那年我们赢了州级的锦标赛，所有人欢喜得搭乘一辆装饰着彩色飘带的黄色大巴，高声叫着“我们是第一名！”那时的我们并没意识到，在另外49个州也有49个学校在做着相同的事情。）那是刚从吞金鱼的三十年代[53]走出来的一段时期，但又与前者不尽相同。我们的认知刚刚能够让我们感到负罪，就像万圣节讨糖果的小孩子们见到一个手中捧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盒子的幽灵时，紧张兮兮地从他身边走过。负罪感还不足以让我们不去搭一个硬纸板跟皱纹纸混合制造的六米高的城堡，但我们也足能够意识到，在转天早晨希腊式卷发邋遢地垂在我们肩上，我们将那纸制的城堡弄散的时候，刷了银漆的纸板和卫生纸做成的康乃馨肯定都不是没法生物降解的。
我从未极其认真地考虑过女性解放运动的事。一部分原因是，整个运动展现出的那种外观总让我感到不适。我相信一切正确的事情，然而，就像我的社会良知会在我想起跟和平队一起下到某些偏僻的小村镇时的光景时消失殆尽一样，一想到不能再画眼线（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会），我的女权思想就消退得无影无踪。对传媒十分敏锐的我，想要站在那些美丽而优雅的人物一边，但那群女性解放运动者们——不包括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内，她不久前才崭露头角——都显得素面朝天，毫无气质。女性解放还是个新鲜而陌生的概念，对我们这些处在尚未确定性向的年纪的小鬼们，宣传着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些事。（我们连一个都还没掌握，到底该怎么同时面对两种可能性？）
除此以外，男性沙文主义在我这里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在我们这个有两个女孩，和一双热爱女孩子的父母的家庭里，女性占据着极高的地位。我的母亲、姐姐和我自己在家中从不曾体会过任何不平等。同样地，在学校里也丝毫看不出女孩子们被歧视的迹象。（有时我想，如果此刻我回到过去的彼时彼地，是否眼里所见会呈现不同的样貌。）我们的班级差不多总是女孩子们主导的。男孩儿踢足球，有时也在学生会任一官半职（他们是些和善的虚位领袖），但从来在学校荣誉榜上的都是女孩子们，班级会议也都是女孩在组织。尽管我永远不会成为学校舞会的甜心宝贝——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在学校里拥有真正的权力。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都被改变。附近一所大学预科男校宣布，它们即将开始招收女生入学的消息。所以在高三，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奥斯特河高中，转到菲利普·埃克斯特学园。
那片新世界与我预想中的不尽相同。由于埃克斯特曾是专属男校，女学生是后来才有的（“到这里来吧男孩子们，你将成为男人”[54]）。我们数量太少了，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我们总显得难以接近。埃克斯特的女学生，就像埃克斯特的黑人学生那样，总是凑成一个小团体在校园里行动，只在全员是女生的餐桌旁一起就餐，而在课后则是逃到专门分配给她们的学习区里念书。女孩子们这样迅速地转移阵地让我十分恼火；我感到身体中一种刚刚被激发出的血气——下定了决心不被那些制服、那些领带和覆盖着常春藤的精英气吓住。我已不再只是我自己的肉身，而是成为了我所代表的性别的符号，作为女性我们要向那八百个只认得周末鸡尾酒会上轻浮女孩的男孩子们证明，我们能握住自己的人生。我发现，所有的课上我都是唯一的女生，偶尔一个习惯于男性话语的教员会转向我，询问我是否能给大家提供“一种女性的视角”。
那让人觉得可疑，甚至产生某种妄想。为什么从没人让我提供一个天蝎座的视角，或是一个近视的人、一个身上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人、一个左撇子或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居民的视角？是否女性就是我一切属性中最突出的一个？而男女合校的话题在过了一阵后也开始变得无聊。我想要谈谈一本读过的书（尤其是在刚刚发现读书的乐趣后），或是一出我参与演出的戏剧——然而，某个人将问出那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一名埃克斯特的女学生，究竟是什么感觉？”
我成为了一个总想要完成太多事情的人，甚至带有些强迫症。我参加许多俱乐部，拼命写作以至于在打字机前睡着，只为了能叩开那些在我过去的学校里（在那儿所有人都认识我）曾经对我是敞开着的大门。而在这里，有某个人是报纸编辑，是年刊的主编，是演员，是写作者。我只是“那个女孩”。第一个学期里，我从头至尾都以一名充满攻击性的战士的姿态面对学校，把自己放在了外来者的位置上。然后，在圣诞节的“停火期”，我回乡参加了新年聚会，在那里终于见到了我在被律师的小孩包围的整个秋天都在想念着的人们。故乡人们谈论的话题是我不曾去过的足球赛，还有我即将缺席的毕业仪式。学校已经在我的缺席中继续着她的一切，而我却只是一名大学预科生。
在那年，埃克斯特的男孩们身上似乎也在经历离奇的变化，就好像跟神秘的硝石一起添加进每晚的马铃薯泥里的，还有某种对乡土的爱欲。我所说的绝不仅仅是到处流行的背带裤（需再配一条领带，以符合着装的规矩），和从每间寝室里传出的乡村音乐的哼唱声。突然之间，埃克斯特人都决绝地向大学招生咨询人士宣布：不，他们不想去哈佛面试，现在不想，以后也永远不想。罕布什尔大学么，也许还可以（你可以在那学习东方宗教或是扬琴制作）。但许多人并没申请任何学校——他们去了挪威学习编织，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放牧，要么就是在渔船上做一名下级水手，不过最热门的还是去当农民。在第一次生态危机平息后，在埃里克的“人口炸弹”[55]爆开后，这就是留给我们的一切。预科班的男孩们比所有人的感受都更深重，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太过努力发掘自己的心智，以至于荒废了劳动的双手。而今，大脑里装满定理和词尾变位的他们，想要回到最本真的状态：回到最简单、最纯粹、没有嘈杂的生活，在那里牛屎就只是牛屎，而不是什么牛科动物排泄物。
埃克斯特学园回归土地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便是“农场计划”：一群男孩子汇集起来，卖掉了他们积存的物品，买了一台红色的小皮卡，他们向学校提议，想要在来年春天，在几英里之外一片学校归属下的土地上开拓农场。我在奥斯特河的同学们，那些生长于乡村，而今已长大在鞋厂做工或是走入婚姻的同伴们，听到这样的农场童话一定会感到滑稽万分。还冰河还未解冻的三月，他们就已经在计划着收获的季节。在学校教员的反对下，这一计划无疾而终，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秋天仍走进了大学。（现在，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再回看彼时，他们会说那乡土的气味和新割的干草，都与自己无甚相干。）一位当时真的奔赴农场的好友这个秋天来学校拜访我。在学生宿舍里，他明显不属于此地；他抬脚搭在我的桌子上，却突然想起鞋底还沾着牛粪。当我和他回忆起农场计划时他付之一笑。还好他们从未真的尝试那件事，我想。只有这样，在十年后，当他们成为股票经纪人时，仍能怀有当年的梦：如南瓜一般大的番茄，如太阳一般大的南瓜，和从不被枯萎病沾身的玉米田。
译注
[48] 美国的高中普遍是四年制的。
[49] Marijuana是大麻比较正式的英文名称，pot, grass, dope, hash, acid, pills都是各种黑话里对大麻的叫法。
[50] Grateful Dead是一支美国摇滚乐队，在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在旧金山湾区组建。乐队和它的歌迷群体常常与嬉皮士运动联系在一起。
[51] 肯·克西（Ken Kesey），美国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飞越疯人院》等。
[52] 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胡士托音乐节，是1969年八月在纽约举办的为期四天的大型音乐节，共有40万人次参加。它被广泛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一次活动。
[53] 二十世纪30年代晚期，在美国的许多高校中流行着吞食活金鱼的热潮。据说最初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以这件事和别人赌了十美金。
[54] 原文是拉丁语。这是学校大门上镌刻的铭文。在男女合校的26年后的1996年，铭文改成了Hic Quaerite Pueri Puellaeque Virtutem et Scientiam：在这里，男孩和女孩们，共同寻找美善与真知。
[55] 保罗·埃里克（Paul Ehrlich），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生态学家，人口统计学家。1968年因《人口炸弹》一书、提出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的告诫而成名。
The Road Not Ta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