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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麦卡锡[56]在1968年一定曾遭遇过暴风雪，新罕布什尔州博林那样的小工业城在那时一定也和现在的空气状况一样糟糕——去年二月份我去过博林参加为乔治·麦戈文[57]的竞选造势的活动。但在‘68年，那些糟糕的状况会让所有的斗争看起来有更加丰厚的回馈：在为你的候选人和你的梦想受苦时，你便是在证明自己的爱了。但是1972年的今天，不管是那让你想要将一瓶香水举在鼻子下面的呛人空气，还是已使得面前约提[58]的宣传牌上的大字无法辨认的极厚的雪，都已没有丝毫让人欣喜的成分。没有人感到有足够的动力去堆新的雪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做竞选活动是件累人的事。杂志和报纸都将青年对选举的兴致不足归咎于麦戈文，说是他缺少个人魅力：他不是个诗人，而且保险杠上的贴纸不是小雏菊的形状。但我觉得1972年的变化更多是来自那些竞选拉票者们：这一年的战士们身上没有热情洋溢，或是一点幽默的气息。一位在竞选总部往信封里塞传单的高中女生和我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曾是个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她是什么？一组学生则是在敲了一个钟头的门之后便离开了，说是去玩雪上摩托。还有一个人，坐上回家的巴士，说道：“这是我参与竞选的第五个周末了。”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凑着相似的数字：走了多少英里的路，又叩了多少家的门。1968年，我们先是有信仰，然后在雪中颤抖；1972年，我们在雪中颤抖，好让自己有可能去相信。

并非是我们今年的候选人更加不可信赖，只是我们的理想主义在褪色，而我们的动机也不再崇高。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到博林去是为了能够说“我在新罕布什尔参与了竞选”，就如同高中生参加各种俱乐部，好让自己在申请大学时能写上一行“我是拉丁俱乐部的成员”。我参加的“学生支持麦戈文”组织差不多是在进行一场买卖：一手献上冻僵的手指，一手得到自己免于罪责的幻觉。1968年的梦想与全情投入从未被放在买卖桌上。

耶鲁的一年级女生宿舍是没有宿管的。我们没有门禁时间、饮酒规定，也不曾因为午夜留宿男孩而受罚。门口配有保安，但像学校在一开始保证的那样，他们也只是提供一些安全保护，而绝不做道德上的限制。所有这些都令许多刚从高中的宵禁和约会限制里走出的女孩们，顷刻间感受到了巨大的解放。（去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许多女孩每夜地整宿不归，在第二天早上展示她们疲倦的黑眼圈，就好像有些女孩炫耀订婚戒指一般。）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厚厚的黑色册子《“性”在耶鲁大学》，册子里充斥着图表，里头还有谈论各种避孕方法的冗长一章。第一次女生集会上，讨论的话题很快从选课的流程转换到了妇科问题，而几乎整晚都没再转移到其它议题上。有人举手问她在哪能拿到避孕药的处方，而另一个人则是想知道堕胎的事。再也没有一个居中的位置——你要么拿出纸笔，记下他们讲的电话号码，要么就呆坐着望着前方，潜台词是那些号码你肯定绝对不会用得着。从那时起，一条界线似乎就已划下。

每一个人都是听摇篮曲和毫无逻辑可言的故事长大的。但在从前，当你长大之后，那些没道理的事是会慢慢消失的。对我们而言并非如此：荒唐正是我们的音乐、文学、艺术，甚至于我们人生的神经中枢。我们像尤内斯库[59]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能够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将荒唐全盘接受。在一个军官告诉我们“为了拯救这个村庄，我们必须毁掉它”的世界中，迪伦的歌词以诡异的方式展示出它的合理性。这一切本就不是为了让我们理解的，它们丝毫不能震动我们的知觉，因为我们已太过习惯于“不合逻辑”[60]。这个时代我们已不会再对任何事较真。（是一千个地震死伤者，还是一百万个？这重要么？）电影《风流军医俏护士》[61]中随意的屠宰场面，冯内古特的喜剧，约翰和洋子全裸的专辑封面，都是这一波最新鲜的荒唐中的一部分。小笨瓜、小象和“敲敲门”这些儿时的笑话都已不在。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在今天，我们的人生就是一部笑话。

你也不该再在意许多的事。对事情的反应已经从尖叫跟扔糖豆，降格到轻轻点头，或是在你真的被什么音乐击中内心的时候（现在除了音乐之外已经没什么能再打动我们），轻叩手指。我们都需要将激情输进血液，在静脉中注射能量。这是在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特征中，我最无法忍受的：那种无精打采，老子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它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一种刻意伪装的文化，因为任何认真的情绪表达都被认作是过于感情用事，而且老套十足。“显得很酷”在我们这里被贴上了极高的价签，它很能代表我们这一代整体的面貌：最要紧的就是什么也别在乎。你能从今天大学生的演讲中听出这一点：似乎是刻意练习过的低沉的单调嗓音，偶尔来上几个四字词[62]，却只是淡然无味。我对此感受最强烈的是在星期六的早晨：太阳洒下暖暖的日光，番红花也快要开放，走过宿舍的走廊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已经醒着。

我基本上还是个乐观主义者。不知为何，不管最新的人口数据是怎么说的，我总是觉得所有事都能好起来，就像在电视里一样。我可能怀疑人最根本的善，却相信他生存下来的力量。有时，我说不知道三十年后我们是否还都在，但转而就忘记自己的话，开口讲到“等我五十岁的时候……”。死亡的手已经触及过我——从越南、比亚法拉[63]，和一次使我此后都开始系紧安全带的交通事故。但就如同负面的数字，和狗哨的声音（调子太高所以人类的听觉无法分辨），死亡仍不是一个我能够理解的概念。我感到自己是不朽的，尽管周围的一切讯息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事实绝非如此。

我们中的许多人，1953年的这一茬，都总觉得活在被欺骗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时常抱怨，前人闯的祸有太多让我们去继承了恶果。（从儿时起被佩里·梅森[64]不断强化的对正义的概念，一直在我们心上延续。为什么要我收拾他人的残局？我该去指责谁？）而同时，毫无疑问地，我们也都极其兴奋地注视着世界将怎样变化。但我仍希望我自己没有深陷其中，我希望我自己的人生不非得被变作一部惊悚的戏剧。

当我和朋友们还是小孩时，我们都有宏大的计划。我会成为一位著名演员和歌手，同时也跳舞。我会自己制作音乐，写歌词和戏剧脚本，并且为纽约时报写演出的评论。我会结婚，然后有三个小孩，在我们自己设计的房子里过富裕而出名的生活（当然了，要捐很多财物给慈善机构，还得定期领养孤儿）。稍稍长大之后，我期许能好好做些事。我设想自己在南美洲的雨林和非洲的沙漠中，拿食物给饥饿者，抚慰有病痛的人；我设想自己带着近乎偏执的无私，但在今天的我看来，那其实和我早期的星梦是同样的自私。

现在我的目标更简单了。我想要活得幸福。我想要舒适感：好的衣服、房子、音乐和食物，还有一种，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的信念。我会去投票，我也会向慈善机构奉献财物，但我不会献出我自己。我突然之间很想买一块地——不需要很大，也不是作为什么商业的投资，只是地球上的小片寸土，使得不论这个国家怎样变化我总能有个去处——就像一块核爆炸的避难区那样，我猜。就在一些人为他们的老年生涯做准备时，我也在准备迈入我的二十岁。一间小房，一把舒服的椅子，和平与安宁——退休听上去使我心生向往。

乔伊斯·梅纳德，六月份将要念完在耶鲁大学的第一个学年。她正在写作一本讲述如何搭建玩偶之家的书，并为其配图。

译注：

[56] 尤金·约瑟夫·“基恩”·麦卡锡（Eugene Joseph “Gene” McCarthy），美国政治家，来自明尼苏达的议员。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他试图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未果，竞选纲领之一是反对越南战争。
[57] 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参议员。他是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败于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58] 萨姆·约提（Sam Yorty），来自加州的美国政客，1972年曾试图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未果。
[59] 欧仁·尤内斯库（Eugene Ionnesco），罗马尼亚及法国的戏剧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
[60] 原文是拉丁文non sequiturs，字面意思是“跟不下来”。
[61] 原名《M*A*S*H》，是一套1970年首映的美国黑色幽默电影，以韩战为背景，讽刺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
[62] “四个字母的单词”（four-letter word）：英文表达中许多粗鄙的话都恰好是四个字母的单词（shit, fuck, damn等），所以有时就用“四个字母的单词”指代那些粗话。
[63] 比亚法拉共和国（Republic of Biafra），是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历史上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1967年5月30日成立，1970年比亚法拉出现大规模饥荒，经济及军事崩溃，后重新并入尼日利亚，而在这场战争中共有大约100万人死亡。
[64]  美国作家加德纳创作的侦探小说系列中的律师，以替杀人冤犯洗清嫌疑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