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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艾利克斯·陈的家所在的那片小丘陵，就是名为“零点”（the Point）的南湾一座很有规模的教堂，从那里可以俯视层层迷雾中的圣何塞全景。那就是布鲁姆即将向硅谷华人协会发表演讲的地点。周遭的布置仍能看出这里前不久放映过免费电影：“碟中谍”的横幅悬挂于入口处，大厅中立着两米高的爆米花卡通招牌，排球大小的玉米粒正在爆开。我沿着红毯进入礼堂，马上遇到一位自我介绍名叫杰夫·王的男性做座位上跳起来跟我打招呼；他正是麦克·王的父亲。麦克·王在申请学校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彻底改变了这位父亲，在那之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如今，他是一所学校的校董成员，还主持每周一次关于政治话题的广播节目。他递给我一份支持大学生公平录取协会对哈佛诉讼的法庭之友书面陈述，这是由多家美国亚裔公民活动组织于新近共同提交的。麦克·王则正在家里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

演讲开始前，我跟内塔尼尔·于交谈了一会儿。他最近刚刚高中毕业，是跟家人一起从北边的丹维尔市开几个小时的路程赶到这里的。内塔尼尔·于身着西装和格子衬衫，头发一丝不乱地梳着。他精瘦而沉静的模样让我联想到汤姆·克鲁斯，不过也可能是受这场景影响。内塔尼尔·于被活动的主持人之一，一个活泼幽默名叫莉莉·丁的女孩请到台上；她向大家介绍说，内塔尼尔·于曾被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欺侮，但他之后的所作所为使让成为了华人社群里的一名英雄。

2017年，内塔尼尔·于跟几个同学一起拍摄了一段学生会竞选视频——这是段带有搞笑意味的视频，他在里面饰演詹姆斯·邦德，而他的几位穆斯林同学则饰演坏蛋——而该视频随后被校方认为“有不宜内容”，而内塔尼尔·于也被褫夺了高二年级学生领袖的称号。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就容易有失全面的判断力，而且说不定换个时期的话这也只是一段不会被大家注意到的当地新闻。然而，视频片段在网上迅速热传，而内塔尼尔·于也经受了这类事件中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连番道德谴责，恐吓信，还有人在网站发起众筹对他进行批判。硅谷华人协会随后介入此事，帮助内塔尼尔·于和他的家人提起第一修正案的诉讼。

内塔尼尔·于赞赏了那天来到现场，而不是在家打电子游戏的年轻人。“你们所有人都是好样的。”他说到，肯定性行动已经撼动了鼓励辛勤工作和坚韧毅力的美国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教育这一领域。他略带戏剧性语气地叹了口气，表达出他对此已经厌倦的情绪，“有时当一个亚洲血统的人真的挺难的。”

在许多人携家带口进入会场的间隙，莉莉·丁跟与她一同担任司仪的名叫杰森·许的严肃中年男士，一起打趣艾利克斯·陈这几年不断后退的发际线，那就像协会这些年以来不断奋力工作的一圈圈年轮。莉莉·丁曾将哈佛大学视作“社会与道德正义的灯塔”，但此刻她对哈佛无比失望。终于到了为大家介绍布鲁姆的时候。“布鲁姆先生，我们聚集于此都是在期待您的到来。”她说。

布鲁姆向听众解释道，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哈佛的录取程序，是以种族平衡之名损害了表现优异的美国亚裔的利益。当他提到阿比盖尔·费舍尔时，坐在前排的几个人开始会心地点头，那样子就仿佛一位流行歌手刚弹奏出他大卖歌曲的最初几个音符。他的讲演只有二十分钟，结尾时他号召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大公会，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捐款。底下的听众起身鼓掌喝彩。“哇噢，听了这些真让我热血沸腾，”走回台上的杰森·许说道。莉莉·丁尤其认同布鲁姆对哈佛招生程序中“个人”这一类目的批判，她认为华裔学生“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缺少个性”。他们随后呼吁，在场听众都能在不久之后飞往波士顿，参与案件审判前一天举行的游行集会：“我们必须要尽全力到那里去，展示我们的团结与对学生的支持。”

在教堂的听众有五百人左右，而之后将会有更多人通过微信和《世界日报》了解到当天的活动详情。布鲁姆制造的故事框架将华裔美国人放置在聚光灯中心，也让他们有成为英雄人物的可能。他仍强调说，哈佛大学依然是值得推崇的教育圣地，但可惜的是校方并未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他们的责任正是让所有美国民众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是有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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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代的亚裔社会活动人士来说，肯定性行动曾是他们对抗种族公正性问题的关键一环。八十年代后期，教育部调查了一系列对伯克利、哈佛和另外几所精英学校有关限定亚裔录取数量的指控。这些指控几乎全部是左派的亚裔活动人士提出的；对这些人来说，肯定性行动是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的一把钥匙，而绝不是问题本身。

许多指控里面亚裔学生对于不公正的质疑都在后来被证实确有此事，而在那之后这些学校中亚裔学生的数量也开始上升。有了这一段历史，让一些支持肯定性行动的亚裔人士有着某种几乎自相矛盾的立场。“亚裔促进公正”组织的律师妮可·欧奇曾与处于不同阶段的哈佛学生（有正在求学的，也有已毕业的校友和即将入学的学生）有合作的经历。她努力尝试让公众听到这些人对哈佛录取程序中“考虑种族”的支持声音。在她看来，布鲁姆与大公会成功地将针对亚裔的偏见与肯定性行动本身搅为一谈，而这两件事本来是无甚关联的。曾有研究显示，如果在招生中不再考量种族因素，那么最大的受益人其实会是白人学生，这也让人们不得不深思，究竟处于竞争关系的到底是哪些族群。“也许，最终的目标是让亚裔，而不是白人，成为精英学校中处于最上层地位的学生，”伯克利的教务长普鲁登斯·卡特表示，“我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我反对的是在这些学校里单独挑出来一些黑人和拉美裔学生，在他们身上做文章。”欧奇并且坚称，她在这一案件中支持哈佛大学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她无条件支持哈佛的所有招生政策，而且她认为调查是否有系统性的歧视也仍有其必要。

亨特学院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陈还在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念本科时，就亲自见证了支持肯定性行动的热潮。她忆起当年仍在哈佛时，左派的同学挑战校方对亚裔学生低录取率而发起的活动，再目睹眼下保守派的反抗，不禁为这两者的分别感到不解。“现在是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了”，她这样总结道。那些原告对哈佛的愤怒让她很迷惑：“为什么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为这种事起诉哈佛呢？就为了没录取你们？他们会据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我的感觉，就是，‘噢，老天，这些孩子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我想，也许这些对哈佛提起诉讼的人对精英社会太执着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是有值得同情之处的。玛格丽特·陈是在纽约六十四街一所公屋里面长大的，父母一个在餐馆打杂，另一个是制衣工。今天她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先后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她的儿子也毕业于哈佛。我同样在哈佛念的研究生，所以我跟她提到，也许在那些正在上高中的小孩和他们忧心忡忡的父母眼中，我们已经是赢家了。

哈佛可不是个容易混的地方，玛格丽特·陈说道。许多亚裔都是执念于那个名号。她指出，直到今日哈佛都仍然是个奉行精英主义的地方，那些“拥有一切资源”的仍然是白人小孩，他们出入于学校那些秘密的“终极俱乐部”。“我们的孩子没法像他们一样。”

穿越时空，我们看到与玛格丽特·陈相呼应的是八十年代伯克利的积极分子，他们当时成立了名为“公平录取学生联盟”的组织。学校内部调查显示，1984年对录取标准的一项改变严重影响到了亚裔申请者，在此中收益的是白人学生。1989年四月，伯克利的校长，法学教授伊拉·麦克·黑曼（Ira Michael Heyman）发表了对亚裔的道歉声明，转过年来他就卸任了校长之职。黑曼曾是一名民权律师，也是种族平等的提倡者；然而很明显地，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亚裔所处的特殊位置，而且似乎低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决心。

我正是在那之后不久，九十年代中期进入伯克利求学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身为工程学教授的新校长田长霖会接手这个职位是由于他成功地在黑曼和学生积极分子间进行了斡旋。人们很时常听到加州大学系统里面华裔泛滥的说法。洛杉矶分校（UCLA）被叫做“白人淹没在亚裔中的大学”（University of Caucasians Lost among Asians），河滨分校（UCI）则是“中国移民大学”（University of Chinese Immigrants）。这类笑话似乎带着种潜台词，那就是这些学校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光华。这提醒了人们，对成就与卓越的定义是有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的。我常常问那些，因为不满哈佛大学将亚裔学生限额定在百分之二十而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人，要把这个比例增加到多少他们才会觉得满意。他们是否想让哈佛的一半学生都是亚裔？很明显，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那这所学校的声誉，与在校学生的精英光环也即将不再——哈佛也就不再是哈佛了。

1996年十一月209法案通过的时候，我在大学念二年级。校报是支持209法案的，而反对者偷走了将近两万三千份校报。结果公布后，我来到学生大批聚集的校园钟楼底下，那是校园里一个小山坡。我看到一些学生爬到钟楼上，声称肯定性行动不恢复的话他们就不准备下来。一个人跑了上来对大家宣布道，伯克利六十年代言论自由运动的领袖，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刚刚去世了。另外一个人用扩音器面向大家，背诵当年萨维奥在斯普老大楼的台阶上发表的著名演讲：“曾有那么一刻，机器的运行变得如此可憎，让你从心底厌恶，无法再参与其中！甚至连消极地参与都做不到！你们必须将你们的身体放到齿轮上，放到车轮上，放到杠杆上和一切设备上，你必须让它停下来！然后你必须告诉运行和拥有机器的人，除非你获得自由，否则机器将再也不能运转！”

我记得自己曾经困惑，我们是否真的在“维护那台机器”。对于自由的定义，和前人相比起来，被我们划得太局限了。在约翰·肯尼迪发表“肯定性地采取行动”的宏愿数十年后，肯定性行动的最后战场竟然只剩下世界上最精英的几所高校的可怜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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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负责录取工作的专员常常在年轻的申请者身上想要寻找的一项属性就是一股“闯劲”。与领导力等其他软实力不同，通常你很容易明确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种特质。当我在听麦克·王谈到他的案子被大众知悉后他受到了怎样密切的关注时，他的那种精气神让我很是钦佩。他提交诉讼的那段时期正是民间积攒了许多愤怒的时候，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嘲笑他过分较真。但此时此刻，他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他人的批评，因为他已经把“自我”放在了比与他人交流更低的位置上。

我和麦克·王吃过午饭后，跟着他返回他的办公室。路上我们来到一家店买珍珠奶茶。等饮料的时间里我问起他穿着的紫色衬衫——那难道不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标志色吗？他微笑着，开始跟我畅谈在学校的时光：和教授们一起的感恩节晚餐，和同伴一起做亚洲美食，二十一岁生日时一位教授带他去酒吧喝上一杯。他语速渐快，那种在他说到案件时咬文嚼字的紧张感也一扫而光。“我在威廉姆斯受到的教育，是哈佛无法比拟的，”他说，“现在上过了威廉姆斯，即使我被那些别的学校录取，我还是会选择威廉姆斯念书。”

他并未对诉讼感到后悔。他仍觉得录取过程有不公平的地方，而为亚裔学生提供更高的制度透明度对未来也是件好事。但说到他自己的大学生活，他认为那是所很特别的学校，也是让他很珍惜的一段经历。

让这一切讨论最有争议之处，就是大家都在讲一个“虚拟的现实”，我们在另一种可能性下的版本。录取过程努力试图做到无偏、不去关注私人问题，但我们很难将这件事完全做去私人化的处理。于我们而言，在程序中混杂着太多未知：对纯粹的精英教育和种族公正的信仰，仿佛是一出闹剧；对于标准化成绩衡量的信仰，仿佛显得不合时宜。我们总怀疑这一系统是不公的，甚至是荒谬的，然而我们仍在系统里拼命尝试：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优秀能被发现、被肯定。

麦克·王毕业的前一天，他和几个好友聊天到深夜，紧紧握着最后几个钟头的时间，回忆着过去几年的美好时光。一整个白天他都在整理宿舍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他和朋友们一起，听奇玛曼达·南戈齐·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她告诉我们，当你迈入这世界的时候，要做那些不会让你自己感到后悔的事，”麦克·王说，“你们已经获得将世界改造成一个更好地方的工具和力量。那么现在就走出去，做你们该做的事。”他想了想，是的，那正是我现在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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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在八月的晚些时候又回到旧金山湾区，向硅谷华人协会的成员介绍案件的新动态。他的工作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捐赠者信托基金”（DonorsTrust，将来自众多保守派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捐赠进行分配的非营利组织），但他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让硅谷华人协会这样更小型的草根组织参与到运动中来。

而在布鲁姆来到湾区演讲的几天前，我去拜访了硅谷华人协会的创始人艾利克斯·陈。来到他位于东圣何塞一片新近开发的宁静小丘陵地带的家时，已将近晚饭的时间。我在附近街区爬上坡又下坡试图找他的家门时，听到了街边传来好几种不同的亚洲语言。四十岁的艾利克斯·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长一张圆脸，下巴冒出新长出的细密胡子，眼睛不时眨着，给人的感觉是他总是在留意周遭的状况。他将我领到厨房一张桌前，桌上有好几瓶威士忌和白酒，和一叠刚炒好的花生米。门外，他的两个小孩正在做作业的间隙玩着蹦床。

艾利克斯·陈讲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北京腔，这让他说的英文也沾上了起伏而夸张的韵律。他是2006年通过H1B工作签证，以电脑芯片设计师的身份来到美国的。2013年他拿到了绿卡。说起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他讲到的是空调冷气吹得多猛，但马路却很破旧。休闲时间大多被他用来滑雪、购物，还有后来的游钓俱乐部。

看到了吉米秀的片段后，他对中美问题产生了极深的兴趣。在网络上读到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后，他对推翻209号法案对他两个即将上学的小孩可能造成的影响越发担忧起来。他开始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而且因为有管理游钓俱乐部的经验，他认为自己也具备些领导能力。在2014年二月十五日那天，家人都睡下后，他来到“未名空间”（MITBBS，美国华人社区的中文论坛），宣布他打算成立“硅谷华人协会”的事。我们俩都端起白酒碰了杯，他随之露出一笑：“对我来说，那是很特别的一天。”

协会起初只有十个人，多是艾利克斯·陈钓鱼的同伴还有大学校友；但很快地，他们就开始在华人超市和社区外面招募新成员。协会采用一种略显老套的策略：他们鼓励会员给当地的议员发纸质邮件，而不只是写电子邮件。甚至在成功挫败五号修正案之后，协会的注册人数仍在不断攀升。艾利克斯·陈后来又义务协助那些支持协会议题的当地政客进行活动，这也直接造成了凯特琳·贝克（Catharine Baker）被选为州议员，后者也是反对五号修正案的。截止到今天，协会的数据库中已有了大约八万会员。

硅谷华人协会的另一位组织者蒂莫西·何，后来也加入了我们。讲起他组织的竞选与游说活动，蒂莫西·何似乎双眼都在放光。在2013年之前，两人对美国历史和社会议题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们只是工程师，”蒂莫西·何说，“我们对政治基本没有任何认识。”后来，他通过微信了解到硅谷华人协会；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他们不仅对美国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有了极其深入的了解，并且还通过努力对政治环境造成了影响，这尤其让蒂莫西·何感到骄傲。在五十一岁的年纪上，他辞掉工作开始自己经营生意，为的就是能让时间表配合他运作政治活动。

陈、何两人都全心全意地认同严酷的爱（与“慈爱”成为对比的）、辛勤工作还有自决的权利。他们乐见美国华裔正在成为关于肯定性行动讨论的焦点，在他们看来，肯定性行动完全就是一种种族配额方案。蒂莫西·何觉得这种政策会培养“懒人”。“我不用努力工作，”艾利克斯·陈相信那些在此之中收益的懒人心中就是这么想的，“我用不着努力学习，还是能进到名校念书。”

蒂莫西·何表示，哈佛大学的亚裔学生占到多少百分比，并不是他最关注的。“我看重的是一种精神。每一个人都该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不能让别的种族就这么轻松地享受人生，然后照样可以上名校，”艾利克斯·陈担心未来会变成那个样子，“他们也必须努力才行。而且这样对美国来说才是最好的。”

于是我问他们两人，是否真的亲眼见过他们所说的这种“变懒”的情况。有一小会儿他们都沉默了。然后艾利克斯·陈提起2014年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来到湾区访问，用艾利克斯·陈复述的口吻，杰克逊说了句：“噢，这儿亚洲面孔太多了”（在一次评论高科技行业多样性不足的公开演讲里，杰克逊还掷出了取消H1B工作签证的想法）。陈、何向我介绍道，在那之后这边的公司开始大力推进提高多样性方面的工作。蒂莫西·何对这些努力到底有何成效并没有第一手的感观，但他明确表示，这是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精神相悖的”。艾利克斯·陈又补充道，“想想N.B.A.，那里面有多少亚洲人？真那么想提高多样性的话，为什么不从N.B.A.上下手？我猜想那样的话比赛不会好看的。”

移民有可能是唯一一个，在谈论精英社会以及公平性原则的时候不带讽刺腔调的群体了。说到底，H1B工作签证正是要看一个人有多么优秀。佛州的社会活动人士赵宇空同样提到，所谓的美国梦正体现了契约精神：“美国梦的表述里包括，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有通过辛勤的工作、坚定的信念追求成功与极好生活条件的权利与机会。”

聊到这里，窗外圣何塞的天空已经暗下来，四周起伏的小山区也是静谧的。桌上一个空盘子旁散落了成堆的花生壳。谈话的结尾，陈、何告诉我，美国的华裔正在为将来的世代做努力。“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的话，根本没必要干这些。”艾利克斯·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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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五月，在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提起诉讼六个月后，布鲁姆来到湾区，在“硅谷华人协会”这个小型组织的大本营发表演讲。他的此次行程完全是自费的，其间他跟此地数百名对他的诉讼策略表示出兴趣的华人展开了交流。这次演讲对后面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布鲁姆一向深信，他所做的事情正是在法律层面上强力地挑战肯定性行动；然而在来到硅谷演讲前，他还未觅得这一运动必不可少的大众力量。他说，这件事上没法依靠“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这类保守派智库。那段时间，大学生公平录取协会的会员数也稳定在几千名，不再增长。而在他访问硅谷华人协会后，协会的骨干鼓励会员们广泛传播布鲁姆演讲的内容，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微信这一平台。据布鲁姆说，三天之内，就有超过一万五千人加入了大公会，甚至使大公会的网站都崩溃了。

正是这些主流媒体几乎留意不到的事件，慢慢重塑了华裔移民对于肯定性行动的理解。事态的发展正如包括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卡特里克·拉马克里施南，和马里兰大学的詹内尔·王在内的学者所指出的：尽管美国亚裔作为一个总体一直以来对肯定性行动表示支持，但从2012年以来，华裔的这一分支对其支持显著下降。詹内尔·王相信，华裔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微信上面“信息与虚假信息的传播”相关。尽管也有些自由派的微信公众号（比如“华裔美国人”）萌生出来，试图回击保守派公众号的言论，但他们的声音太小了，迅速被淹没。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的助理教授潘爱欣在2016年采访了三十六名对肯定性行动持不同看法的亚裔美国人。她不无意外地发现，他们中有三十个人（他们有支持，也有反对肯定性行动的）都没法确切讲出肯定性行动到底包括什么。潘爱欣对我说，“直白一点讲，总体而言公众根本不了解高校录取是怎么进行的”。当问起这些受访者，他们认为像哈佛这类学府最理想的招生方式是什么时，三十三个人都表示应当“采取一种将种族考虑在内的，全面的评估方式，而这正是高校现在正在做的事。”潘爱欣曾在加州大学系统从事申请材料评估员的工作，在她眼里，哈佛大学的录取考量是十分全面的，每一位申请者的材料都需要数位工作人员细读和评估，并由四十人组成的录取小组进行投票。

“在这件事上，让我最忧心的是那些自认为站在肯定性行动这一边的所谓支持者，”潘爱欣说。那些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人士已经彻底地左右了相关辩论的话语权，以至于另一边的支持者也常常下意识地使用并且固化了一种扭曲了现实的叙事，譬如重复反对者关于哈佛大学刻意低估了亚裔学生“个人”这一项分数的说法，而并没清楚地意识到，校方的“个人”这一大项里面其实是有极高的复杂性的。“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像鹦鹉学舌一样重述爱德华·布鲁姆的观点，这简直要把我逼疯了”，潘爱欣这样说道。

文森特·潘是“肯定性行动华人支援者”组织的发起者之一。他向我提到，在公平雇佣机会、或是聘用更多亚裔的法官和学校教职人员这类事务上讨论肯定性行动时，大多数人们都会非常支持。他说，令他十分懊恼的是，对肯定性行动的讨论却越来越局限于少数几所精英学校上。他特别向我指出，在旧金山的社区大学就读的美国亚裔，要比所有常春藤学校加起来还多。

尽管哈佛的录取程序会吸引报章头条，但美国的亚裔群体在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收获更加公平的对待，绝不逊于其他族裔团体。并且，目前对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也并未展现整个亚裔族群的全貌。研究人员认为，一些对“现有数据进行细分”的努力，特别是把“亚裔”这一大群体细分为更细致、更有描述性的小族群，将使得人们能够更多注意到诸如南亚裔的那些贫困、或是弱势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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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跟布鲁姆交谈时，我刚刚做过自我介绍他便打断了我，让我再讲一遍自己的名字。他说他想确认能念对我的名字。“过去三四年中我做过不少练习”，他说。不管是长相还是声音，布鲁姆都很像是体育专栏作家史基浦·贝里斯，瘦长的脸型，深邃的眼睛，眉头微皱，只是比后者看起来更温和友善些。当他1992年还住在休斯顿的时候，布鲁姆曾参加共和党的众议员竞选。就在他为此四处游说拉票的过程中，他发现选区是以一种使黑人选票势力加强的方式划分的。布鲁姆最终没有赢得选战。当时，他认定这种“种族杰利蝾螈”的做法已经违反了1965年的选举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因此他联合几位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原告一起将德州告上法庭。这个被称为布什诉维拉（Bush v. Vera）的案件最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在1997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认为德州的选区划分违宪。自那时起，布鲁姆就以联合数位原告共同采取新型诉讼手段而闻名。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一个“牵线人”。

布鲁姆很清楚，在很多人眼中他已被塑造成一个恶人的形象。他跟我说，他有意将这些案件中的原告身份对公众保密，就是希望此举能放开大家对事件讨论的束缚，尤其是让人们能够真正关注到肯定性行动和针对亚裔歧视的问题本身。然而他还是没有逃开成为聚光灯下焦点的命运。在庭审前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中，布鲁姆揭露了哈佛大学未公之于众的录取程序中的一些内幕。而在另一边，某个专门报道对学校有利消息的网站特别点名抨击布鲁姆。哈佛大学的发言人蕾切尔·达恩重申了校方立场，表示“爱德华·布鲁姆的诉讼完全是带有政治意图的”。她尤其和我说道，可能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录取政策，更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对其办学宗旨的追求——“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公民及公民领袖，创造一个多样化的生存空间”——也同样在受到威胁。

布鲁姆很相信他的法律团队已经准备了一份论证十分有力的材料。这份材料的开篇概要中引用了二三十年代高等院校针对犹太人的限额，他提起这一段时不禁轻声笑说，这有点像“米切纳的小说”。“整个美国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布鲁姆告诉我，根据2016年阿比盖尔·费舍尔案件后盖洛普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不同意最高法院给出的裁决。“很遗憾，在这件事上法院总是在和人们对着干。”他又提到同性恋婚姻这个议题作为对比，“我们国家里的人说，‘你看，我就认识一对男同性恋人。我还认识一对女同性恋人。我挺喜欢他们的。我跟他们一块吃过晚饭，他们也上我家来过。大家都挺喜欢他们。要是他们想结婚的话，就让他们结去好了！’那一刻，人们在这件事上被触动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绝不是法院将大家引导到那一步的，恰恰相反，是美国民众引导了法院给出那样的裁决。这正是我们正在推进的运动想要达成的事。”

布鲁姆将哈佛大学一案看作回归“民权运动根本初衷”的一次努力。“时日越久，我们的国家在此事上就会越两极分化。所以我们想阻止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好让人们回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初心。”赵宇空也同样地使用了民权运动的传统话语，他说肯定性行动是“有违马丁·路德·金博士当年的著名言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被别人评判的时候，不是以肤色为标准，而是看他们人性的内容物。’”

法学教授兰代尔·肯尼迪表示，事实上他觉得这项对法律的挑战早就该有美国亚裔参与了。在早期包括巴克案的一些逆向歧视案件中，肯尼迪说“很多民众心里的想法都是，老天，这太诡异了。美国是白人至上的……这怎么一下子白人成了种族压迫的受害者？但现在我们有了‘有色人种’的受害者。在公众舆论中，推出有色人种的受害者无疑是更加说得通的，而且这也是种十分有效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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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行动之初，种族只有黑与白的二元之分。文森特·潘是“华人支持肯定性行动”（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这一大本营在旧金山的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他告诉我说，“亚裔美国人在主流渠道从来都没机会展现出一种复杂的形象”。学业上的拔群就是普罗大众对亚裔美国人的认识了。《新闻周刊》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盛赞亚裔“比白人还更白人”。这种对“模范少数族裔”的比喻已经成为亚裔无法摆脱的刻板印象：这是一个辛勤工作而鲜少抱怨的人群。麦克·王的体会是，亚裔不再害怕撞翻承载自己的小船，不再接受不令人十分满意的局面，还是十分最近的事情。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同《世界日报》的编辑经理乔·魏在曼哈顿中国城的一间餐厅会面；这是一家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都设有办公处的华文媒体。乔·魏长着一副宽脸盘，声音很温润却是有力。他已在《世界日报》做了二十六年的记者和编辑。对于华人新移民来说，《世》提供了生活中需要的关键信息：从投票、垃圾收集，到公民权利。“我们的使命是帮他们成为这里的公民，”从台湾出生长大的乔·魏告诉我，“我们就好像一部活着的百科字典在辅助他们。”

“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吧，”他边说边展开一张纸巾，用钢笔画下一条水平线。他开始跟我回顾起华人在美国的历史，这一切是从十九世纪中期的西部大开荒和淘金热开始的，那时涌入的多是来提供廉价契约劳动力的穷苦中国人，就是他们建立起了这些“中国城”。乔·魏在时间线上标出了一个点：诞生于仇外情绪的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在往后的六十年间几乎终结了华人的移民。之后，与冷战同一个时间段里，在时间线上出现了另一个节点：六十年代，美国开始从台湾和香港等地招收学业优异的学生，尤其是在科学和数学等科目。乔·魏所讲述的正是我父母那个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早期来美念研究生。顺理成章地，我从其中长大的那类社区会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族裔：那一群人是被挑选来到美国，过一种可说十分平静的中产阶级生活的。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重新界定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权利，而之后的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中对于技术型人才予以特殊考量，这就吸引了亚洲的许多科学和工程学方向的年轻学生，使得少数族裔人口的构成得以重新洗牌。

是那一次次的危机时刻提醒了亚裔社群中数量众多而彼此迥异的人们，是时候突破阶级、国籍与居住地的不同，团结起来le 。乔·魏又在纸上1982年的位置画了一个点：这一年，年轻的华裔美国人文森特·陈（Vincent Chin）在底特律市郊被两个白人殴打致死。他们对杀人表示认罪，而他们获得的，是三年的保释期和数额并不巨大的罚金。这一过分宽松的判决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在全国范围内，亚裔开始组织集会，正是此事成为了亚裔美国人参政的转捩点。

来到九十年代，乔·魏垂直划下了一条重重的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开始大量接收中国大陆来的移民。1992年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给将近五万五千名中国人发了绿卡。华人的涌入在千禧年加快了速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危机让人们更多地想要进行海外投资。截止到2016年，据估算美国有两千一百四十万亚裔，其中四百九十万是华裔。乔·魏向我说道，比较近期来到美国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工程师和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他们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到美后直接搬到郊区居住。他们是在中国处在上升期时来到这里的。“他们并不了解排华的那段历史，”乔·魏说，“他们都不知道文森特·陈是谁。”

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使用微信，这是2011年产自中国的一个集短信与微博于一体的手机应用。很快地，微信便成为中国人与数字世界交流的主要渠道。“你在北京机场关掉微信；到纽约机场时候再打开，一切都能接上，”乔·魏说，“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微信上面，所以你实际上从来也不会离开中国。”过去几年中，许多学者都对微信上面的不实信息越来越多担忧，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有十亿用户的平台。南加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张弛（音译），和我说起微信上各种假新闻：穆斯林恐怖主义、法律真空的庇护城市、污染血源的邪恶计划等等，这些内容的创作者都是想要在中国移民中制造耸动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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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月，“吉米·坎摩尔直播秀”播出了一个很短的片段，却极其意外地成为了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节目中，吉米就美国几个最瞩目的问题向一群小朋友征集方案。当说到美国欠中国许多国债的时候，他问孩子们该怎么办才好。一个六岁小孩说，我们该把中国人杀光。吉米没责骂他，而是选择用晚间脱口秀主持人惯常使用的手段：露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丝微笑。这段视频在中文媒体上火速传播，尤其是一个被删节跟翻译过的版本，将吉米展现成一个鼓动对中国人进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形象。《世界日报》也报导了此事，吉米随后公开道歉。最终白宫都不得不对此事发表评论，称节目中的言论“并不反映美国主流对于中国的态度”。文森特·谢受这一事件的影响，在微信上面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权”的公众号。他告诉我，吉米是否真在开玩笑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他敢在这件事上开黑人和犹太人的玩笑么？”，他用中文向我问道。

在中国的移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间，吉米秀的片段成为了一个更大趋势的缩影：这个国家里的自由派，根本就没把亚裔美国人当一回事。张弛说，“他们感觉，华裔在左翼的政治计划中完全是被作为牺牲品了，为了达到所谓的‘平等’，他们就这样用来平衡掉其他的少数族裔。”

转过年来，加州参议院通过了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SCA-5），该法案将推翻209法案，也就是恢复在学校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加州民调显示人们对这一修正案还是多呈肯定态度。2012年曾有一份问卷，结果显示亚裔美国人中七成五是支持肯定性行动的。然而在两年后的这一关头，一向不参与政治的亚裔，开始组织各种活动反对这一被有些人称为“第五号肤色法案”的修正案。在南亚的一家受众主要为工薪阶层的网站上，某个帖子将其称为“加州历史上最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案”。而活动最为活跃的，还是美国的华裔，他们普遍使用微信作为组织工具。对许多并没听说过微信，或是吉米秀事件的美国立法者来说，华裔对第五号修正案的激烈反对多少显得让人意外——华裔对许多竞选事件的组织都不再美国主流媒体的掌控之中。社会活动人士寄出的信件轰炸了政客们的办公室，并且他们发起抗议活动，高声宣传他们作为一个被忽视的少数族裔经历了多少生活艰辛。2014年三月，第五号修正案被正式撤回。

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赵宇空（音译）就是这些社会活动人士中的一名。他1992年来到美国后，攻读城市事务与商业方向的研究生，之后顺利地拿到工作机会，获得签证和公民身份，也组建了家庭。他在西门子公司慢慢做到管理层。2007年环球金融危机中，赵宇空注意到中国家庭大多都没有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失掉自己的住房，于是他开始研究亚裔和其他族裔间的文化差异，并于2013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以此为题材的书。吉米秀事件后，赵宇空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他了解到第五号修正案的情况，并在《世界日报》撰文对其进行驳斥。在下一年中，他成立了名为“美国亚裔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的组织；很快地，这个大环境也影响到了他自己的家庭。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就是这种歧视的受害者：尽管成绩拔尖，他仍未被最“顶尖”的高校录取：“他有个拉美裔的同班同学，那个女生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了，而我儿子收到的是拒信。”

通过一位华裔记者，赵宇空结识了爱德华·布鲁姆。“我留意到一件事是，当一个黑人小孩被警察欺侮，许多美国黑人社会组织都会在他身后声援，”赵宇空说道，“但亚裔小孩被歧视时，却没有组织能够站出来。”布鲁姆这样的保守派活动家从事的工作，给赵宇空和与他相类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行动框架。“在美国高校以种族为基准进行招生的政策中，亚裔是最受伤害的族群，”赵宇空说，“我们得让美国社会都看到我们在经受什么。”

赵宇空很肯定地告诉我，他们绝不是布鲁姆操纵的“工具”。“正好相反，对哈佛大学的投诉正是植根于反对第五号修正案的努力中的。”2016年，赵宇空召集了超过六十家美国亚裔宣传组织联合向司法部和教育部提起针对哈佛大学歧视行为的控诉。（教育部并未理会这些控诉，但司法部于2017年展开调查。当年九月份，司法部又追加了对耶鲁大学招生政策的相似调查。）

尽管乔·魏总体而言支持赵宇空这些活动人士从事的工作，但他仍对这些努力可能带来的结果有着些许隐忧。他认为这些新移民们不一定真正了解“亚裔挣扎的历史”，也不懂得让学校保持多样性而不是“一水的亚洲面孔”这件事的重要性。“我心中的念头是，‘嘿，稍停一下，别那么用力地推进你们想做的事情’，”他说，“因为那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毕竟我们是后来者，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仍然是很新的存在。”

跳转至（四）

 

跳转至（一）

“肯定性行动”一词从未被准确地定义。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概念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新政的条款中提到，要保证公平雇佣的权利，不受“种族、肤色和信仰”的影响。这个词第一次在政策条款中出现，是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法案赋予工人自由组成公会的权利，而免于对受到报复的恐惧。那些被调查发现歧视员工的雇主，将会被要求重新雇佣该员工，或是以“肯定性行动”的方式提供补偿。罗斯福时期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还向前迈了一步：他为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规定了在项目中必须以一定比例雇佣非洲裔美国人（许多地方的官员拒绝遵守这一规定）。在四十和五十年代，一直存在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希望建立一套公平雇佣的秩序，并且把这一秩序推进到军队和公立学校里。但政府首次特别提到种族意义上的“肯定性行动”，是1961年三月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其中要求政府的承包商要“采取肯定性行动”来使得整个国家实现“非歧视”——选定这个词组的，是当年帮助起草这道行政命令的年轻律师小霍伯特·泰勒，他之所以选择这个词组是因为它押了头韵，要不然今天我们大家争论的话题可能就是“正面性行动”（positive action）了。

提出肯定性行动的前提条件，是对非裔美国人来说，他们在现实条件下有着与生俱来的弱势。以肯定性的原则行事，就是要承认历史上他们这一群体经历的诋毁与各种不公——这些经历直到今天都仍在定义作为黑人的人生——并且想方设法扭转未来的局面。然而，肯尼迪政府并未明确指出人们应该做出怎样具体的行动。当几年之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另一条行政命令中重申对于肯定性行动的坚决支持时，他仍然没做任何具体指示。不过，在1964年一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则列举了二十五种对肯定性行动的诠释，包括取消吸烟区和餐厅的种族隔离、向大众发布公平雇佣政策等等。这里做一点小小补充：约翰逊总统在1967年对行政命令做出修改，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然而在关于肯定性行动的争论中，争取女性在教育和职场的权利多数时候都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由于政府效率低下，对肯定性行动的定义更多是由司法系统来完成。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接收了一个名为亚伦·巴克（Allen Bakke）的白人男性的案件：他本人相信，自己如果是个少数族裔的话就能被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录取了。巴克这一关于“逆向歧视”的言论，似乎激发出了一些白人在这个人权运动的年代，心中酝酿已久的厌恶情绪。大法官路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是这一案件中的关键人物：他对四位大法官反对戴维斯分校为处于弱势的族裔预设录取人数的政策的观点表示附议；而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另外四位大法官支持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特别是对哈佛大学的录取系统（将种族作为一个额外的考量，而不是决定的因素）表示赞赏。鲍威尔大法官并不像他的同僚一样，将肯定性行动主要看作是对历史上不公的某种补偿，而是提出了鼓励“多样性”的原则。这绝不是人权运动的初衷：非裔美国人开始出现在午餐的柜台可不是为了使伍沃斯百货顾客更加多样化。鲍威尔大法官的这种“妥协”使得肯定性行动的叙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录取政策将不再着眼于过去，而是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多样性这一原则也逐渐变得更加被“自我合理化”，而催生出了与之相关的整个咨询与辅导产业。

在七十年代中，高等教育和商业机构都在迅速扩充着他们肯定性行动的职责范围，这也获得了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但同时，出于对逆向歧视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成了巴克的诉讼），反弹的种子也在人们心中萌芽。

九十年代早期，加州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格林·卡斯泰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肯定性行动就好像“逆向吉姆·克劳法”。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汤姆·伍德的博士毕业生，后者宣称正是肯定性行动让他找不到教授职位。两人一同起草了加利福尼亚州209法案（Proposition 209），又称加州人权方案。该法案在教育系统中禁止了肯定性行动。美国的选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与肯定性行动相关的法律上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209法案于1996年十一月获得通过。

法案对于大学对有色人种的录取产生了立时的效果。自1995年到19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录取的非裔美国人减少了55%。现在洛杉矶分校做教育学教授的佩德罗·诺古埃拉，当时曾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职。“这两所学校变得好像密西西比大学似的，绝大多数黑人学生都只是运动员，而不是去那追求学术的。”他向我这样说道。

在此后的二十年间，209法案在其他一些州（华盛顿、密歇根、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俄克拉荷马）也相继激起人们投票改变现状的努力；此外，肯定性行动在佛罗里达和新罕布什尔被认定为不符合法律，前者是通过行政命令，后者则是通过立法。在包括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一些州，高校和立法者也在摸索提高种族多样性的其它方法，其中包括在录取过程中考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以及推进一项保证每所高中的尖子生都能被公立大学录取的企划。不过，对肯定性行动的最有力维护再一次由法院作出。2003年，在涉及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和涉及密歇根大学本科录取政策的格拉兹诉布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两个案件中，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都是教育机构有极为重要的理由提高学生的多样性。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爱丽斯·博迪认为，那些对肯定性行动发起挑战的保守派们“一直在输掉比赛”。“你看到巴克案、格鲁特案，现在又是费舍尔案，在这前后四十年中，最高法院在这三个案子里一直都在肯定多样性的宪法价值”，她说。

这类与大学招生相关的案件，通常会占据新闻头版的位置。然而在2007年，最高法院又在社区学校家长诉西雅图第一学区的案件中做出了重要判决。此案的关键是学区在将学生们划分到不同校园的时候，在已经考虑进其他所有因素而仍无法决定时，是否能将种族作为“最终决定因素”。这一做法的理由是希望提高学生多样性，并且避免实际上形成种族隔离的学校。最高法院判决教育机构中这样的“种族平衡”是不合法的。

高院如此的反复不定，使得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肯定性行动只是适用于范围很狭窄的一系列活动中。在肯尼迪总统出于转变美国社会面貌的希望做出宽泛要求的六十年后，我们对肯定性行动的理解，以及在法庭跟媒体上无休止的争论，却局限于学校录取这一范围相对较小的事件上。甚至肯定性行动的胜诉案例都在将可被接受的做法的圆圈不断划得更小。

对于有色人种是否符合录取条件的怀疑并非始自肯定性行动，但后者却是人们最常在公共话语之中表达这种怀疑的理由，毕竟这其中的赌注太大了。在人生中很少有其他场合那么接近于一个“零和游戏”——我们都在争抢教室里面唯一的位置。

“肯定性行动也正反映出了涵义更加广泛的某种不安与挣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兰代尔·肯尼迪向我表示，“那便是对‘美国就是属于白人的一个国家’的反抗。在对白人至上美国的反抗中，亚裔究竟是不是受益者？毫无疑问是的。”

跳转至（三）

 

原文 The Rise and Fall of Affirmative Action By Hua Hsu

发表于 2018年10月8日 纽约客（New Yorker）

题记：以一场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为契机，美国的亚裔社会活动者们正在与一位保守派白人联合起来，试图扭转高等教育目前的局面。

2012年的时候，旧金山湾区詹姆斯·罗根高中的毕业班学生麦克·王（Michael Wang）对自己信心满满。他认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已经足以使他能被几所理想学校之一录取：哈佛、耶鲁、斯坦福或是普林斯顿。他的绩点是4.67，这完全是令所有超过三十五岁的人看来都仿佛是印错了一样的高分。在ACT测验中他也获得了极佳的成绩，而在SAT测验中他的成绩优于99%的其他学生。麦克·王同时也不愿自己在别人眼中只是个书虫的形象：他是学校辩论队的骨干，还与同学一同创立了学校的数学俱乐部。课余时间他弹钢琴，还曾在与旧金山歌剧院一起演出的合唱团里做伴奏，并且还在奥巴马的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上表演。

转年春天，麦克·王却收到除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他申请的所有常春藤大学的拒信。（他在哈佛和哥大的待定名单上，但最终也还是没被两所学校录取。）这让他受到了巨大打击，他想不明白，自己还有什么方面是还能再多一些努力的。就在那时，他意识到使他无法进入顶尖高校的一些障碍，是不管自己怎样拼命努力都无法扭转的。他认为，一些同班同学被藤校录取，却明明没有像他一样亮眼的履历——但他们是拉美裔或是非裔的血统。是否他是由于亚洲人的身份才没有被录取？

麦克·王一向就听人说到在美国，人们给亚裔学生设置的标准总是高过其他所有族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父母就曾告诉他，如果想要去哈佛那样的学校，他就必须比其他亚裔学生更加努力。为此，他要求自己几乎从不看电视。上高中之后，他的朋友们（大多数是亚裔）全都相信，在高校录取的过程中，他们的族裔会成为不利因素。麦克·王就知道有同学是亚裔和白人的混血，在申请学校时为了不被和其他超级优等生放在一起考虑，而称自己的身份是“白种人”。普林斯顿评论过去也曾建议亚裔学生尽量隐藏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湾区有几家大学申请咨询公司，致力于帮助学生们有策略地计划参加哪些课外活动（比如少一些钢琴和网球）；而在纽约的这类公司则宣传，他们能帮学生的申请材料打造得更“不像亚裔”。

麦克·王对这样的现状感到十分困扰。“这等于是教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身份为傲。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八月份我们在旧金山见面时他说的话，那时他正做着律所助手的工作。他上班的地方在金融区，就在中国城那片区域的边缘。我们一同走过几个街区去吃面条，路途中也从一个旧金山跨到了另一个。边走路他边向我讲述他经历的事。

2013年，麦克·王开始找到几名对法律比较了解的亲友，商谈在这件事上他还能做些什么。那年六月份，他在教育部人权办公室提出了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他涉嫌歧视的申诉（那时他还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待定名单中，因而投诉中并没包括这两所大学）。他表示，刚开始他想要通过这份投诉为自己争得一个好的结果——尽管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学校几乎不可能将一个把自己告上法庭的投诉人重新加进录取名单。不过后来，麦克更将此事看作争取公正的一次机会，他觉得他的努力说不定能在将来帮到什么学生。他对之前美国高校录取亚裔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位名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的保守派社会活动家，布鲁姆是一名金融咨询师，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致力于推翻那些以种族为关注点的法律。布鲁姆向人们展示出他的一种天赋，那就是他能找出人权相关法律的漏洞，并且在法庭上对其予以攻击。麦克与布鲁姆通过一次电话后，两人当下就决定保持联络。那时，布鲁姆正在名为“公平代表计划”（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的非政府组织做负责人（这一组织是他在2005年建立的），而他也正在处理一位名叫阿比盖尔·费舍尔（Abigail Fisher）的白人学生的案件。该学生2008年时未被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录取；德州大学对于德州的排名班上前百分之十的高中生是百分百录取的，而在百分之十之外的像费舍尔这样的学生，校方则会使用一套复杂的程序来做录取工作，这一程序中正是参考了学生的种族和家庭背景。费舍尔对校方提起诉讼，声称学校的招生政策违宪。布鲁姆联系到费舍尔，帮助他组成了律师团队，并且全额支付相关费用（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于2016年判费舍尔败诉）。

布鲁姆跟另外一些社会活动人士一道，为麦克·王个人的失望经历搭建了一套新的叙述框架。在大学录取的过程中，亚裔正在系统性地被歧视，而取代他们位置的，是那些肯定性行动的受益者，而其中多数是非洲与拉美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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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王对录取过程的刨根究底引发了一系列后续事件，而这些事件很可能最终将对人权运动历史的走向产生某种影响。2013年，当他就要走入大学的时候（他后来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他接受了教育部官员的访谈。通常而言，高校鲜对外界公布他们招生的具体程序，他们对此的说辞是“每个学校都有一套秘方，这使得不同的大学得以与彼此相异”（在这点上模糊其词也能帮助他们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调查麦克·王的申诉的一名官员也承认，许多常春藤学校负责录取的工作人员都曾在评估亚裔申请者时发表一些极有成见的言论：“噢，典型的亚裔学生。目标是当医生。没什么特别的。”麦克·王说，这是那名调查官员向他转述的（教育部的人权办公室并未对麦克的此次申诉做出任何裁决）。

他在2014年七月为《圣何塞信使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描述了亚裔美国学生对受到不公正对待感到十分愤怒；而在此之前，普通民众中并无什么人听说过他的故事。麦克·王的文章与经历迅速受到了华人移民的报纸和社交媒体的注意。尽管麦克·王个人始终声称，他对肯定性行动仍持支持态度，他的经历却深深地吸引了一小群华裔的目光，这个人群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在此之前对美国政治一向无甚兴趣，却在这个事件上开始奋力发声。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人权运动的下一个巨大挑战，于是通过微信（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广泛地进行传播，以此来支持麦克·王和其他在大学录取中受挫的亚裔学生。

这些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们认为可以和布鲁姆结成同盟。那年十一月，布鲁姆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联邦诉讼，在该诉讼中，他提出了从前无人说出的观点。他并未从录取过程对白人不公这点入手——这种论调已经越来越难让人们买账了，特别是在各种媒体上——而是表示肯定性行动，这一本来是以帮助包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为目标的方案，正在被利用来伤害华裔的利益。布鲁姆希望看到大学的录取过程不再将种族等因素考虑在内，而学生应该以一种近乎匿名的方式被校方人员评估。他特意为提起这次诉讼成立了名为“大学生公平录取协会”（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下简称“大公会”）的会员制组织，组织的模式参考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它代表作为会员的一些学生对高校提出诉讼，这些学生中有些人正是与麦克·王有十分相似的经历。

大公会宣称，哈佛正在尝试操纵每届新生中的种族构成比例。最近这些年来，新生的比例一直稳定在一个水平：50%的白人学生，20%的亚裔学生，15%的黑人学生和12%的拉美裔学生。为了维护住这一水平，校方会在亚裔申请者的“个人”这一项评分“做手脚”。这些亚裔学生往往在所有方面都十分出众：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也表现突出，但就在这显得十分主观的“个人”评分一栏中，校方会基于他们的申请小论文、推荐信和校友面试等因素给出较低分数。如果大公会能够证明哈佛确实在进行这种“种族平衡”的操作（这是非法的），那么学校便会被强制取消录取中的种族考量。哈佛大学坚称他们采用的是一套“全面评估方法”，并不会只关注申请者某一个方面的条件，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种族身份。“我们不会歧视任何一个群体的申请者，”哈佛大学一位发言人蕾切尔·达恩这样对我表示道，“我没用‘平衡’这个字眼，因为我们的确并没有在做这件事。”

在提交对哈佛大学的起诉之后，布鲁姆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在各处发表演讲，特别是亚裔美国人的社区。他发现，有不少人都很想参与进这项运动之中。十月十五日，位于波士顿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就会开始就大公会诉哈佛的案件举行听证。而在前一天，活动人士计划在法院门口举行一场主要由反对肯定性行动的华裔社会活动者参与的集会。

这样的一种建立在保守主义白人“战略家”，与相对缺乏经验的、新近才被调动起热情的亚裔活动人士之间的联盟，使得公众对于人权与多样性努力的认知产生了某种复杂的变化。温尼弗雷德·高是亚裔法律会议的一名律师。他说布鲁姆“绝对不是维护亚裔美国人权益的战士”。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利用亚裔美国人作为推进他自己议事日程的工具，而我们在自己种族的人权史上，一向都是这样遭人利用”。许多布鲁姆的批评者都提到他的一个视频，在那个视频里他承认自己“亟需”亚裔的原告，来与他一起发起对肯定性行动的挑战。“我觉得亚裔学生和社区正在成为一局象棋里面的小兵，在美国的精英社会中，他们能够动用的资源只有一点点，”说这话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的院长兼社会学家普鲁丁·卡特，“我觉得全世界都能看出这一点。”

假如布鲁姆能够胜诉的话，这个案件将不只是触及到哈佛大学，而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它将会使得学术机构追求各自独特的教研目标的自由受到扼制。这个案件将和布鲁姆其他关于改变多样性与种族歧视现状的努力一道，终结我们现在所知的高等教育中的肯定性行动。

跳转至（二）

 

花朵明明已褪色，花瓣干瘪出褶皱

静静站立在无人角落

记忆的甘霖不时浇灌

是否让她重露鲜红的神采，柔软的腰身

那一刻早已难以看穿，眼前这株植物是真身

抑或只是魔法障眼

 

想对院子里那片兀自绽放的叶子说

你真美啊，若是能采下放在我的案前

日日观赏她细密的纹理

阳光下，细雨声中，留下的倒影与悠然香气

但不忍

怎知她是否纵情流连

土地与凛然的风，与冠蓝鸦的清谈

她的优美毕竟属于广阔地与天

 

不敢问叶子，在微冷的清晨

你承接了几滴露水，它们以什么角度

划过你的身体的曲线

有没有一阵风吹起草籽

又或者你也在向往那阵风

将你载到千里之外全新的，我再目不能及的所在

也不敢问是否有过客也多朝你看几眼

让你不再只是，我一个人内心的奇迹

想要喊出声，手紧紧桎住喉咙

托付给时间，好将哑掉的话语酿出一捧

新的甘霖

 

黑色的天空洒下的盐粒，是一生中

最温暖的颜色

封印了花朵，给叶子留下回忆的薄雾

 

原文 The Limitations of American Restaurants’ No-Tipping Experiment By Elizabeth Dunn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纽约客（New Yorker）

当丹麦裔的餐厅老板克劳斯·梅耶2016年于纽约的中央车站新开那间名为“橡果”的餐厅时，他决定遵照丹麦的传统，不在这家新北欧风格的餐厅里接受小费。在没有小费的情况下，他将菜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些，以保证能够负担员工的工资和一系列的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的雇主配比方案和带薪产假），要知道这些福利在餐饮业都是鲜有听闻的。然而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梅耶宣布橡果餐厅将不再采用之前的这种“福利全包定价模式”，而是改用传统的小费体系，而菜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他在一封邮件中跟我说，他深感之前的那套模式使得他们流失了许多食客。“员工是否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利益”，梅耶写道，他并且强调说他经营的餐馆将继续维持行业中尚属领先水平的员工福利政策。

梅耶并非第一个尝试挑战美国的小费文化的人，也绝不是这件事上的第一名失败者。过去五年中已有不少的餐馆进行了小费模式之外的尝试，这里面包括西雅图的人气餐厅“大丽花门廊”和“海象与木匠”、旧金山的“藻上酒吧”和纽约十一家丹尼·梅耶的联合广场集团旗下的餐厅。北美最热门的Reddit论坛有一个帖子中就总结了北美二百多家不接受小费的餐厅。然而，在过去两年中，许多餐厅都已回到了接受小费的经营模式上。轻食连锁品牌“乔的螃蟹小屋”曾于2015年在它旗下的十八家餐厅尝试取消小费，但没过半年就在其中十四家恢复接受小费。同样做的还有“藻上酒吧”，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鸽子”与“小鸟”餐厅。在纽约，大卫·张曾于2016年一月新开一家无小费的“百福”餐厅；但还没到坚持到夏天，他就放弃了这项尝试。汤姆·克里奇奥在“克拉夫特”餐厅的午餐时段也做了免小费试验，但一年后也告失败。一些餐厅业主表示，他们放弃无小费模式的一个原因是，那种经营方式很难吸引并且留住服务员，但最经常被提及的原因仍旧是与克劳斯·梅耶相同的困扰：失掉小费就意味着失掉很大一部分的生意。

在2013年之前，在全美三十万家服务式餐厅中，仅有寥寥几家是将小费包含在餐食价格中的，而且它们几乎全都是诸如加州的“法国郎德利”和芝加哥的“阿里尼亚”这样的高级餐厅。一直以来，给小费似乎都是一种用来为服务生提供报偿的理所当然的模式，而那些出国游玩的美国人在看到国外并无小费时，总会感到挥之不去的不适。（“所以我们真的……完全不撂下一点什么？”）不过，正如一些取消小费制度的餐厅业主指出的，人们有理由质疑小费是否在经济上达成了好的效果，还有在社会福利方面影响又如何。康奈尔大学的麦克·林恩是一名专门从事小费相关研究的学术权威，他的研究表明有色人种比白人会得到更低数额的小费，这显然使得小费模式成为了有歧视性的制度。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同时助长了性骚扰之类的行为，这是因为服务员感到顾客掌握着给她们多少小费的权力，于是就不得不容忍顾客一些不得体行为。随着餐厅价格的上涨，小费因与销售额成一定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这就使得在厨房准备餐食的厨师和端送菜品的服务员之前产生了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是人们很难合理化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将小费作为社会惯例一部分的国家，常常也是腐败率更高的国家：毕竟，在付小费和贿赂之间，也很难说有什么明显的分别。

更重要的是，服务员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并不总是和收到更丰厚的小费相挂钩，尽管在理论上，这本应是这一模式的出发点。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奥菲尔·阿扎曾建立过一个统计模型，他发现小费数额跟服务质量之间仅仅是很弱的相关性。这一发现使他相信，服务员们认真工作主要是出于其他因素的考量（例如职业上晋升的其他可能性，或者更天马行空一点的猜测是，仅仅出于认真完成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林恩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顾客评估的服务质量，对于他们给到多少小费的影响，仅仅是两个百分点左右。相较之下，一个女性服务员假如在头上戴一朵花的话，她得到的小费将有望增长17%。

那些致力于摒弃小费模式的餐馆通常需要提高菜品的价格，用以给他们的员工支付比原先显著更高的基本工资；另一种达成相同目的的做法是，自动加上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不管是这两种做法的哪一个，顾客支付数额的涨幅都不会超过20%（“乔的螃蟹小屋”为此目的涨价了12%到15%），所以事实上顾客最后付的钱跟他们在有小费模式下是相差无几的。餐馆业主可以用这些额外的收入给员工提供福利（包括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和带薪产假等），还能为在厨房工作的员工提高工资。这就意味着，随着餐厅收入模式的转变，服务员们将获得从前没有过的员工福利，但是这常常伴随着现金收入的缩水。这也就让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服务员会选择辞职。而餐厅食客们的不买账则是有些更难理解的。毕竟，他们最终花费的钱是差不多的，而且在买单时也能少些步骤，还不用做餐后的数学题。那么，为什么无小费餐馆会流失客源呢？

林恩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当餐馆做出无小费的转变时，它们在网络上的用户评价会降低。使得用户满意度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我们消费者对于两种定价体系——分体式定价与捆绑式定价——的不同反应。所谓的分体式定价，就是将一件商品的总价清楚表明为由几部分组成。比如，一台电视机价格是190美金，附加10美金的运费。捆绑式定价则会标明电视机的总价为200美金，含运费。消费者会倾向于认为分体式的价格比捆绑式的更便宜。林恩表示，如果一名消费者一直付15%的小费，他仍然会觉得自动涨价15%的无小费餐厅要比普通的餐厅更贵。林恩告诉我，“事实上，即使是一般付20%小费的消费者，仍然会觉得涨价15%的无小费餐厅更贵”，尽管总体而言他算上小费的花费还要更高上一些。

林恩还发现，当餐厅采取强制收取服务费时，顾客的评价会更大幅下降。他说，人们不喜欢涨价，但总体而言仍能理解餐厅要给员工支付更高基本工资的需求，因而必须涨价。但人们痛恨服务费。这里面潜藏的原因就是，尽管给小费是社会范式中非常强烈鼓励人们做的一件事，在理论上它仍然不是强制的；当你自动被收取服务费时，就好像被人狠狠摆了一道。林恩的研究发现，在消费者的预期中，免小费餐厅的服务质量会更差：这无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自己获得的服务质量会产生偏见的认识。

林恩在他对网上用户评分的研究中发现，中间档次的餐厅相比起高档餐厅，它们的网上评分会更加严重地受到免小费试验的打击。他对此的猜测是在中档餐厅消费的人群要对价格更加敏感。这可能意味着至少就目前而言，也只有在最高档的餐厅中去小费化才有可能收效较好。但这并不会妨碍会有许多餐厅业主仍想做这方面的尝试。尽管有些人也会提到去小费化在伦理上的优越之处，但餐厅业主想要做此尝试最重要的动机仍然是经济上的。在全国范围内，最低工资都在上涨。在保留小费模式的情况下，餐厅业主仍不得不提高菜单上的价格，用以给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于是乎，服务员就会双重获益了：他们将会获益于上涨的最低工资，同时由于菜单价格的上涨，他们获得的小费数额也会水涨船高。这也就意味着，对餐馆业主来说将价格压低的最佳选择就是取消小费。而在这条路上阻碍他们的最大一块石头，便是消费者对消除小费模式不可消弭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