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China’s Selfie Obsession By Jiaying Fan

发表于2017年12月18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中国的自拍狂潮

题记：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图的一系列手机应用正在改变人们关于“何为美”的认知。

HoneyCC说她快要记不得上一次有人叫她本名“林楚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她看上去对此是颇有些得意的。这一网名取自2003年杰西卡·阿尔巴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胸怀大志的街舞舞者兼编舞人Honey的故事；在一位音乐录影带导演偶然看到她的一段表演后，她便幸运地开始了明星之路。HoneyCC有着类似的经历：接受过街舞的训练，也会跳一些爵士舞和中国民族舞，并且同样抱着一颗希望被发掘而出名的心。

因为几年前的一次事故，她不得不放弃了舞蹈之路，于是她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在她们的客户中有不少社交媒体公司，而与这些公司的合作也让她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之路：起初是以文字为主要业务的微博，彼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交网络；后来人们慢慢开始发照片了。“但是一张照片能表达的只有那么多”，她最近告诉我说。“如果真的想传达信息，你需要的是视频。”

今天，27岁的HoneyCC是视频分享平台“美拍”上最知名的博主之一。这个网站于2014年上线，现在是中国同类型的网络平台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每个月有近80亿的视频播放量。她的视频短的只有十五秒，最长的有五分钟；在这些视频里，她有时会假唱感伤的民谣歌曲，有时跳一段街舞，也演过些幽默短剧，还给大家演示过护肤流程，甚至有在躺在床上摆着诱惑姿势的片段。她身量小小的，长着一张算是精致的瓜子脸；她能扮演青春少女、光鲜亮丽的女明星、邻家的女孩，她换装的速度常常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有时我看起来就像你的梦中情人”，HoneyCC说，露出一嘴白亮得好像是漂过的牙齿，“另外一些时候我就像个精神病人——但一定是个漂亮的精神病人。”

HoneyCC非常明白，她之所以会对别人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她把完美破坏了那么一点点。

刚刚还和阳光帅气的男孩甜蜜地散步，下一秒就一屁股摔倒在地上。还有一些幕后拍摄的花絮中，她满嘴食物地面对相机讲话，这使她和粉丝之间产生了随意的亲密感。一次拍摄开卡丁车的短剧，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头盔摘下来；终于露出脸来时，能看到化妆品蹭满了一脸。

HoneyCC有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她收到商家做植入性广告的邀请多得她根本接不过来（她合作的商家中包括纪梵希、香奈儿和惠普公司）。她同时经营着一家卖化妆品和服饰的电商，并且最近刚刚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What’s Up HoneyCC”（意译：HoneyCC新鲜事）。在网上发布一段她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搔首弄姿地跳舞的五分钟短视频后，她就能卖掉三万条同款牛仔裤。她的身价比百万富翁可翻了许多倍。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五月的厦门，那是紧邻台湾海峡的一座港口城市；我们相约在美拍的母公司“美图”的总部见面。美图公司的第一个同名产品发布于2008年；这是一个照片编辑手机软件，它很快受到了年轻人的大力追捧，因为可以帮他们把自己的自拍变得更加亮眼。如今，美图公司旗下有一系列的手机应用，包括BeautyPlus、美颜相机、潮自拍等，它们的作用大体上是磨平皮肤、放大一些面部特征，还有将眼睛修的更亮。

有超过10亿部手机上安装了美图的这些软件：它们的用户多来自于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来自西方国家，美图也正努力向西方国家拓展它的市场。美图公司同时也销售不同档次的专为拍出好看的自拍照而设计的手机：这些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装配有比一般手机功能更强大的传感器和处理器，并且在照片刚被拍下的瞬间，手机自带的修图软件就会立刻发挥它们神奇的作用。去年，手机销售占到了美图公司93%的收入，而这家公司目前的估价则达到了60亿美元。一年前美图公司在香港的上市，是近十年港交所最大的一笔科技公司上市交易。

每个月，美图公司的手机应用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新产出60亿张照片；有人估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的照片里，超过一半都是经过美图的产品编辑过的。HoneyCC告诉我，上传一张没“动过手脚”的你的照片到网上，会被认为是一种失礼。“自拍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而用美图软件去修这些自拍同样也已经成为文化了”，她说。短短九年中，这家以“让世界更美好”为口号的公司已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目。人们甚至给这种新被创造出来的，被美图软件精修过的、你在各种地方都能见到的脸，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网红脸”。

网红们在当下的中国可以说得上是“无所不在”。他们中最出名的那些人，不论是知名度还是收入，都能比肩、甚至超过最火的流行歌手、绝大多数的电视和电影演员。美图公司会从美拍用户拍摄视频的收入中抽成；有些情况下抽成率能高达百分之三十，但公司的管理层和大多数网红们都不愿透露具体数字。HoneyCC这类最具知名度的播主很自然地成为了美图品牌的形象大使。我和她会面的时候，她刚好要去参加美拍三周年纪念的彩排活动；这次的周年纪念包括一系列的活动：派对、社交活动，以及由网红和想成为网红的人参加的论坛。HoneyCC和她的同道们会分享她们成功的秘诀，而那些翘首期盼成为网红的人则会认真记笔记，学习如何才能挤进这个圈子，甚至顶替掉这些”前辈“们。“这里面的竞争可是非常激烈的，而且越来越激烈”，她说；粉丝们总是想看到更多的花样，想看你修得更美。“你必须得一直做新内容推送给她们，并且先于粉丝们自己发掘出她们究竟想看什么”，她继续说道。“当人们的视线聚焦在你身上时，你就会拼命想往前冲；但没有谁能保证人们的注意力会一直留在你身上。”

在美图总部的大门附近，能看到超大号粉色斜体的公司名字。在甬道两侧是与人等高的很像是天线宝宝的塑像，外面刷着颜色鲜亮的彩漆。一位公司员工向我们介绍，这些塑像都代表着公司的不同部门：市场营销、产品管理、软件编程等。

一进大楼里面，很容易让人想起凯蒂猫（Hello Kitty）的商店。墙面都被涂成彩虹糖果色，配色方案每过几个月便会更换一次；工作台上能看到毛绒玩具和摇头娃娃。会议室都被命名成度假胜地，夏威夷、波拉波拉岛、斐济等等，这似乎有激励员工努力打拼的意味。员工的平均年龄仅有二十七岁：你能看到穿着入时的年轻男女敲着键盘，他们的电脑上贴满光鲜的小贴纸，那样子就像是高中生的储物柜一般。

二十七岁的陈晓杰（音译）戴着一副焦糖色美瞳，长发及肩；在她的美图M8手机上她为我展示了美图最火的几个手机应用。她伸直手臂将手机举起，下巴往里收着（“这样的话脸就会看上去更小”），然后拍下了一张我们两人的自拍递给我看；我的肤色看上去更加均匀，眼睛也更大更圆了。我问她我的脸是不是被“P”过了（这个说法是中文里“图像处理”——photoshop——的简称）。晓杰则称是手机自动把我“美化”了。她随后解释道，“只有当你爱上自拍的时候，你才有自信去拍更多的照片。而只有当你看起来很漂亮的时候，你才会沉迷在自拍和P图里。你看，这都是很明显的逻辑。”

接着，她给我说明了BeautyPlus（专门针对海外市场发行的美颜相机）中选择“美化度”（从1到7）的功能：数字越高便代表更高程度的磨皮和提亮肤色。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脸抛光、变瘦、加阴影，美白牙齿，加大瞳孔，收紧腰腹，还能把身高加上几寸。另外，还可以使用滤镜：“天空”、“迷幻”、“边缘”、“气氛”是其中的几种滤镜效果。刚刚上线不久的一个滤镜取名叫“个性”，它的出现似乎是为了对抗美图技术很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随着越来越多人修饰自己的照片，人们也开始变得面目越发统一了。然而，就像这款应用里的其他一切功能一样，这里提供的“个性”也都是事先设置好的：“波西米亚”、“神秘主义”云云。

晓杰接着打开了BeautyCam（针对中国市场发行的美颜相机），“美即是正义”几个大字在屏幕上闪现。应用的界面被设计成糖果乐园（一款美国流行的桌游，图板和纸卡都是彩虹糖果色的）的样子：蜿蜒曲折的小道边上有小兔子、彩虹和独角兽。然后，她给我试用了MakeupPlus（虚拟试妆），使用这款应用你不仅可以“试用”粉底、口红、腮红、眼影和睫毛膏，还能给你的头发染色、改变眉毛的形状和瞳孔的颜色。就在不久前，美图开始与一些包括丝芙兰、兰蔻和波比布朗的化妆品品牌合作；用户能够在自拍上尝试美妆产品的效果，并且很方便地点击到品牌的网站上下单购买这些产品。

我问了好几个中国朋友，他们在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前会花多久来修图。他们中的大多数给我的答案是，修一张脸得要四十分钟；而如果是和朋友一起的自拍，那很可能要花超过一小时。完成修图的任务需要用上好几个软件，每一个有不同的侧重点。我问到的人里面没有人会把没修过的图上传网络或是发给别人。

那天晚些时候我与美图的董事长蔡文胜见面时，他说修图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了一种正常的社会礼仪。“这就像是，你的朋友忘记扣好衬衫的扣子，或是裤子拉链没拉好时，你会赶紧提醒他一样；如果你要把你和朋友的照片分享出去，你就该好好把她的脸‘美图’一下”，他说。“美图”已经作为一个动词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他显然对此十分骄傲。

蔡文胜四十七岁，出生于泉州郊区（那是厦门沿海向北五十英里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之上的：从前的中国是一个崇尚绝对“服从与一致”的国家，所有的平民所穿的服饰基本不出黑色和深蓝色的范围；而现在，你基本上想穿什么都可以。他第一次清楚地体会到一个人外表的力量，还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他注意到一个女生变得超级受欢迎，是因为她是班上唯一一个拥有内衣的女孩。很快他便发现在路边卖化妆品能挣到不少钱：“拥有一管口红可说是低调的奢华”；就这样，他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去探索他的商业之路了。

蔡文胜和另一个泉州同乡吴欣鸿一起创立了美图。他们最早的计划是为普通的“老百姓”（蔡文胜常常喜欢用老百姓这个词形容自己）打造一个简化版的Photoshop。开始收集到用户数据之后，他们发现大多数用户都是那些给自己的自拍修图的年轻女性。“在所有人都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其实这种需求就已经存在了”，他说。那时他就认识到了在线美图这个巨大的市场值得大力发掘。

吴欣鸿称，用户的数据一直以来都是公司发展路线的核心。他说，“数据实时地告诉我们一切我们该了解的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更偏爱像日本漫画里一样的形象：大眼睛、惨白的皮肤。而在今天，人们则转型偏爱“欧美风”：美图应用能让人看起来更加西化，譬如把东亚人中十分普遍的单眼皮替换为双眼皮，用户正在更多地使用这类功能。在美颜相机中甚至有一款名为“混血”的滤镜，帮助人们打造一款欧亚风的脸。今年早些时候，曾有大量的国际市场用户在网络上发表对美图的质疑，因为他们调高“美颜指数”总是会让脸变得更白。

有些人认为，美图的这些手机应用正在影响中国人对于吸引人的美的定义，但我会面的几个高管都很小心谨慎地反驳了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对于美的定义都是挺根深蒂固、不太有争议的”，首席技术官如是说道，“大眼睛，双眼皮，白皮肤，高鼻梁，尖下巴。”（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也并非历来如此，但至少在当代这是一个很广为接受的美的定义。）吴欣鸿甚至表示，美图使得美被“民主化”了：以前它只能是一种从基因上获得的幸运，但现在却是你自己可以有能力改变的了。“老百姓能够去憧憬以前从来无法想象的一种美了，这本身就是种成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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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天下午，厦门的一幢高层居民楼七层的一个房间里，美拍明星邓兰菲（她拥有300多万的粉丝）伏在摆着一碗泡面的桌前，那样子就好像从饥荒里走出来的人一样。在她旁边是一个同样饿蓝了眼的男青年，名叫付云峰（他的粉丝数量是100万上下）。两个人都穿着白衬衫打了红色领带，就像租车公司前台的工作人员似的。在两人身后挂着张临时纸牌上书“挣百万广告公司”；而讽刺的是这个广告公司却惨到员工连饭都吃不起。

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名叫“自娱自乐”的公司总部的小电影制作现场，该公司专门为美拍和其他一些视频平台拍摄影片。现场的那两个人正在为一个新的瓶装矿泉水品牌拍摄广告，但和大多数美拍上面的视频相似的是，这个广告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带入了这两个演员本身。邓兰菲的经纪人杨晓红递给我一份广告脚本：快要饿死的时候，两人决定玩剪刀石头布来争夺那最后一碗面；就在那个时刻，他们接到来自矿泉水公司的一通电话，说想要请邓兰菲拍一支广告，利用她的名气来筹集资本。“等一下”，我小声和杨晓红说，“邓兰菲是在演她自己么？”杨晓红笑了笑，说：“兰菲又是在演她自己又没在演她自己。”

他们的表演极尽夸张的程度堪比“周六夜现场”的小短剧，并且水平还很业余。邓兰菲的额前刘海总是在特写镜头里遮到她的脸，而付云峰则在犹豫是把左臂还是右臂搭在桌子上更能够表达出“最大程度的绝望”。演职员拍摄的很多条到后面都因为邓兰菲笑场而作废。我把脚本全部翻了一遍：邓兰菲总共只有十五句台词而已，可当时我感觉他们的拍摄可能永远没法完成。

杨晓红却告诉我，正是他们表演的随意性还有不算高的整体制作水平，才是真正的法宝。“在社交媒体上，传统的广告已经不再吃香，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都是演出来的。但如果一个网红能把介绍产品嵌入到关于她每日生活的镜头里面，那么她的粉丝们肯定会有所反应：他们会觉得跟这个网红用同样的东西会拉近他们的距离。”她这样说道。

自娱自乐这家视频制作公司是于两年前成立的，美拍为它注资了四百万人民币，公司的经营者闫驰正是HoneyCC的男友。他在和我见面前刚刚去过一次硅谷，在那里他和YouTube及谷歌的工作人员谈了他想要从中国各大城市招募新星来扩大公司规模的打算。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人品味的地域化。“这种地域化使得制造大热的内容变得超级困难”，他说。在使用英语的网络环境中，一个视频能够很轻易地在许多不同国家火速被传开。但是中国就很不一样了：“不管是和外面世界接触的程度，还是教育水平，抑或是购买力；从各个维度上，中国一个国家里面的人都好像是生活在好几个国度的。”

过了一小会，来了一群就好像刚从韩流的视频里面走出来的人一样的小年轻们：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美拍周年活动的美拍明星。闫驰倒了杯茶，跟这些人讲解扩大他们粉丝群体的秘诀。在美拍的视频上传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男性，他们的视频更常采用喜剧的形式。一个拥有化学系学位的二十四岁美拍明星说到让他最开始大火的视频，他在里面表演了南方与北方的人在面对下雪时候不同的反应。我问道，他们这些视频制作者会不会把新闻事件也作为喜剧的原料，但回应我的是一片沉默，还有几声紧张的笑声。

“想要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你就得避免谈政治话题”，最终他们中的一个人开口说道。“如果你说了什么有争议的话，你就会被拿下。如果你只是重复新闻里讲的事情，那又有什么意义？”

“这不仅仅是因为审查”，另一个人补充道，“我们的粉丝群对政治也并不感兴趣。他们都是些小年轻们而已，只想看看跟自己生活有关的事情娱乐一下。”

但另一方面，我很快发现这些视频播主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对待西方的强硬态度的。一个人说，“成功之道就是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走。”在此之外，他们对政治完全不感冒；他们觉得是整个一代人的发展进步造就了中国现在的快速发展。一个网红说，生于七十年代的那一批中国人，因为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前“共产主义”还没变味儿的那些岁月，头脑中还存留着集体主义思想的痕迹。“他们只知道怎么去讨好一个集体，并没有真正自我的意识”，他说。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在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人要更以自我为中心得多，而之后的几代就更是如此。他继续说道，“今天的青少年想要做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一个：跟所有人都一样实在是太不酷了。”

原文 The Case for Not Being Born By Joshua Rothman

发表于2017年11月27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题记：持反出生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大卫·本纳达认为，如果所有人都不再生小孩，一切会变得更好。

大卫·本纳达也许是这世界上最悲观的哲学家了。作为一名“反出生主义者”，他认为人生是如此糟糕，而人类也该出于同情心的考量不再生小孩。“尽管有些不错的人会尽自己努力让他们的小孩免于受苦，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人意识到，唯一一种最能保证让他们的小孩不再受苦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不把他们带到这世界上”，在他2006年出版的《最好从未来过：“被存在”制造的伤痛》（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一书中他如是写到。在本纳达看来，生殖这件事本身便带有残忍和不负责任的属性；这不仅因为可怕的命运有可能会降临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更因为生命本身就“浸满了不幸”。而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论述，他认为如果所有有感知力的生命全部消失，那这世界就能变得更好些。

作为一本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最》一书获得了可说数量多得不寻常的读者。在“好读”（GoodReads）网站上该书评分为3.9，其中一条书评称其为“对那些认为生殖有理的人来说必读的书籍”。几年前，尼克·皮佐拉托（他是《无间警探》的剧作者）读了此书，而后创作了拉斯特·科勒一角（马修·麦康纳饰），这是个带着虚无观念的反出生主义者。（科勒在片中曾说，我觉得人类产生意识实在是进化长路中的一个悲剧。）当皮佐拉托向媒体提及此书时，一向不在公众露面的本纳达突然跳出来在一系列专访中澄清他的一些相关思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比科勒的有更深刻的见地，也更带些人情味儿。现在，他已出版了另一本书：《人类的困境：生命大问题的诚意解答》（The Human Predicament: A Candid Guide to Life’s Biggest Questions）；这本书里，本纳达对他反出生方面的思考做了修正与补充，尤其是增加了许多情景化的分析。此书以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一句诗作为起首：“人类 / 忍受不了太多的现实”；他承诺要用冷峻的论述来解答这类问题：“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无意义？”“如果人能永生，那会不会更好？”

本纳达1966年出生于南非。他是开普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也负责该校的生命伦理中心；这所中心正是他的父亲所罗门·本纳达（他本人是一名全球健康专家）所创建的。有趣的是，本纳达把《最》一书题献给了他的父母，“尽管是他们使得我‘被存在’的”。除此之外，人们很难在网络上发掘出他的其他信息。在网上找不到他的一张照片；YouTube上他的教学视频也只是呈现幻灯片。在一个名为“大卫·本纳达到底长什么样？”的视频中，制作者将一张从教室后面拍的模糊不清的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标注着“大卫·本纳达”的箭头指着一个只能看到像素的戴着棒球帽的男人。

《人》一书问世后，我写信给本纳达询问可否与他见上一面。他很快答应了；但当他看过我从前一些文章后，他写了一条短讯给我：“我发现在谈及你的采访对象的工作之外，你还喜欢细致描绘对方”。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是个注重保护隐私的人，如果你像其他采访文稿那样写那么多关于我的细节，我会非常不舒服。因此，当我觉得你的问题太过私人的话，我会拒绝作答。（我同样会非常不能接受你登载我的照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愿继续对我的访问，我完全能够理解。而假如你愿意接受我所讲的这些，那么我也将欣然接受你的访问。”

毫无疑问，本纳达从本性上讲就不是个愿意暴露在公众目光下的人。但他对个人生活的保护也可说是有意为之：这使得他的读者没那么容易对本纳达其人做心理分析，也不能将他的观点简单地归因于他性情中的一些方面，譬如抑郁和创伤的经历。他希望人们能直面他的论述，而非他本人。后来他跟我说，“有时人们会问我，‘我有小孩么？’”，（他讲话沉静，语速平缓，带着南非的口音）“而我说，‘我看不出问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有的话，那说明我是个伪君子——但我的论述仍旧可以成立。’”当他告诉我他从很年轻时便开始有反出生主义的观点，我问他是多年轻时。“还是个孩子时”，他稍作停顿后这样说，并且露出了不安的笑容。我明白这就是他所不愿回答的私人问题了。

我和本纳达在世贸中心会面，《纽约客》杂志的办公室设在那边。他身量很小，长着一张精灵小矮人般的脸庞；他穿着很整洁的长裤和浅紫色毛衣，而我是从棒球帽认出了他。在大楼的六十四层，我们在一对毛绒的椅子就坐，就在能够俯瞰曼哈顿全景的窗户旁边：左面是哈德逊河，东河在右面，中间则能眺望曼哈顿中城的无数摩天大楼。

社会科学家们常常会让人们评估自己的幸福程度。一份典型的问卷中，受访者会被要求从一（“你能想到的最差的生活”）到十（“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给他们的生活状况打分。根据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在2014到2016年间受访的美国人给他们的生活打的平均分是6.99：低于加拿大的7.32，高于苏丹的4.14。另一份调查则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考虑所有因素，你认为你1）非常幸福，2）比较幸福，3）比较不幸，还是4）非常不幸？”近年来，印度、俄罗斯和津巴布韦这类国家中的评分有所提升。1998年的时候，93%的美国人称自己非常或是比较幸福；而到了经济大衰退后的2014年，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也只是降了一点点到91%。

简要地说，人们一般认为生活还算不错；但本纳达则认为人们在这点上都想错了。“和许多人的想法不同的是，人类生命的质量实际上是低得可怕的”，他在《人》一书中写到。他列举出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灾难与痛苦来证明，即使是那些觉得幸福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比他们认为的要差很多。他写道，我们几乎总是不是饥就是渴，不然的话就得要跑厕所。我们常常会感到“温度上的不适”（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或是觉得很累却没法打个盹。我们被许多事困扰：身体瘙痒、过敏、感冒、痛经和更年期潮热。人生就是个不断“受挫折和被激怒”的过程：我们得要等红灯、排长队、填没完没了的表格。我们被逼无奈要去工作，常常感觉到被工作榨干；即使是那些“喜爱工作的人，也很可能有未能实现的事业抱负”。许多寂寞的人总是走不出单身，而那些结了婚的却不停地吵架跟闹离婚。“人们想要更年轻，或者看起来、感觉上更年轻，然而却阻挡不住变老的脚步。”

人们在孩子身上寄予希望，然而，当他们的小孩后来因种种原因使他们失望时，人们常常感到深重的挫败感。当我们身边有人承受痛苦，我们也因看他们受苦而感到苦楚。而当他们死去时，我们又要承受丧亲之痛。

对于这类的观点，一种膝跳反射般的回应是，“既然人生这么糟糕，那你何不自杀？”本纳达花费了四十三页纸的笔墨来论证，死亡只会使问题更为糟糕。“活着是件很坏的事，但死也一样坏”，这便是他的结论。“当然，并不是关于‘活着’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死亡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事。然而，生与死，在最关键的层面上，都是可怖的。它们两者一道，组成了一套关于’存在‘的夹钳，用可怕的方式紧紧控制着我们，使我们一步步陷入困境。”他因而论述道，从一开始便不迈入这困境中将会是更好的选择。人们有时问自己，这人生是否值得去活。本纳达则认为最好采用更加细化的问法：生命是否值得继续下去？（是，因为死亡是件很坏的事。）是否值得开启一段新生命？（不。）

本纳达绝不是唯一的反出生主义者。诸如莎拉·佩里的《每一个摇篮都是一座坟墓》和托马斯·里歌帝的《关于人类的阴谋论》等书都有着广泛的读者群。有非常多的“有厌世倾向的反出生主义者”：譬如“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便是一个有几千名成员的组织；他们相信，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应从地球上消失。对那些厌世反出生主义者而言，有问题的不是“人生”，而是我们人类本身。相较而言，本纳达应该说是一名“慈悲的反出生主义者”。他的思想与哲学家托马斯·梅辛格颇为相近，后者是一名专门研究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学者。梅辛格支持数字化的反出生主义；他认为不应当创造出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序，因为这样做将会增加世上的痛苦。而反对人类的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像拳击手会准备应对不同的对手一样，本纳达也设想了许多不同的反对声音。很多人都认为，生命中包括爱、美、新的发现等那些最美好的经历，能够弥补上坏的那一部分。对此，本纳达的回应是，痛苦的糟糕要胜过喜悦的美好。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他说，“‘长期性的疼痛’是有的，可是却没有‘长期性的快乐’。”另外，痛苦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你会不会愿意承受五分钟你能想象到的最剧烈的疼痛，来获得五分钟极致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错过好的体验并不似拥有坏的体验一样糟糕，这中间颇有些抽象的哲学思辨。本纳达解释道，“对一个已然存在的人来说，糟糕的事情的存在是坏的，而美好事情的存在是好的。但如果我们将此和这个人从未存在过的情形相对比呢？我们将发现，糟糕的事情的缺失是好的，而美好事情的缺失却并不怎么糟，因为并没有人被从身上剥夺去那些好的东西。”这种逻辑上的不对称“使得‘存在’这件事输得毫无翻身余地，因为它表明了，一切的不快、痛苦和悲伤都是可以被终结的，并且是以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

另一些人则争辩说，讨论痛苦与快乐根本是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就算生命不美好，它至少是有意义的。本纳达则回应，人类的生命从宇宙视角来看完全是无意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宇宙”中，甚至可能是在一个“多重宇宙”里面；我们受制于完全无目标，亦无目的的自然力量。那么既然不存在宇宙意义，所剩的就只有“人间的意义”了；就这一点，本纳达写道，“人们常使用的一种说法事实上是种循环论证：他们说，人类生存的意义就是人们可以帮助彼此。”本纳达也反对那种认为痛苦与折磨本身可以给人类的存在带来意义的说法。他说：“我不相信痛苦可以赋予人生意义。我觉得人们在痛苦中找寻意义正是因为，如果不如此做的话，痛苦就显得太毫无理由而难以承受了。”他说，“纳尔逊·曼德拉确实在他面对苦难的过程中找寻出了生命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处的极端恶劣的境况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

我问本纳达，为何不能用“人们可以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来回应他的这种看法。他告诉我说，在将来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并不能成为处在当下的人们受苦的理由；更不用说，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好得多的地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学到教训。也许有个别的人能记住些教训，但你还是会发现你身边总是在发生疯狂的事”，他说。“你可以说，‘噢，我的上帝！你难道看不出你正在犯以前的人犯的错误么？我们就不能换种方式来做事吗？’但这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最终，不幸与痛苦已经被深深写进了人生的架构之中，再也不能被消除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眼中溢满泪水。“我们被要求去接受那些根本无法接受的事。人类与其他生物必须要承受他们一向所承受的那些，这完全是不能容忍的，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果这是一次日常的交谈，那我定会讲些安慰的话。而此时，我无言以对。

本纳达早先选了一家纯素食的餐厅作为我们用午饭的地方；我们起身往那边走，沿途漫步在哈德逊河边。在维西街的尽头，我们经过了爱尔兰饥荒纪念碑：这是一片四分之一英亩的地盘，2001年从爱尔兰空运过来的泥土建造的，人们在这里纪念那个国家的大饥荒中死去的上百万人。在本纳达建议下，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阅读走道边上刻着的历史上人们留下的话。大饥荒持续了七年；一个人在忆起大饥荒时写道，“它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如一个悲伤的长夜一般。”

那天十分温暖。在巴特利公园里，妈妈带着小朋友们在草坪上野餐。一些同事们在打桌球。而在水边，情侣们牵着手漫步。在小路上能看到有人在跑步：没穿上衣的男人露出发达的肌肉，女士们穿着时髦的运动衫。

“你是否曾感到过，你的信条与你周围的环境也许有些不协调？”我问。

“我并不反对人们享受生活，也不否认人生中确有些很好的事发生，”本纳达说，脸上露出微笑。我侧眼看到他脱掉了毛衫，外面只穿了衬衫；他并没脱掉帽子。这时我们经过的所在，八周之后一个二十九岁的男性驾驶一辆货车撞死了八人，九人受伤。

几乎所有人都会对本纳达的哲学感到不安，事实上他自己亦是如此；正因此，他对向别人介绍他的观念总是抱有矛盾的心情。他不会走到教堂里面，大跨步到讲坛之上，对众人宣讲“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时，他也并不喜欢去向人们散布反出生主义的论调。他说，人生已经充满了不快与不幸了。他总是反复告诉自己，因为他的书非常哲学和学术，一定只有那些专门去找这类书的人才会读到。他有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说本纳达道出了他们秘密的心声，他们因而深表感激。有一位有好几个小孩的男士在读了《最》一书后告诉本纳达，他觉得生下那几个小孩就是个彻底的错误；而受身体和心理疾病折磨的读者则向他描述，他们多希望从未来到这世上。与他交流的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抱着与本纳达相同的信念，而与之而来的对世界的悲观令他们无所适从。“对于这样的人我感到十分难过”，他用一种温柔的声调说。“他们对现实有着清醒而精确的认识，而同时他们却在为此付出代价。”我问本纳达，他是否曾觉得自己的想法令他无法承受。他尴尬地笑了（显然，我又问了个过于私人的问题），说道：“写作能够帮我缓解。”

他并不觉得反出生主义会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思想：“它跟我们人类的太多生物性的内在动力都是相冲撞的。”但对他而言，这种思想也同时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整个世界的一切疯狂与痛苦，你与我又能做点什么来面对呢？”我们散步的时候，他这样说着。“但是每一对夫妻，每个人，都能做出不生孩子的决定。当人们这样做时，就能使大量的痛苦不被带到这世间，这是件多好的事。”当他有朋友生小孩的时候，他必须注意自己讲些什么。“我感到整个人被撕扯”，他说。“考虑到生孩子这件事会带来多么深重的人生困境，这真是件糟糕透顶的事；而另一方面，乐观一点也能让人生变得不那么难以承受。”几年前，一位同是哲学家的好朋友告诉本纳达说她怀孕了，他一下子不知该说些什么。“拜托，你应该为我感到开心的啊！”那位女士说。而本纳达在深思良久后说道：“为你，我感到开心。”

午餐时，我们邻桌坐着一个母亲带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八岁上下年纪，穿着小裙子捧着一本书。“你想把这些打包带走么？”妈妈指着桌上的薯条问她。

“嗯！”小女孩答道。

我继续和本纳达交谈，但因为身边坐着一对母女，我感到再继续谈反出生主义有些不便。于是在午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愉快地交谈工作方面的习惯。饭后来到街上，我们握了手。“我再在附近走走”，本纳达说。他打算先在西村这块街区逛一逛，再赶去机场。我向南走了一段，到了世贸中心附近；我走进“眼窗”（Oculus）里面，那是在9/11遗址的地点修建起来的车站兼大型购物中心。它高耸的屋顶中心形状如脊柱一般，两侧展开的肋条似的结构是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它像是一具骨骼，也像一座大教堂。我站在扶梯上，看到下面有个女人一只手缩在外套里，想要把另一只也揣起来却十分费力。一位体态发福看起来是商务人员的男士，带着耳机，快速从我身边扫过时他的手提箱撞到了我身上。我看到他走下去，手里拎着那女人的大衣，她很快钻进了那衣服里面。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收集上传了一些颇有历史的政府宣传片，给这个系列片添加的描述是：“政府背书的迷你恐怖短片”。这些片子大多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我对它们中的每一部都很有印象，因为它们确实都拍摄得让人怕得不得了。明目张胆地散播恐怖，在三十年前看起来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十分合理的方法，而它确实也奏效的。穿戴着不祥的僧人斗篷的无脸人，他是暗夜与寂寞水塘的幽灵；他总是等待着小孩子掉到水库、水井和池塘中。还有人从高压电缆塔接到一只飞盘随即被烧焦。如果你那时候在英国生活，并且家里有台电视机，那些画面一定会激起一种神经反应（这正是宣传片拍摄者想要看到的），那便是发自心底的恐惧。我们有太多要害怕的了：开阔的水域、陌生人带来的危险、电线塔、蘑菇云，也不要忘记“哐啷”和“咔啦”（这两个流行的拟声词来自于吉米·萨维尔1970年代呼吁使用安全带的宣传影片，片中有假人偶将汽车挡风玻璃撞碎飞出去的情节）。然而，一个宣传片却未被BBC收集在这个系列之中，那却是最骇人的一部。

任何一个1986年在英国看过电视的人，一定都还记得那个关于墓碑的影片。让人不安的音乐伴随着幽灵般的叮当之声，影片的色调是不祥的黑色与灰色。我们见到一座火山喷发，碎石持续地滚落；我们看不见任何身体，却不知从哪里伸来一双手凿着岩石，将“艾滋病”三个字刻在一块黑色厚板上。约翰·哈特为影片解说，用怪诞的男中音腔调向人们警告着那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险情。每个人都可能沾染上它，不管男人还是女人。“直到现在为止它还只限于小群体之中，可它却在慢慢传播开。”一块墓碑出现在暗夜的雾气中，又在一声巨响中倒下去；片中传来的声音告诫着我们，不要死于无知。而后，一束百合花和一个政府小册子一起被掷到了地上。在YouTube上，有网友上传了这部短片，并配了如下说明：“这是部在八十年代把所有人都吓出屎了的公共宣传片。”有人批评该片过分地制造了恐慌。事实上，制片者原先是打算用一段原子弹的警报作为影片开头的，但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觉得那样就实在太过戏剧化了。影片的设计者之一，马尔科姆·加斯金在2017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真的按原计划做这个片子的话，我想大概所有人就都立刻去海滩了。”

在我的一生里，艾滋病从来都是个可怕妖怪的形象。直到今天我还在害怕它，正是因为那部影片在我身上遗留了条件反射的作用。但是，别人已不再怕它了。现如今，那墓碑的影片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似乎也淡忘了HIV病毒的威力（病毒的威力主要限于贫弱的国家和高危人群中，比如罪犯、中东地区被尤其污名化了的同性恋者们，以及被她们的性伴侣感染的异性恋女性）。去问问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包括我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是否还对艾滋病有什么担忧：你得到的答案会是，他们根本不担心这些。病毒学家告诉我，他们的学生们觉得那些讲HIV的课程只是历史课而已。

艾滋病的从业人员称我们正处在一个“平稳时期”。情况似乎比原来有所好转：被感染的儿童数量变少了，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也在减少（在十年前，全球每年有不到200万，现在这一数字被控制在100万以内）。我则认为我们并不是处在平稳期，而是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HIV病毒仍在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杀死的是“他者”。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在直女之中被认定是一种流行病，可是那些被感染的直女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那些认为HIV已成历史的年轻人，看到3690万人携带HIV病毒这个数字，会觉得那些人都是生活在别处的。“无视”，已成为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同样厉害的武器，使人们得以与疾病保持距离。

2017年，美国政府将国家艾滋与HIV资源信息网的域名从AIDS.gov改成了HIV.gov，这是为了反映如今在美国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已经较过去减少很多了（美国的非裔男同性恋中却并非如此：如果当前的感染率保持不变的话，该人群中不久后便会达到两个人中就有一个HIV感染者的水平）这一事实。在大多数国家，针对HIV感染者的入境与旅游限制已被放宽，但在有些地方，感染者们仍然麻烦重重：在巴林，任何HIV检测呈阳性的人将被驱逐出境；在伊朗，入境停留三个月以上的人必须接受HIV检测并呈阴性；伊拉克要求每一个停留超过十天的游客做HIV检测，并会驱逐所有检测呈阳性的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其他国家有着类似的规定与限制。

美国在2010年取消了此类入境限制，这时距离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面世已过去了十四年。一方面，据关于HIV的旅游与居住全球数据库显示，携带HIV病毒的人员已能“像所有人一样”入境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免签证计划甚至不再将HIV认定为可传播的疾病。这一认定多少令人费解，因为认定HIV不可传播仍然是个错误的说法。HIV与人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无保护的性行为、吸食毒品）紧密相关，它仍旧是个传染性的疾病。人们从未停止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想必也会继续做着这些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关HIV的说法在文字上是更为准确的：在它给医生发布的，有关对移民与难民需要做的检测的指导手册中，写到HIV“已经不再是公共卫生重要性较高的可传播疾病了”。

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六的已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地区，HIV病毒已经可以被控制到无法被检测出的程度，而HIV呈阳性的人也能和普通人有相似的寿命了。在此情况下，病毒在人们心中再次成为了小众群体中才流行的瘟疫；他们是毒品吸食者、同性恋者，他们是不安全的人，是他者。他们与我们不相干，他们不是正常人。与这类想法一道，和病毒相伴随的耻辱与污名也卷土重来。除了在贫困人口中之外，我们已经很难清晰见到艾滋病的痕迹了。于是我们关起那些“违规者”，狠狠打击他们，只因他们提醒了我们HIV仍然未被消灭。现在，那污名的形式已不再是墙面上满含恶意的涂鸦，而变成了冷酷的（且是不公的）法律制裁。

麻烦始自莱恩·怀特。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以这个青年为名的法案；他因为携带HIV而被学校开除，当年就死于艾滋病。这项旨在为低收入的HIV携带者提供资助的法案，同时要求美国各州表明，它们的法律允许起诉那些将HIV病毒的危险暴露给他人的人，和确实传播了HIV病毒的人。在那个时候，暴露HIV病毒的危险被认为是等同于实际传播了HIV病毒。今天，病毒学家们已了解，HIV病毒事实上是很难被传染的。有许多病毒比HIV病毒要有更强的适应力；HIV病毒传染性很弱，只能在某些体液中传播，而不能在空气中传播，马桶坐便以及接吻也都不会传染。

然而，72个国家都有针对HIV病毒的未告知、暴露以及传播的法律条款，其中61个国家曾使用过这类法条。数百人被关在监狱中不是因为传染了任何人，而仅仅是由于关系破裂和与之伴随的怨怼与矛盾。苏格兰的法律不仅起诉HIV病毒的传播者，也可以起诉暴露HIV病毒危险的人员；英格兰和威尔士则只会起诉因“鲁莽行为”传播了病毒的行为。HIV已被用作一件武器，而举起这武器的却并非携带着病毒的人。

改变一个辅音，我们来看看HPV，人类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是几乎所有种类的宫颈癌、肛门癌和直肠癌的病原之一。在英国，每年有三千名女性被诊断出宫颈癌。这是三十五岁以下女性中最高发的癌症，而几乎所有宫颈癌都是由HPV病毒引起的。HPV是一种性传播的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阴道性交、口交与肛交。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在英国却从没有人由于传染了HPV病毒给别人而被起诉，即使是在英国一年有将近一千名女性死于宫颈癌的情况下。

这中间的差异可并不是来自于两个病毒的英文缩写所差的那一个字母，它们的不同之处是患病的人群。道格拉斯在1966年写道，想要更了解洁净的法则，你便先要弄清这法则是将哪些人划在了那条界线之外。“健康”，即是洁净。HIV感染者正在污染整个人群，他们是威胁着秩序的那些“不洁物”，或者至少是带有威胁性的不洁物的具象化。为了使我们的家保持清洁，把危险拦阻在外，我们必须得将他们清扫出去。有史以来，人类在面对暂时无法解释的危险与攻击时，从来都是采取这类动作的。现而今，我们已经认识了解了HIV病毒，却还尚未攻陷它。在南非，尽管免费供应药物已有数十年，仍有七百万人带着HIV病毒生活着：一些HIV呈阳性的青少年不愿忍受药物的副作用而停药，这就使得病毒的抗性增强，而这些青少年之后却无力承担更加昂贵的二线与三线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非洲的艾滋病专家们非常担心，会有第二波的艾滋病流行发生。

我们应该害怕的并不是HIV阳性的人，而是病毒本身的威力。病毒虽已被“驯化”，却并未被彻底打败。我们作为打击对象的，常常是我们打击起来更容易的目标；我们针对病毒携带者的严苛裁决，常常体现了我们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份恐惧明明早已该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研发出时消退了的。相关法律被用作惩罚那些“违规者”的武器，这些违规者不断提醒我们，HIV/艾滋病并未被彻底打败。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使用护身符、巫医和魔法药水对付所谓“病魔”。我曾亲眼见过尼泊尔当地一位“疗愈者”在一个小女孩脸上猛扇巴掌，冲她体内的恶灵喊叫着，命令它从她的身体中离开；当时那情景令我瞠目结舌。我想，她的疟疾寄生虫大概不会真的被这个巫医的行为撼动吧。

将疾病污名化是一件古已有之的事；它的具体形式随时代演变，为的是一直能够把“污染者”锁在他们该待的一亩三分地里；但这一传统与习惯并不是完全不可祛除的。它是从恐惧中孕育而生的，或许我们也不该要求人类在还未战胜恐惧时非要先推翻这个旧习。然而我们该认清的是，我们害怕的事物中包括了那些携带着不可被检测出、亦无传染性的病毒的人们，他们是完全无害的。范围过宽、过于严苛的HIV法律就像文化遗产一般，也好似护身符和巫毒娃娃。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写道，“这份惊吓与恐惧，这神智的黑夜，无法被太阳的光芒、抑或是白天光亮的长矛驱除，战胜它的只能是自然与她的法则。”

加州于2017年对HIV相关法律做了积极的修正：“在明知道风险的情况下，将他人暴露在HIV的危险中”现在将只被认定为轻罪，而相应的监禁判决则从数年缩短为六个月。如今，暴露HIV危险给他人这一罪名，已与暴露其他可传播疾病的风险被同等量刑。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都已采用更轻的惩罚性法条。甚至白俄罗斯也宣布将修订第157项法条，并且将重新审理一类案件，这类案件中HIV的女性携带者是被起诉的对象，而她们的伴侣事实上是早已知道被传染的风险的。HIV相关的许多法律是有失考虑的。但也许更为糟糕的是，针对HIV病人的判罪使得人们更愿意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持缄默，甚至让有些人根本不愿去做疾病的检测：假如你根本不知道你携带病毒，那就没人能就“未告知”起诉你。

我并不是觉得，一个跟自己的前任讲出“毁灭吧！你已经传上了”这样的话的男人应该被脱罪。但我希望，人们至少应该证明这样的人是在故意制造危险；只要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他自当被起诉。如果事实并非这种情况，那么已经有些过时了的刑法则应追赶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当这些刑法导致了错误的后果，我们就该大声发出抗议，就如“赛罗项目”和“HIV正义网络””这类优秀的社会活动团体一样。假如我们不这样做，而是在看到那些根本没感染任何人的病毒携带者（事实上即使他们试着去感染别人也未必能成功）锒铛入狱时，没有一点反应，那么我们也就无异于那个猛扇小女孩巴掌的巫医，而我们的法律也就无异于那名巫医的迷信把戏了。

原文 Why is there still stigma attached to a virus we can control? By Rose George

发表于2019年1月30日 万古杂志（Aeon）

病毒既已可控，污名缘何不散？

说到HIV罪犯，你就能想象出他的样子。他是泽德内克·费弗尔，那个显然有意把病毒传染给他的同性伴侣们的捷克“HIV散播者”。他是达瑞尔·罗威，那个称自己体内“浸满了”艾滋病病毒，感染了五个男性的英国发型师。罗威还在跟其他五个人发生性行为时蓄意弄坏安全套，还跟其中一个说，“我拿下你了。毁灭吧！你已经传上了。”他是华伦迪诺·塔鲁托，那个在网上钓女人，与她们发生性行为使她们感染的罗马会计师。他是那个满腹阴谋并且从无责任感的，小报上最爱刊登描绘的恶魔（多数时候是男性，但偶尔也有女性），他记录着被他感染和吓破胆的性伴侣的名录，在性行为上随意胡来，蓄意地伤害着别人。他们是魔鬼，是故意的传染者。

2006年，莱斯利·弗拉格在一个圣经学习小组认识了一位男士。她住在爱荷华州的苏城，是名四十多岁HIV呈阳性的女性；后来弗拉格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常常殴打她。他对弗拉格声称，如果她报警的话，他会告诉警察说弗拉格让他暴露于感染风险之中。她于是没去报警，但是邻居报了警。在该男性向警察表示弗拉格并未向他告知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后，按照爱荷华州的709c法条，她被判处了二十五年的监禁缓刑，四年保释期，并会在性侵犯者名单上挂名十年。就这样，明明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弗拉格，成了艾滋病罪犯。2009年，爱荷华州的尼克·罗艾德由于未向他的伴侣告知他的HIV感染情况而被判处监禁二十五年。同年，罗伯特·萨特在被前伴侣控告未告知HIV感染情况时，经过认罪协商，最终被判在路易斯安那监狱服刑六个月。

弗拉格、罗艾德与萨特除了HIV（也就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感染到任何人。没有人受到他们的伤害。然而，认定艾滋病罪犯并不需要他们感染到了别人。2013到2015年之间，俄罗斯就以艾滋病犯罪的缘由逮捕、起诉和宣判了至少115个人，而所谓的“艾滋病犯罪”有着很宽的范围，包括未告知（没有向你的性伴侣说明你有艾滋病毒）、接触（当你携带艾滋病毒，通过性行为或吸毒行为，将他人暴露在艾滋病感染的危险中）以及传播（使他人受到了病毒感染）；美国因为这一罪名关押了104人；意大利至少6人；澳大利亚至少5人；德国至少5人。白俄罗斯的第157项法条（Article 157）是世界上最为苛刻的一项针对艾滋病的法律，在那里，由疏忽大意或是“间接意图”造成的感染将被起诉；2015至2017年间，就有128起依照该条法律起诉的案件。在犹他州，如果参与卖淫活动的人是HIV-阴性的，那么他就只会被判不到六个月监禁的轻罪；而假如这个违法者是HIV-阳性的话，同样的卖淫行为就成了五年监禁的重罪，不管是否有人受到了病毒感染。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估算，在地球上46%的地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都已经能够免费提供给需要的病患。在这些地区，HIV-阳性的患者只要按时服药，他/她就可以被认为是“不会被检测到的”和“没有传染性的”（undetectable and untransmittable）。PARTNER-2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药物能够让人体内的病毒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以至于标准的检测是无法测到病毒的；另一方面，传染的几率也可以“在科学上被认为是等同于零”。然而，这项医学上十分了不起的进步却完全未能动摇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法令。美国有十一个州将通过吐痰和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毒认定为犯罪，而这在实际中已经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了。

现如今已是2018年，艾滋病领域的医学进步，与那些旨在限制艾滋病传播的法律法规，看起来是那么不相匹配。特别是，在很多国家仅仅是“有艾滋病毒”这件事就能构成违法犯罪行为，而在这些国家里，携带病毒的人已经差不多可算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并且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了。这一切我们应该作何理解呢？

“污名”（stigma）一词，从词源上可以追溯到木棍和希腊：这个词最早是指用烧着的木棍或是彩色的圆点在奴隶身上做标记的动作。污名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起一条边界、一面墙，尽管“我们”与“他们”的具体所指常常是不断变化的。污名通常肉眼可见，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不一定如此：我曾在尼泊尔见过在经期被圈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棚屋里的女孩和女人们，这是出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禁忌；那种禁忌与污名有着同等强大的力量，却不留下任何可见的印记，只见可怜的人们走向被放逐的道路。禁忌与污名，纯洁与污秽：这些都是“正派的人群”用来保证自身安全的一些管理手段。

正像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1989）中所写的，那些最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总是那些带来某种标签，甚至扭曲了人的模样的疾病。它们成为了令人恐惧的瘟疫：“最让人害怕的那些病，包括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在很多人心目中的）癌症，它们的特别不仅仅是致命，更重要的是彻底异化了人的身体：它们最容易被认作是‘瘟疫’。”这种对于瘟疫的划分实际上是无甚逻辑的：一些人们最害怕的疾病其实并不致命，也很难患上。另一样常使得一种病与污名挂钩的元素便是性了：当你可以将一件事归罪到人犯下的错误上时，贴上污名的标签就显得更为合理了。想想声名狼藉的梅毒病人，和道德败坏的麻风病人（麻风病一度被认为是性传播的疾病，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吧。污名把不洁的与被污染的标记了出来；而“纯净”的人们获得了安全。于是人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

“所谓的‘绝对的污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观者的眼中”，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1966）一书中写到。“我们对于疾病的看法也并不总能解释我们那些清洁和避免污物的行为。所谓的脏东西真正挑战的是秩序。清除它们不是一个消极的反应，而是人们管理周遭环境的一个积极的动作。”洁净与禁忌，便是同一个秩序体系的两个对立面。

HIV/艾滋病具备了一个现代瘟疫所需的一切要素。西方人相信它来自“别处”（也就是非洲）——就像霍乱（从亚洲来的）和麻风病（从上帝那来的）——因此就可以把错怪在外国人身上。它感染的主要群体是那些小众人群：男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他们道德败坏，因而也就可以觉得他们都是自作自受。并且，艾滋病会在皮肤上留下可见的红斑，伴随着卡波西氏肉瘤，和整个憔悴不堪的身体。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HIV感染者很容易地成为了替罪羊，而以污名化的方式对待他们也常常是带着些卑鄙动机（有的动机还带些地方特色）的：美国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威廉·巴克利明确表示希望所有同性恋都被强制刺青。在1970和80年代的英国通过被污染的血液制品感染HIV的血友病病人们，他们的家一度被人涂鸦写着“艾滋病的人渣”，他们的小孩子们也常备受欺凌。人们大声嚷嚷着，好让怕人的东西离自己远些。

玛莉·马龙是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厨子，出生于爱尔兰；在被发现是健康的肺结核携带者之后，她却继续给人做饭，也就持续把病菌传染给了其他人。她帮工过的人家曾对她十分亲善；但在她的“罪行”（最终人们查清她与51例感染和3例死亡有关）被揭露后，报纸就开始登载抨击她的漫画，那些画中描绘她把骷髅头丢进炸锅中，称她是“制造伤寒热的移动工厂”。事实上，也有其他健康的伤寒热带菌者比玛莉感染并杀死了更多人，却只有“伤寒玛莉”落得了这个可怕的绰号，也只有她遭到了终身监禁的待遇。既是劳工阶级，又是移民出身，还是个拒绝合作的女性：无怪乎她成了背黑锅的完美对象。

她最著名的继承者是所谓“零号病人”：这是个据说性关系十分随便的加拿大空中服务员，名叫基坦·杜加；人们曾一度认为，是他把HIV病毒带进了“文明世界”。后来经过一番流行病学研究，人们发现对杜加的这种认识其实是缺乏根据的，然而在公众的认知中却再也抹不掉他的这一“罪行”了。

在那之后，HIV病毒传播到了一般人群之中。当人们不再能把病毒全部归罪到一些特殊人群身上的时候，也就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笼罩在恐惧中的时刻了。

 

普拉斯的两卷信件都由斯坦伯格和凯伦·库启尔进行编辑，后者也是史密斯学院中普拉斯档案的管理人。他们两人共同为第二卷精心写了一篇序言，并且编写了一套详尽的索引，其中从远足到蜜月旅行，从养蜜蜂到编织，可谓无所不包，使得读者可以跟随普拉斯诗歌中的想象。尽管她写给博伊舍尔的坦露内心的信有着极为轰动的效果，更加令人长久难忘的，却是她对日常生活的极度敏感与清醒觉知。没有几个作家能像她一般，对每日发生小事的细节有着那样的注意力，也不会像她那样本能地知道，那些会是进入她作品的好材料。常常，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被她留在了日志中，或是随手画的图样里；后来又写进了信中，有时还不止一封。她总是那样聪颖而不守常规；她的关注点总是放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并未如希望一般，听到普拉斯提起那些重要的文艺界聚会：和艾略特与史蒂芬·斯潘德在伦敦共进晚餐，或是周二下午在波士顿大学听罗伯特·罗威尔的课，或是在那之后与安妮·塞克斯顿跟乔治·星巴克一起，在波士顿后湾的丽兹酒吧喝上几杯。这些经历不大能被她用做诗歌的素材，因而它们在她的意识里只留下了淡淡的痕迹，至少我是这样觉得。但假如是一只土拨鼠，普拉斯知道她能够用得上。在一次与休斯的郊游中，她就遇到了两只土拨鼠，并且把它们的样子留在了文字里：在给休斯父母的信中，它们是“短粗的，长着可爱又温顺的鼠样的小脸”，而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则描述它们是“一种长相奇怪的，好像一个团子的灰色动物”，“体型结实，走路摇摇摆摆的”，颤抖地蜷缩在角落里。那正是普拉斯的读者在那首名叫《无言》（Incommunicado）的诗里认识的那只土拨鼠：“爪子紧握，在水湾边”。那首诗里，她将自己与土拨鼠有关的经历，与她曾在德国民间故事中读到的罗曼蒂克版本相互对比：在德国的故事里，“土拨鼠对对方一见钟情，而那一只也以同样的爱回馈。”

普拉斯用来细细研究土拨鼠、贝壳、脚踏车、暴风雪，以及其他一切看起来无比平凡的每日中遭遇的事物的心思，也同时用来梳理她心中许多复杂的想法，她常思索着做一名作家、一个妻子、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申请者》和《拉撒路夫人》这类诗篇中，她探索了那些角色的理想化形象，与实际状况间的差距。她的信则将这些诗拉回到生活的激情与平凡，还有周遭一切滋养着那激情与平凡的琐事中。我们已经知道普拉斯进行创作时是怎样的风格，但在那些信中，我们似乎见到了她面对世界时获取平静之源的水库，也亲眼目睹了那些水库是怎样突然地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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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之于普拉斯，不仅是丈夫和伴侣，还是一个深不可测、极度变化无常的人。普拉斯写给休斯的信只有十几封，都收录在信件集的第一卷中。从他们开始恋爱，直到后来关系破裂之间，他们几乎从未分开过。她常常坐在他身边，写着关于他的事。在她的信里，休斯是守护她的救世主，是个了不起的神枪手，还是木匠、钓鱼好手，更是她所见过“最英俊的男人”。他们一起照顾过金鱼、一只受伤的小鸟，和一只名叫“萨福”的猫。普拉斯记录下了他们惊人地丰富的大餐：炸圆蛤、洋葱汤、炖菜、肉卷、大龙虾；这些都一丝不苟地被分条记录，就好像之后要报销似的。在坐落在波士顿一处“下垂码头”尽头的老式小餐馆里，休斯给自己点了“两份美味的高山红鲑”。这形容词“美味的”是普拉斯自己添上的，就好像他们两人共用了一张嘴一样。但是在她后来的日记里，甚至是结婚不久的时候，普拉斯的那份英雄崇拜便被罩上阴影：她开始以嘲弄的语气形容休斯，把他描述成一个后青春期的小瘪三，“抓耳挠腮，爱抠鼻子，脏头发总是蓬乱着，脾气很坏还十分教条”。她甚至觉得休斯马上会写一本书，专门题献给他的生殖器。

从始至终，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他们的关系。一直有些怪异的征兆，又或许只是普拉斯决意将一些随机事件做出不祥的解读。她与休斯曾救下一只八哥鸟，喂生牛肉馅、小虫子和牛奶给它吃；但它后来“变得越来越虚弱，喘不上气，用绝望的声音鸣叫着”，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它杀死了。“我们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用毒气杀了它”，普拉斯记录着，“那是次令人心碎的经历。”（她曾把这件事写在一篇现已佚失的小说《房中鸟》里。）搬到北安普顿的公寓时，他们目睹了屋子外面热闹马路上的一起车祸，现场都是血迹和碎玻璃。“在今年结束以前，说不定我们还会看到更糟糕的事”，普拉斯写道。

我们在读这些信时（即使是最令人欢喜兴奋的那些篇章），一定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在1958年的日记中，普拉斯坦承当看到休斯与一名女生一起走过校园时，心中是很有些嫉妒感的；她写到自己厌恶“男性的虚荣”，但还不想“从窗户跳下去……或是给家里的车库放满一氧化碳”。在来年给休斯父母的信里，她试图隐藏与他们儿子之间的紧张感：

泰德的状态好极了！他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更英俊。我刚刚为他买了件红黑相间的羊毛衫，他穿着尤其好看。还有几条斜纹领带。如果说他有什么小缺点的话，那就是总是忘记关冰箱门（这可能是他潜意识里对美国的家用品在发泄不满），还有把衣服团成解不开的球，然后每天睡前把衣服扔在房间的地面上。哦对，还有偶尔他毫无道理地坚称猫咪的耳朵破了，或是说空气里满是锶-90，于是乱发脾气……他胃口很好，尽管有时他抱怨我给他吃那么多蛋白质是要谋害他……他还会嫌我把东西藏起来然后偷偷毁掉，像是手稿、某些书、旧外套，跟英国税务局寄来的信。我总是尽自己所能承受这些。

就如那只八哥一样，休斯也需要被精心呵护与照顾。如果她想要依赖他的话，她就必须先在各方面支持他。休斯曾明确表示，如果她不能好好照顾他的生活，那么普拉斯也别指望能依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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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冬天，这对夫妇搬回到英国生活后，普拉斯写信给博伊舍尔。在第一次尝试自杀后，她开始在麦克林恩医院接受这个精神科医生的诊治，而后在与休斯共同生活在波士顿的期间，她又开始在博伊舍尔那里看病。她决心要“把钱花在她的时间和精神健康上”，如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她们之间的通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之前治疗的一种延续，却也成为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情谊。最初的那些信，只是叙述了在其他信中也提到了的日常事件，但它们明显地更直接而少修饰。让普拉斯抑制自己那种热情洋溢的文采，这即使在她最沮丧难过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但在与博伊舍尔的交往中，她省去了那些形容词，节制着她一向最喜的隐喻。

而到了1962年的7月份，她信中的语调就变了。她与休斯之前在距伦敦四小时火车车程的德文郡购置了一所老房子，这座被取名叫“绿庭”的房子附近，有成群结队的甲壳虫，茅草顶上住满了小鸟；就是在那里，普拉斯发现了休斯的出轨。“最近泰德突然开始在早上跳起来，拦下寄往家中的信”，她写道。他说起想要“创作并执导电影剧本”；在他们的性生活方面，休斯开始采用些新技巧，那些似乎是他在什么别人身上才刚试炼的，他还会问普拉斯，“像个技工似的，我喜欢这样么，我喜欢那样么。”与此同时，普拉斯接到一些神秘电话。后来知道这些电话是阿西娅·维维尔打来的；她与她的丈夫，加拿大诗人大卫·维维尔，在之前租下并搬进了樱草花山的那间公寓，不久后便和休斯开始了婚外恋情。被抛弃的感受打击着普拉斯，那种打击胜过了一切。“我找不到任何事情让自己振作”，她写给博伊舍尔，“我独自在这，只能想到那些电话，还有休斯多么出奇巧合地立即出了门，还有我的每一根神经。”

在生命的最后七个月里，普拉斯写的信成为了记录她悲伤与痛苦最生动的日历。与休斯分居后，普拉斯常被高烧困扰；她有着各种杂乱的念头，截肢者、蜜蜂、在冰冷月球上的科考，通通缠绕在她心上。她“不得不做个生意人、农妇，同时还得做母亲、写作者、和一个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因而备感人生的全面溃败”。休斯通常一周会去看她一次，就像个“带着噩兆而来的圣诞老人”。普拉斯开始离不开安眠药片，还抽上了烟，在此之前她一向最鄙薄吸烟这件事的。但在这些最不堪忍受的时刻里，她创作了最为优秀的诗篇。在日出前蓝色的微光下，孩子们还在梦乡中，她创作了《爱丽儿》，并且筹备着把诗寄给杂志社，和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准备朗诵录音。与有时人们所想不同的是，这些诗并非一个神志不清的人，所做的与世隔绝的记录；事实上，在痛苦的极限中，它们也同样包含了喜悦的顶点。诗作中能实时看到她写诗被打断的时刻，那正是捕捉到了她创作时周遭的环境。在《爱丽儿》，这样一首在清晨写下的、关于清晨的诗中，她一天的写作就在她听到报晓之声时画上了句点：“那孩子的哭声 / 融化在墙中”。

1962年12月，在尝试与休斯和解但以失败告终之后，普拉斯把绿庭锁了起来，搬到了伦敦的一间公寓：那是叶慈在孩提时代住过的一间房子。“我来了！在叶慈的房子里终于获得安全了！”她这样给她母亲写到。“我的卧室也会是我的书房——它就面对着升起的太阳。”2月4日，她给博伊舍尔寄出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信：“最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将重新面对，我的疯癫与瘫痪，与我对最坏的一切的惧怕与想象：怯懦的退缩，精神病医院，以及脑白质切除术。”一周后，在2月11日的早晨，普拉斯用茶巾和胶带封住了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然后打开烤箱的煤气，将自己的头伸进了里面。

在我们已经无法拿到普拉斯在这一时期全部日记的情况下，她写给露丝·博伊舍尔的信就成为最能窥探普拉斯内心绝望的一份记录。然而，在这种对痛苦的活体检查之外，我在这些信中还能找到同等令我关注的内容。“首先，请让我付一些费用，”普拉斯写到：

当我免费从你那里获取时间和建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骗子，一个卑鄙小人。如果我在美国的话，我会跟你约几次诊疗并且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目前，几封航空信便能给我许多力量。你是个职业女性，你提供的帮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我，同是一个职业女性，也能如其他人一样为这些服务支付费用。

跳跃于纸上的，是“职业女性”这个词；对普拉斯而言，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很可能不亚于那些她曾在日记里写下并深切渴望的身份：“我想要写小说与诗歌，想要做泰德的妻子和我们小孩的母亲。”普拉斯信件的内容一向都充满着各项日常琐事的记录：房租，饭菜，换尿布，兜售自行车，付账单。这些繁重的事务是她在写作、做母亲和妻子之时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也只有她独自一人面对这林林总总。我们常常对男性作家有许多浪漫的想象，认为他们有大把闲暇用来沉思；这一切对普拉斯都是彻底的奢侈品。她的灵感缪斯，是理财与节省的方法，和墙上的钟表。最使我触动的普拉斯信中的一段，是她写到发现了“一项新的、让人无比兴奋的爱好”。在弗里达出生不久的一天，“像母牛，又像个卷心菜般”的普拉斯来到市镇上，买了“两米长的纺织材料”：

一份维耶勒牌鲜红色的法兰绒（价格是1.5美金一码），一块明蓝色的亚麻布，和一份极柔软的威治伍德牌蓝色法兰绒，上面有十分秀丽的白色小花（这两种均为50美分一码）。我还拿到了一份连衣裙的图样和一份睡袍的图样。

她的愿望是发表足够多的诗歌，好攒下钱买一台自己的缝纫机。在这段记述里，我们看到美与现实拼凑在一处，还看到普拉斯细致入微地记下一切做衣服花费的账目；于是我们也因此见到了普拉斯卸下她蓬勃的创造力所织就的光环与神话，她因而变得更加令人惊叹了。“我说不出有多么骄傲，可以为小弗里达做衣裳！”她写到。但是，即使是做缝纫这件事，最终也是带来了更多的艺术。她写的诗使她能够买一台缝纫机，而这台缝纫机也转而出现在了诗篇之中：

这份爱，这段红线是否来自

那炫目地跳跃的钢针？

它将制成小裙子与外衣，

它将包裹住一个王朝。

 

原文 Sylvia Plath’s Last Letters by Dan Chiasson

发表于2018年11月5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普拉斯：最后的信

题记：她的最新一卷信件集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关于那缓缓逼近的、也封印了诗人一生传奇的悲剧结局的种种预兆。

 

自1960年2月18日起，直到1963年2月4日，也就是她在三十岁年纪上自杀的一周前，西尔维娅·普拉斯留下了许多封坦露自己内心的信，收信人是她的亲密友人、曾经是精神病医生的露丝·博伊舍尔。在接下来的那些年中这些信件的遭遇，在普拉斯死后遗产的处理中成为了十分重要的一笔。19世纪70年代，这十四封信（其中有些细述了普拉斯与她的先生，英国诗人泰德·休斯关系失和的情况）从博伊舍尔交到了哈里特·罗森斯坦手中，后者是一位为普拉斯修写传记的女权主义学者。由于受普拉斯遗产委员会的限制，罗森斯坦从未将传记出版，而这些私人信件，也就从未在公众面前展示。2017年，这些信件被一位美国书商拿出挂牌销售；此后，展示这些信件的照片流传到网络上，其间的文字清晰可读。随着关于这批信件内容的谣言愈传愈广，寄存着她诸多档案的普拉斯的母校史密斯学院，对此提起了法律诉讼。最终这个官司以和解、史密斯学院拿到这批信件而告终，而普拉斯的女儿兼遗稿保管人弗里达·休斯开始阅读这些信，评估是否可以将其出版（弗里达也只是在这件官司期间才知道有这么一批信的存在）。

普拉斯时常用精准的文字，在信里呈现自己。“我是那样一个女孩——一切皆降临我身”，她在二十岁时曾写给她母亲。“整个早上，我都在写信，一叠的信：各种类型、长短不一：悔悟的、喜悦的、爱恋的、慰藉的。”想想她如何在仅仅一个早晨，就沉浸在各种如此相冲突的情绪中，并深以此为乐，我们就能想见信件对她有多么重要；信件真实地表现了普拉斯心中的自己：不论在怎样的场合中，总能改变自己适应当下，也总准备着在外人面前展现最好的自己。自她七岁时外宿到奶奶家始，直至死前的一周，普拉斯写给母亲的数百封几乎无一不是热情外溢的信，构成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信件》一书中贯穿始终的线索；该书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出版于2017年，第二卷则于今年11月问世。然而，囊括于第二卷中的，与博伊舍尔的通信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它们可说是普拉斯写过最坦露真心的、非诗体的文字。在那些信里，她宣称休斯曾“不断殴打我，看上去像是想杀了我”，那之后数日她便经历了一次流产，还说休斯“公然表达出想让我去死的愿望”。在这卷的前言里，弗里达（普拉斯自杀时她尚不满三岁）坚持认为，“我的父亲不是个打老婆的人，尽管有一些人总愿意把他想象成那样的人。”

我问自己，到底什么能被称作“殴打”？小小的或是大力的推搡？扇耳光？在我母亲之前的一封信中她写过“流产并没有什么显见的原因”而并未提及父亲曾殴打她。当然了，当一段关系面临解体，有哪个女人不会将她们渐行渐远的丈夫以最黑暗的颜色描绘呢？

她继续说道，“当时的具体背景不仅仅是值得考虑的，甚至可说是至关重要”：普拉斯当时曾把她丈夫的一叠文稿撕毁，而她自己也承认休斯的狂怒只是种“偶发的失常”。弗里达说，“我母亲毁掉了他们两人都知道是最最重要的物品——他们作品的打字稿。”

透过信件我们只能看见事情的一个侧面。普拉斯在写给博伊舍尔的信中始终以生硬的“医生”两字来称呼她，使这些信带了些精神病科问诊的腔调：那里面混杂着真诚的自白与不安的猜疑，也堆叠了真实与直觉。但这些信里的叙述是如此不加遮掩；在所有已出版的普拉斯信件中，只有在这些里她放下了自己变化多端的文字修饰，而是选用了最直白的叙述方式。信中的描述也正吻合了人们一向对休斯与普拉斯关系的猜测，那就是休斯很可能对她实施了暴力。自他们在英国第一次见面的那晚，暴力似乎便与二人间的情欲纠缠不离左右——那时的两人都是胸怀抱负的年轻作家：普拉斯刚刚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凭借福布莱特计划至英伦进修；而休斯则是个来自约克郡的大个儿青年。普拉斯对他们1956年于剑桥大学初遇夜晚的描写，是她日记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我和他两人都狠狠跺着脚，然后他猛地过来亲吻我，把嘴唇压在我的唇上，扯掉了我的发带……当他开始亲吻我的脖颈，我便用力打他的脸；我们俩走出房间的时候，他的头上鲜血直流。

不久后她写信给一个大学的友人说，休斯是“唯一一个我遇过的男人中，我永远无法征服的；他会狠狠地撞我的头。”

普拉斯关于休斯对她施暴的清晰叙述，不可避免地卷进了对立两方的冲突之中。这是她写给曾是自己精神病医生的友人的信，解读者则是一个几乎记不起母亲样子的，同时想尽方法为父亲脱罪的女儿。弗里达认为，普拉斯的被施暴是她撕毁休斯文稿的合理结果。但讽刺的是，我们却无法重见普拉斯的全部日记（她在日记里面常以惊人的程度做着直白的叙述）：一件让休斯名声极为不好的事情是，他曾销毁过一卷普拉斯的日记，据他陈述是不想让他们的儿女读到而沉浸在痛苦中。他还称另有一本记事簿则不明原因地消失了。

相比起她留下的其他记录，我们从普拉斯的信中更能清晰见到，她总是在一种爽朗热情的表象背后，审视着生活。她的才华从这层帘幕后渐渐显露，而最终在《爱丽儿》这部她自杀前几个月完成得诗集中绽放；那是一种尖锐而有些使人生怕的文字，带着控诉的腔调。在普拉斯身上总能看见至少两个人，甚至更多。正如珍内特·马尔科姆在《沉默的女人》中所言，普拉斯是那“充满双面性的可怕的50年代”的产物，她后来也成为了在那十年中，在人群中普遍的复杂心理过程的象征符号。在她过世后，她的众多崇拜者以及更多的“对立者的对立者”，则因着他们自己的喜好，将普拉斯的形象一再改写。有那么多人怀抱对休斯的憎恨，在70年代达到一种巅峰；那些憎恨里带着尖刻与狂怒，有时又突然现出一点温柔的体谅，总之带着种突破一切的力量，甚至使得人们忘却了对普拉斯作品本身的欣赏与玩味。为了表达对普拉斯的声援，她的书迷们多次损坏她的墓碑，只为把休斯的姓名从花岗岩上抹去。然而，因为休斯与她的悲剧、甚至她的全部传奇，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捍卫普拉斯有时正是破坏了她真正的面目。

甚至连《爱丽儿》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尽管普拉斯留下了一部完整的手稿，休斯却将其删改后才于1965年出版，而他所做的删减常常被读者认为是带着为自己脱罪的目的。而呈现了普拉斯原意的“修复版”最终于2004年问世。许多读者虽赞赏修复版才是公正地表达了普拉斯本人，却仍然更加偏爱休斯的版本：休斯的删改版最初出版时曾像一颗闪亮的流星般震惊了整个美国文坛。人们必须小心地表达这种偏爱：它暗示了一个女人的代理者的重要性，这一点总是令人不安。

2013年，人们迎来了，也送走了普拉斯过世五十年的纪念日。此时，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主角都已不在人世。普拉斯的母亲，奥蕾莉亚，在1975年出版了她的经过高度摘选的普拉斯通信集，《给家里的信》，她本人于1994年过世。普拉斯死后，休斯抚养了他们的一双儿女，并且再婚，后来还成为了英国的桂冠诗人；他几乎始终对普拉斯的事缄口不提。在1998年死于癌症前不久时，他出版了一部致普拉斯的挽歌集《生日的信》；根据所站立场的不同，有些人认为此书柔情款款，有些人则认为只是出于他的策略和计算。坚决站在泰德这一方的，他的姐姐奥文，和普拉斯早有冲突，最终逝世于2016年。普拉斯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普拉斯曾在《爱丽儿》里绝妙地描写过婴儿时期的他在小床里摆出的反重力体操的姿势，后来在阿拉斯加成为了一名渔业科研者；他在2009年上吊自杀。只有弗里达，活了下来，住在威尔士，做着一名画家和诗人。

尽管故事的主角们一个个离去，众多普拉斯的读者们仍能感受到一种极其复杂的亲密联系。我仍记得，当我在高中第一次读到普拉斯（现在许多人也是如此），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闯入者，被卷入一个无底的故事。如今我经常教她的诗，却极少将它们大声诵读；“红发的我 / 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这样的句子听一个男人念出实在显得诡异。然而，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镇这里，我却时常在出门办杂差事时，绕路经过普拉斯儿时的房子前面：那是一栋小小的白色殖民地式建筑，并没有一样标牌或牌匾。它如今矗立在那里，就如1953年夏日的一天里一般；那时普拉斯即将走入大学的第四年，她第一次试图自杀，吞下了一瓶药片，蜷缩在藏水管和电线的小房间里；就像她在之后《拉撒路夫人》中所写的，“我摇晃着，紧闭着 / 象一枚海贝”。那些对于普拉斯的描写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她是如何一方面吸引着读者对她产生心理认同，而另一方面却又在阻止这样的认同（马尔科姆的书便是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众）。今年春天，普拉斯与休斯的许多私人物品，包括书籍、打字机、木椅子，甚至普拉斯的格呢短裙和黄色连身裙，在伦敦进行了拍卖，其中一些物品被知名作家与研究普拉斯的学者拍走了。彼得·斯坦伯格是一名档案保管员，他也是普拉斯信件的编辑之一；他拍走了她的钓竿。她的物品自此四散，似乎预示了普拉斯那长久被保护在公众视野外的生命故事，终于大白于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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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普拉斯出生在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是德国移民，他是研究蜜蜂的权威人士；母亲奥蕾莉亚·肖贝尔比她父亲年轻二十一岁，曾经是名教师。父亲死的那年西尔维娅刚刚八岁，在那不久后她母亲便携她与她弟弟沃伦，从居民大多是工薪阶层的麻省海边小城温特洛普（奥蕾莉亚在那里长大），搬到了一个有几分时尚感的市郊小镇威利斯里。普拉斯信件的第一卷中，收录了在1940年至1956年中的通信；它们中最早的，是现存唯一一封普拉斯写给父亲的信，而后我们随着信件的轨迹，看到她从女童军，走到威利斯里高中，再到史密斯学院，她在那因学业优异屡获奖学金。在这一卷中，我们能看到普拉斯唯一一部小说《钟形罩》的原始素材，该书中一个重要情节的原型便是普拉斯第一次尝试自杀的经历。第二卷则包含了1956年至1963年间的信件；这段时间里普拉斯从欢快的状态一路滑向绝望的深渊，她却尽一切努力，不断写着充满快活情绪的信。

我们起初在这些信里所见到的那个普拉斯，似乎与仅仅在几年前吞下母亲的安眠药片试图自杀的姑娘判若两人；而距离那个几年后在伦敦家中厨房开煤气自尽的普拉斯，似乎又更加遥远。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也许就是，普拉斯一直不断地经历变动。在剑桥，她与休斯相遇；在麻省的北安普顿，她曾于1957年受聘于史密斯学院做起教职；在波士顿，他们夫妇挤在一处“小小的写作者的角落，从那儿能眺望远处的房顶与河流”——在那一间间房子里，普拉斯从事诗歌与小说创作，经营休斯的事业，一边也购物、做饭，跟杂务工人与邻居打着交道。这其间她从未停止与母亲大量通信交流近况，并且时常写信给弟弟，还定期和休斯的父母和姐姐通信。在一家当地杂货店填写信用申请时，普拉斯发现，“让我觉得十分好笑的是，我们竟不符合任何一种标准‘美国年轻夫妇’的条件：我有份工作，而泰德没有；我们没有车，没在用分期付款买家具，没有电视，没有任何赊账账户。我们简直就像是从外国空降来的一样！”她看起来时常像是一阵旋风。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她附上了两首新作的长诗；她抱怨着经期腹痛，说是只有靠喝鸡汤还有下决心明天“再写上九十行诗”才能得以缓解；她还说起利用了“灵感中的残渣”给“都乐菠萝”的广告曲创作比赛写了六段歌词，“说不定能赢到一辆车，或是五辆，或者是15000美金。”她另外还参加过“海因兹番茄酱”、“法兰西芥末酱”、“利比番茄汁”和“斯兰德瑞拉内衣”的广告创作比赛。

让普拉斯能对现状感到喜悦的，常常是对下一站的期许。1959年末，由于事业上的一些成就（普拉斯的好几首诗被《纽约客》杂志刊登，而休斯则因第一部诗集《雨中鹰》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夫妇两人搬到了伦敦生活；他们住在樱草花山那一区域，就在伦敦动物园的附近，甚至能听到狮子的吼声。即将搬离麻省时，普拉斯正怀着弗里达，那时休斯发誓说两年后他们就会搬回来。那年三月份，她写道，“在长达三个月无奈的社交生活之后，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散步、读书、自娱自乐。”就在此时，在她对找房子、烤肉饼这般琐事流露出的许多烦躁心情中，我们渐渐看到“零和”的感受在她心中升起。普拉斯的自传作家安妮·史蒂文森曾说，她曾一连三个月仿佛中了文思枯竭的魔咒，几乎没有任何诗歌创作。批评家阿尔·阿瓦雷兹当时曾在这对夫妇居住的伦敦寓所中为《观察家报》做休斯的访谈；他说，在休斯侃侃而谈时，普拉斯在后面缩着，那样子“完全是黯然失色的”，与其说是个诗人，更像是“一个厨具广告里的年轻太太”。事实上，休斯的圈子中不少人都有相似的“男性至上视角”的看法：他们会说普拉斯“是个彻彻底底美国人的样子。”这类说法也隐隐表明，普拉斯在那里大概不会有什么有趣或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樱草花山住下两年之后，休斯曾承诺过搬回美国的两年之限悄然过去；而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尼古拉斯，已经降临人世。

注：通常我会把对读过书的短评写在豆瓣，但这篇在发表两天后因为“含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的内容”被拿下了，所以搬到这里存个档。

冯骥才是我家乡天津的作家，这可能是我觉得作为天津人最为骄傲的一件事了。

这样的一本书，也许会吸引你一直一直看下去，因为你会想知道那些人物的命运究竟如何，想知道文革中还有哪些你所不知道的阶层和身份的人物，面对的是怎样更难以想象的困境。可你也许也会看完一两个故事就不忍心看下去，因为真的太惨，太难想象，那样的日子怎么过下来，那么久的岁月里，心里的痛苦怎样积淀又怎样化解。这本书讲的是那十年，也绝不仅仅是那十年；你看到的许多讲述者，他们的悲剧从五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就开始，而到了八十年代，所谓的“平反”是否就能真的将问题解决，将伤口抚平。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多么轻易地让风云变幻的环境裹挟了自己。如果大家都说一个人是牛鬼蛇神，拼命喊口号，也许本来你跟那人关系还不错，也会突然就信了，他真就是个坏蛋。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红卫兵们，对毛的那种不可抑制的激情，真的可以真诚地为之付出一切，也摧毁一切。我们是不是能从中获得教训，一个人能够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自由，真的是最最宝贵，最最不可丢失的。

除了那些真诚地热爱毛、相信革命与造反有理的人，你能看到其实更多的是借着那个大环境干着自己勾当的人。所有的一切，不过时由贪欲引起的，可在那样的年代里那样的环境，人的贪欲和其他一切的“恶”，都不受遏制地被无限放大。所以另一个教训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人都该别丢了基本的一点同情心、同理心。就算你不去上街扶老太，是不是能不去用木棒狠敲别人的生殖器，喂人吃屎喝尿，还以此为乐呢？

我觉得这本书该作为每个中国人的必读书，尤其是年轻人。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还在学校的十几岁孩子，对“文革”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只知道有四人帮，上面有路线错误。广大人民经受的苦难，那些完全不必要的彼此给彼此施加的痛苦，才是更该被孩子们学习了解的。

在比巴克病死后，两只雌性大猩猩（一只叫弗雷德里卡，一只叫科比）被接到了克利夫兰动物园。工作人员希望她们的到来能使莫克罗过渡到生命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家庭群落里的首领银背大猩猩。尽管两个“姑娘”每个都重达200磅，她们在莫克罗身边就显得十分娇小了。莫克罗会常常用余光暼着她们俩，确保她们的安全。

同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们也在快速行动着，希望能使莫克罗和他同辈的雄性大猩猩健康地活下来。艾琳娜·莱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她是克利夫兰动物园的一名动物管理员，从在凯斯西储大学读博士时候起她就在研究大猩猩的饮食。她说，考虑到在人类中饮食与心脏健康的紧密联系，似乎大猩猩的饮食该是一个研究大猩猩心脏病显见的重要切入点。

莱斯发现大猩猩的“饼干膳食”问题重重。尽管大猩猩与人类在基因上十分相似，它们却有着与人类迥异，却与马有些类似的消化系统。可以被称作“后肠消化者”的大猩猩，处理食物的主要器官不是胃，而是又长又大的肠道。这意味着它们能很容易分解纤维，却不能很好地处理糖类和谷物。莱斯为我们解释道，“如果你给它们喂红薯，或是大棚种植的水果，它们是会吃的。可这些东西并不能为它们提供很多能量。”

另一方面，野生大猩猩会花费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去寻找高纤维植物来进食，可是吃饼干的圈养大猩猩能在30分钟内吃掉一天的食物量。克利夫兰动物园的保护与科研主任，同时是“大猩猩物种保护计划”主席的克里斯汀·卢卡斯认为，这可能导致了大猩猩“反刍与再进食”的行为：有些动物会有这种行为，它们把咽下的食物反吐出来，然后第二次吃进去。人们从未在野生大猩猩身上观察到该行为，然而在有发育障碍的人类，和三分之二的圈养大猩猩身上，都有反刍的记录。

卢卡斯研究发现，有反刍行为的大猩猩比没有此行为的圈养大猩猩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和压力。反刍行为或许是它们为了获得控制感而产生的一种适应行为，这也使得它们进食需要的时间与在野外环境中更为接近。

在这之后，莱斯对克利夫兰动物园中大猩猩的膳食做了彻底的改变：传统上食用的饼干和单质淀粉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绿叶植物、苜蓿草、柳树和其他树木的枝条。她发现大猩猩需要摄入的食物重量是之前的四倍。采用“克利夫兰食谱”的大猩猩们摄入的纤维量比之前大大增多了，并且它们的进食时间也变得与野生大猩猩更相近了。并且，它们身上的反刍行为几乎是立刻消失了。“我们的确猜测这个新食谱会改变它们反刍与再进食的状况”，莱斯表示，“但看到这些行为彻底地消失，仍使我们感到震惊。”

新的食谱也显著降低了体脂比和体内的胆固醇。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大猩猩肠胃里的细菌似乎也受到了影响，而这些微生物很有可能是健康大猩猩区别于患心脏病大猩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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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拉甘提是肯特州立大学一名生物人类学家，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脑部进化与类人猿的心脏健康；她说，“我研究的起点是大猩猩的大脑，因为我觉得大脑是控制一切的器官；但实际上肠胃才是关键：肠胃决定了一切。”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胃肠道系统中数以万亿计的细菌、真菌和其他微生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的。我们吃的食物决定了哪些微生物能够茁壮生长，而我们胃肠道的菌群组成对人体其他器官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例如，有的胃肠道细菌会引起免疫系统的炎症，还有的细菌会分泌出一些能够渗入血液，或是阻塞动脉的物质；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患有心脏病的人群与心脏健康的人群相比，体内的微生物组成有很大的差别。

俄亥俄北方大学的生物系助理教授，凯瑟琳·克莱耐克，很想弄清是否大猩猩肠胃里的细菌也在起着相似的作用：患有心脏病的大猩猩体内是否有着特别的细菌？假如的确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些细菌进行操作进而对它们的心脏产生影响呢？尽管这方面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克莱耐克先选择了大猩猩的粪便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粪便中留有它们胃肠道细菌的数千万个DNA序列。我想象中的大猩猩粪便应该和熊的很像，那应该是一坨冒着热气的臭烘烘的屎堆，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一只又大又凶残的动物留下的。然而事实上，大猩猩的屎还比较接近小马驹的粪便：紧实而干巴巴的小颗粒，带有一点干草的味道。动物饲养员和研究生们收集起粪便的样本，冻干它们，放置在小玻璃瓶中寄给克莱耐克的实验室。而后克莱耐克提取出粪便中的DNA，通过基因测序理清大猩猩的肠胃中有哪些细菌。通过分析八只圈养大猩猩的粪便，克莱耐克、德尼斯与其他研究者发现，有心脏疾病的大猩猩确实有着与健康大猩猩不同的胃肠道菌群。

克莱耐克把细菌群比作一个派对中的宾客。“假如你是在一个节日派对里，你会有一个特定的行为方式。但假如你是和很亲近的朋友在派对上，或是主人拿出酒来改变了整个派对的气氛，你的行为很有可能也会有变化”，她这样解释道。在她的团队对大猩猩肠胃的研究里，“第一步就是要弄清都有谁在这派对里。之后的下一步就是看看，当你改变了环境时——也就是大猩猩吃得不一样时——这是否会改变派对中宾客的组成。有谁会变多而谁会变少？并且它们的比重变化时，这些细菌的功能是否在改变呢？”

研究人员对于胃肠道细菌的改变如何影响其他器官的机制的理解才刚刚开始。人们注意到，給小鼠喂食缺少纤维的食物会使得小鼠体内专门消化纤维的细菌数量骤减，这破坏了它们胃肠道微生物的微妙平衡，进而会引起免疫方面的反应。这些小鼠的身体会产生长期的炎症，伴随体重上升，这些症候都会增大患心脏病的风险。

而对于大猩猩，我们大概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清晰完整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动物身上的微生物群和圈养生活的品质之间看上去是有紧密联系的，我们无疑应当继续这条道路上的研究。克莱耐克最近正在分析比巴克尸体中遗留粪便，以及莫克罗、弗雷德里卡和科比的粪便样本，她要研究不再食用“饼干膳食”的大猩猩是不是能够恢复健康大猩猩体内的微生物的状况。一些研究白臀叶猴（这是另一种在圈养条件下生存很困难的濒危灵长类动物）的科研人员发现，动物园里的白臀叶猴的胃肠道细菌与它们野生环境中的同伴显著不同，却与人类体内的微生物惊人地相似，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人类和动物园里白臀叶猴吃的同样都是低纤维食物。

当然，与其他现实世界中科学发现的应用类似的是，难以解决的一些小问题总是存在的。其中一件是，心脏疾病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因而即使莫克罗的心脏状况不再恶化，我们也很难确定病状不再恶化是药物治疗的作用、新膳食体系的作用、抑或是两者共同产生的效果。要想确定“克利夫兰食谱”是否真的能有预防心脏病的作用，这需要一整代的年轻雄性大猩猩全部采用这一食谱。然而到现在为止，在克利夫兰之外仅有三家动物园开始在采用这个食谱；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比从前的饼干食谱要贵四倍。在这四家动物园中，只有北卡罗来纳动物园中有雄性大猩猩自断奶后从未服食过饼干。即使那两只没吃过饼干的大猩猩日后确实没有患上心脏病，这个样本也过于小了，于是就很难说它们没得病真是出于膳食体系的原因，还是仅仅因为它们生来就有优秀的基因。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莱斯、克莱耐克、卢卡斯、德尼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能够使得圈养大猩猩获得与野生同伴更加相似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一系列改变（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中积极的一小步。德尼斯认为，我们对人类医学与病理学的认知终于能够对灵长类的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实在是件值得兴奋的事。她说，“我总觉得我们人类通过在灵长类动物上做实验，得到了太多关于人类健康的知识；现在好像到了我们回馈它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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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半，街灯还未熄灭而克利夫兰动物园也还没敞开大门欢迎公众，大猩猩饲养员普莱斯就穿着褪了色的卡其色工装裤和一件连帽运动衫来上班了。他腰间挂着一串钥匙，一个无线电对讲机，还有一小罐强力胡椒喷雾。

窗外，雪花像盐一般从天空洒下，而这个城市也渐渐苏醒。在荧光灯点亮的动物园灵长类、猫科与水生动物综合馆中，普莱斯正在用针管量出一份份维生素和药品：给雌性大猩猩的避孕药，和给莫克罗的利尿剂与血压药。接着，他调制出了一份闻起来像是麦片，而质地与水泥类似的浆糊。

“想不想尝尝看？”他问我。那东西尝起来有纸盒子的味道，我如是说。

站在旁边的莱斯笑了，“这个浆糊其实是抗解淀粉，它模仿的是大猩猩后肠的纤维质地。大猩猩常吃树皮，所以它们不会介意吃这个。”而我则花了很久才分泌出足够的唾液把这浆糊咽下去。

普莱斯把量好的药混入抗解淀粉中，端到在地下室等候区的大猩猩面前：这是莫克罗检查心脏和抽血的动物园“幕后场所”。之后他便上楼进入游客能隔着玻璃看到的大猩猩日常展区。他将一些纸盒子用菊苣和长叶生菜填满；把菜装在纸盒里能使得大猩猩花费更多时间来“觅食”。纸盒子被散乱放在这片展区的各个角落，然后普莱斯就敞开了门，让大猩猩能够从地下室的等候区随意走到主展区里来。

而我，则在玻璃的另一面等待着。

两只雌猩猩拿手肘撑着地，先缓缓走入了展区；她们看见绿叶菜就赶紧抢到手中，夹在胳膊底下。接着莫克罗大摇大摆地进来了：他身长一米七零，重达四百磅，四肢很长走路松松垮垮的，一边走前臂蓬松的毛发一边来回荡悠着。他以一种老大特有的自信气质环顾了展区的四周情况，然后漫不经心地拾起一片生菜。生菜里粘着些干草；莫克罗用食指把干草弹了下去，那动作与人类的动作惊人相似。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何长久以来人类都着迷于大猩猩，为什么我们会将它们放在动物园里，研究和观察它们；我理解了为什么通过观察它们，我们人类获取了这么多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如此想要拯救它们。

那天早晨余下的时光中，我一直观察着大猩猩们进食、撒尿、给彼此抓痒和休息。从另一个展区不时传来几只长臂猿打闹的声音，不过除此之外这栋生活着灵长类、猫科和水生动物的房子里始终静悄悄的。冬季灰白色的光线从窗子透进来。在此之前我对大猩猩唯一的记忆来自于一些自然类的纪录片；但这次的感受完全不同：没有摄影师掌控我的视线，也没有制片方剪辑我的体验。

在动物权利保护团体中，动物园始终都是个极有争议性的对象，但支持的一方也坚持相信动物园的正面价值。一些情况下，圈养动物会被放回野生环境，使在野外濒临灭绝的物种能得以延续；而动物园中的动物也可以成为某种“大使”，让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野生动物。每一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美国的动物园游玩，他们大多数从未去过非洲；而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会和动物园赞助者的捐款一起，直接用于野外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事业。在2012到2016年之间，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联合会就有660万经费用于此类项目，其中就包括和戴安佛西大猩猩基金会的合作，该合作支持卢旺达的大学生们进行与大猩猩相关的科研活动和扩展服务。

然而，当我问克利夫兰的研究人员和动物饲养员，为什么他们想弄清大猩猩心脏病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跟我说起这整个物种的保护，或是圈养大猩猩是否有朝一日会补充野生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他们只是说想要提升包括莫克罗在内每一只大猩猩的生活质量。一百年前，人类将大猩猩带出非洲，横跨大西洋。而如今，对于修正当时将它们带到美洲大陆造成的后果，我们责无旁贷。

潘·德尼斯说：“是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进了动物园。我们给它们建造栖息的空间，给它们准备食物；如果我们所作所为正是它们得心脏病的原因，那么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了解其中的机制并找出解决方案。”

当莫克罗饱餐了一顿绿叶菜之后，他便歇坐在一个树根附近，肘搭在膝盖上。他拾起一片纸夹子，试着咬了一口，又把它扔回到地面上。透过玻璃窗，他瞥了我一眼。之后，没有任何征兆的，他突然跳了起来，在整个展区里飞奔起来；他发出的吵闹声响彻整个安静的馆区。长臂猿们短暂地停止了吵嚷声。

好像对自己十分满意的样子，他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便转过身去走下楼梯，回到了那片有着水泥地面和钢铁栅栏的光亮之处。

原文 Something Mysterious Is Killing Captive Gorillas by Krista Langlois

发表于2018年3月5日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杀死大猩猩的神秘疾病

 

一个下雪的周三早晨，还不到八点钟，克利夫兰动物园一处地下室里，许多的门和金属围栏组成了一间地下迷宫；一只30岁名叫莫克罗（Mokolo）的大猩猩正在里面接受心脏检查。他十分顺从地拖着四肢走到一道不锈钢做成的围栏前，肌肉结实的大腿深蹲着，把肚子贴向围栏上的铁网。此刻他眼睛瞅着天花板，眼里透出一丝恼怒和不耐烦，那样子就像个想要立刻去外面玩的小孩，却不得不站着半天等父母为他厚厚地涂一层防晒霜。他的表情跟人类的实在太像了，以至于场面都有一点点尴尬。

动物饲养员布莱恩·普莱斯蹲在铁网的另一面。“好样的，莫吉”，他小声说着，然后递一根豆角到莫克罗的嘴边作为奖励的零食。这只400磅重的大家伙轻轻地抿进了嘴里。

通过围栏上一个小开口，普莱斯将辅助超声波的黏胶涂到莫克罗腆着的肚皮上。莫克罗轻拍着普莱斯的手；他蹭掉一点黏胶用一种怀疑的表情仔细检查，边用拇指和食指捻着边皱眉。过了一会儿，他仿佛意识到这和普莱斯上周用的是同一种胶，便把双臂举过头顶望向天花板。他那长着黑色指甲、指节布满褶皱的手指抓握住栏杆。

“先不要动”，普莱斯轻声说着，同时将超声波的探棒划过莫克罗的肋部，莫克罗静静地站着。几英尺远的地方，一部便携式超声波仪上显示出莫克罗心脏跳动的灰白画面。兽医迈克·塞里格注视着图像中右心室打开使血液流入，左心室又将血液泵出。既有节奏也很规律：一切正常。塞里格记录下莫克罗的心率，然后按了个按钮拍下一张心脏图。过一会儿，他将会测量莫克罗心腔周围的液体，确保液体的量没有增多，并将所有数据录入全国性的数据库中。

像许多圈养的雄性大猩猩一样，莫克罗患有心脏疾病——更具体地说，是纤维性心肌病（Fibrosing Cardiomyopathy），这是一种使在健康状况下呈现红色的心肌变成带状的白色疤痕组织的疾病，结果是这些疤痕组织过于僵硬，以致无法泵动血液。尽管野生大猩猩中几乎没有心脏病，在全世界的圈养雄性大猩猩中心脏病却是最重要的致死原因。在北美，多达70%的成年雄性大猩猩患有心脏病，而它们中相当数量会因而过早死亡。其他种类的猩猩，诸如红毛猩猩和黑猩猩中，也有相似的患病率。

十多年来，动物饲养者、兽医和流行病学家都无法弄清心脏病在圈养猩猩中为何如此流行的原因，因而也无法得知预防心脏病的方法。现在，他们也许离真相很近了：这个病原可能并不在大猩猩胸膛中那20盎司重的心脏里，而是来自于他们消化道中肉眼不可见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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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2300万年至530万年之间的中新世中，有至少100种猩猩生活在旧大陆的热带森林中。有些是体型如家猫一般轻盈的小型猿，也有些是与现代大猩猩体重相似的大家伙。当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与干燥，中新世的森林逐渐演变为草地，这使得大多数的猿类都走向了灭绝。大猩猩、倭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黑猩猩等成为了少数的幸存者。

然而幸存下来的不只是这些我们现在称为猩猩科的动物。另外一种人科动物也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下坚持了下来，他们的大脑最终变得足够发达，以至于能够使用工具，培育火种，并且发明了推土机、链锯，这些如今用来摧毁掉猩猩们最后一些野生聚居地的工具。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将猩猩科全部六个物种认定为濒危物种（endangered），而其中四种——东部大猩猩、西部大猩猩、婆罗洲猩猩和苏门答腊猩猩——则被认定为极危物种（critically endangered）；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便是人类过度的砍伐、发展农业和对动物的偷猎行为。

尽管人类在一方面将野生猩猩推向第二次大灭绝的边缘，另一方面却有着由来已久的热情，想要把我们最亲近的进化近邻关在牢笼里。最早被人类圈养的猩猩是在17、18世纪欧洲皇室的小动物园中；在那一时期，上层精英还在争论究竟猩猩是异域的野兽，还是我们人类的某种野蛮的远亲。当下由于对此没有明确答案，这些动物就被给予了“双重对待”：沉重的锁链束缚着它们，可人们又为它们提供当做床的毛巾、面包和草莓构成的餐点和高档的西班牙红酒。

到了20世纪早期，科学家已经能够将猩猩们认定为与人类不同的物种，然而对于如何饲养它们仍然知之甚少。第一只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洲的大猩猩，是一只名叫“宁果女士”的雌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她于1911年从法属刚果来到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或许是因为她的面目与人类太过相近，又或许是她超大的犬牙让人联想到凶猛肉食动物的上颚，总之动物饲养员尝试喂给她煮熟的肉，和其他附近的摇石饭店做好的热饭菜。她完全拒绝吃这些东西，这让人们困惑不解。

不到两周，宁果女士就死了。动物园园长威廉·霍纳帝曾不快地写到，“这动物活该去死，她太固执了。”他很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大猩猩是素食的；它们尖牙的作用是撕掉非洲那些高纤维植物的树皮，或是在求偶时节威吓对手，而并不是用来咀嚼牛排的。宁果女士的继任者，名叫蒂娜的大猩猩，也是差不多的命运：在抵达公园的11个月后，她死于食欲低下，尽管未发现任何疾病的症候。

即使如此，动物园还是孜孜不倦地把更多的大猩猩运到北美洲来供人观看。霍纳帝在1915年写到，“毫无疑问，每一个动物园最热切盼望的，就是能拥有并展出一只活的大猩猩，他们体型巨大，使人们不得不既喜爱又敬畏。”随着时间推进，对大猩猩的饲养状况也得以改善。特别是1973年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中禁止了进口濒危野生猿类，这使得动物园更有动力努力维护已有的圈养大猩猩。

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联合会（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下属的230家动物园都已从“喜爱与敬畏”的供应商，转变为动物保护与相关教育的参与者。他们都制定了计划来投资人力财力到动物生存地的保护工作中，并且致力于向动物园游客宣传濒危动物所面临的巨大威胁。许多动物园还创立了“物种拯救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确保圈养大猩猩和其他的濒危物种能够保持足够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得一旦野生环境下的动物濒临灭绝时，圈养动物能作为一个保险。然而，人们很久以来对大猩猩的错误认知似乎难以被撼动：迟止90年代，一些动物园仍给大猩猩喂食牛奶、酸奶、煮鸡蛋、肉类、面包、爆米花，还有肉桂烤苹果。

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添加了水果和蔬菜，富含维生素和各种营养物的高卡路里“饼干”，这种饼干终于使得大猩猩的进食得以标准化。以这种饼干为主要膳食的大猩猩开始活得更久，而且看起来更加健康，有时它们甚至能够活到50多岁。另一方面，婴儿死亡率也在下降。名叫乔·瑞的一只雌性大猩猩一共生下过五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其中就有1987年7月10日出生的一只很爱欢闹的雄性宝宝。动物园工作人员为他取名叫莫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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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莫克罗被运送到克利夫兰动物园，他和另外三只年轻的雄性大猩猩一起组成了一个“雄群”。野生环境中的大猩猩经常在未成年阶段生活在雄群里，而莫克罗也很快地适应了他的这一新角色。动物园的执行园长，同时是动物行为学家的克里斯·库哈说，从一开始，莫克罗便表现出不寻常的个性来。库哈回忆道，“他是那个常会制造麻烦的朋克男孩儿，但他也是个可人儿。他总是那个要同人玩耍，也会打架，也会拥抱别人的大猩猩。”

像全美的动物园中其他350只大猩猩一样，莫克罗看起来生活得平和幸福，也十分健康。在宁果女士抵达新大陆的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似乎动物园终于完全掌握了饲养大猩猩的方法。

然而，银背大猩猩们却开始死亡。

单是在2006年，就有三只21到34岁间的雄性大猩猩相继死去，而后来人们发现罪魁祸首乃是心脏病。在动物饲养员和兽医未曾发觉之间，许多猩猩的心脏就都开始罹患疾病，就像人类在20世纪里也更多地患上了心脏病。但不同于人类的是，大猩猩的心脏问题并不表现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是高胆固醇；并且，对科学家们而言，大猩猩的心脏很大程度上还是片未知的领地。

克利夫兰动物园的动物流行病学家，同时也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兽医学系助理教授的潘·德尼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大猩猩的心脏病。”一只动物死去之后，人们很容易通过尸体解剖发现心脏衰竭的状况；然而由于过去并没有健康大猩猩心脏的相关数据，给尚活着的大猩猩做诊断和治疗就很困难了。并且，心脏病会增加接受麻醉时死亡的几率，因此兽医一般也不愿对大猩猩使用麻醉手段进行超声波检查、安装起搏器，或是验血。甚至在”类人猿心脏计划“于2010年启动之后（该计划致力于汇总全国范围内猩猩的心脏数据与信息），有关的心脏数据也只是很缓慢地在被收集起来。德尼斯回忆说，“除非有迫切需要，不然没有兽医会去给成年雄性大猩猩做麻醉；因此常规的健康检查几乎是叫停了。”

当兽医和动物饲养员发现他们可以用苹果和豆角作为奖励，来训练大猩猩同意被抽血和站立着接受心脏超声波检查，对大猩猩心脏病的研究终于有了第一次突破。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向类人猿心脏计划提交数据；在全美，包括莫克罗在内的许多大猩猩都开始蹒跚地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把他们的肚子露出来，伸直手臂，好让工作人员能抽取血液，还有用超声波探棒划过他们的肚皮。于是在此不久之后，兽医们便掌握了一只清醒状态下的健康大猩猩的心脏是怎样的状况，这使得在不适用麻醉的条件下实施诊断成为可能。

不过，伴随新信息而来的，是新的恐惧。人们发现，莫克罗和比巴克（克利夫兰动物园的雄群中另一只仅存的大猩猩，也是莫克罗最亲密的伙伴）都患有纤维性心肌病。兽医们尝试将治疗人类心脏病的药物添加到他们的食物中，试图阻止疾病进一步恶化。可比巴克还是在2017年1月份没有抵挡住病魔的力量。他死的时候32岁。

今年第一次想简短地写个2018年的读书总结，挑出五本给我最深印象的，写下一点现在还记得的感受。因为已经年末，所以难免地今年早些时候看的书印象就淡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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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

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名著名译中杨绛的译本（记得小时候，这套书就久久地霸占着新华书店一大片的位置）。前后拖了好几个月才终于看完了；开始是有点看不进去，到了下册就是不舍得看完了。

我，因为愚笨，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和桑丘究竟是什么态度。但是我真的对他俩喜欢得不得了，对书里面其他大大小小的人物也是（除了一直在捉弄他们主仆两人的公爵两口子——感觉他们实在有些过分啦）。堂吉诃德虽然“疯”，可他完全有一套自己逻辑合理的世界观，并且这世界观也是完全无碍于他人的。桑丘就更妙了，明明知道他主人是发疯，却也不计一切地衷心追随；有总督做自然很高兴，做不得总督了也对风餐露宿甘之如饴。在我心里，堂吉诃德就是不管别人怎样说他，都坚持自己理想的圣人；而桑丘更像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善良、能吃苦也能享福、对一切不执著。整个一本书里几乎都没有“坏人”，好像那个时代里所有人都是真心待彼此，路遇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为彼此掏心掏肺不求回报。

所以最后堂吉诃德不“疯”了，做回了善人阿隆索·吉哈诺，我不知是不是该高兴。这是不是作者在告诉我们，理想的人生是不会那么一直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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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曹雪芹）

从小时候起，电视剧看过无数遍，书也粗翻过好几遍，但今年听有声书又把红楼梦细细“读”了一遍。记下几点这次的新发现与感受吧。

黛玉似乎更可爱了，而宝钗也是有好的地方。好像从前对黛玉总有着“孤标傲世”的印象，这一方面来源于电视剧里陈晓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好好读文本。比起我来，黛玉实在懂得人情世故多了，并且她也全不是高傲、凡人不理的。书里多次提到，即使在病中，她也是很稀罕姐妹们来潇湘馆看她，婆子给她送东西来也知道要道谢、赏酒钱，薛姨妈多疼她一下她也很爱跟薛姨妈撒撒娇，更不要说大家都撂下诗社不管时候她还主动再兴起桃花诗社。所以黛玉真是又冰雪聪明，又知进退的可人儿。若是身体（以及大时势）真允许她做贾府的二奶奶，焉知她不能像凤姐一样把大小事务管的妥妥当当？再说宝姐姐。红学家的主流说法多是曹雪芹是有贬钗之意，可是在宝钗那样的位置上，那样聪明的一个人，又能指望她有多少真性情？寡母撑着渐衰的家业，哥哥又是那样一个人，她有多少真性情不得年纪轻轻就收住。况且，套用今年很火的一句话，“人间不值得”好像是最能形容宝钗的了。我总觉得她能看破所有，虽然这失了女孩子天真的那种可爱，但也是年纪轻轻就有了禅意的人生。反倒是小时候挺喜欢的湘云，这次再看实在喜欢不起来了；这姑娘心也是太粗了吧。

少爷小姐们生活的无聊，与对自己人生的无能为力。大观园里住着的宝玉和姐妹们，在书里的大半部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似乎无忧无虑。可是细看看，觉得他们生活实在是无聊得很，无非是读读书，早晚跟贾母请安，过年过节要有各种应酬，闲了怡红院串到潇湘馆，蘅芜苑溜达到稻香村，说些不冷不热有的没的。那些姐妹也不见得感情多好，迎春跟惜春跟其他人之间几乎没写过什么感情交流，黛玉和湘云在书里大部分时候都是完全不对付。再到婚嫁时候，就更是完全做不得主，看看迎春那惨样就可知一二。小时候的自己羡慕他们吃茄鲞、行酒令，现在则是看到他们中秋被逼着赏月就为他们鞠一把泪。

就着重温红楼梦，也细读了蔡义江著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其实除了那些王立平谱成了曲子的，大多数诗词也并不怎么熟悉。这次让我尤其赞叹的有两件：一是曹公对各种文学体例的信手拈来，二是曹公模仿各个人物的笔调写出诗词的鲜明特点。前者，除去大家都熟悉的律诗、绝句，还有人尽皆知的秋窗风雨夕、葬花吟这类歌行诗，书里还有许多特别的体例，比如酒令、灯谜、诔文、赋，无一不是让人叫绝的。后者，集中体现在诗社的几回，海棠诗、菊花诗、螃蟹诗、桃花诗，虽不能说首首是精品，但黛玉所做绝不同于宝钗，而湘云的一看就不是妙玉的。真是让我无比叹服。

再过几年也许会再拿起重看，那时的自己又会有怎样的心情，有怎样的新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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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 （威廉·夏伊勒）

今年开始对二战，尤其是元首特别感兴趣。这本也算是对历史小白的我的一个二战扫盲书。

我十分佩服作者对各种细节的掌握。可以想象他为了收集多方资料付出的多少心血，再加上二战期间他作为战时记者的各种亲身经历与目睹。这本书对真正战争的军事部分是着墨比较轻的，更加侧重于介绍多方力量的政治方面的前因后果；这种偏重也比较和我胃口，因为没有对战场地理的详细了解，军事方面的介绍其实也很难让读者了解到利害所在。

我个人不大喜欢的是作者纯粹西方的视角。从作者的美国记者的立场，这当然也是再正常不过。我也很难说这本书究竟是纯粹的历史书，还是带有个人色彩、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如果是作为前者的话，书里大量的作者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与感叹似乎就过犹不及了一点。读过他的书，让我更加想看看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地描述希特勒会是什么样的（基于现在普世的政治环境，正面描写希特勒的书大概不太好出版了吧）。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本二战（以欧洲战场为主）的扫盲书，还是非常值得看的。在这本书之后，我又读了关于欧洲各国在战时与纳粹的合作、报复、抵抗的《审问欧洲》一书，也是颇多感触。我想，我们和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判定当时人的所作所为是否称得上“善”。还是那句话，你永远无法考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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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 （周其仁）

这本书里周老师叙述的解放以来中国城乡政策发生的变化，给我的观感真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从小我出生成长在大城市，认识的人里来自农村的只有零星几个，所以对所谓城乡问题的了解可以说少之又少。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变化，才让我觉得生长在城市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过去也不是没有过好的政策，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似乎有人一拍脑门就制定出一些政策（谈不上法律，因为好多时候是违宪的），瞬间让几亿农民被禁锢在原地，或是财产蒸发掉多少。但另一方面，周老师也叙写了许多能干敢干的地方官员，在一些灰色地带勇于杀出一条血路，探索改革的可行性。也许他们真的是想要为百姓谋福利，又或许是为了长远上给自己造政绩；总之是这些少数先行者的尝试，造就了日后大规模改革的可能性。

也让我震惊的是周老师的敢言，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这是本能在中国出版的书。他在里面讲了太多，让我看后觉得愤懑于胸的内容；但又因为周老师是“体制内”的人，他又有那种智慧可以把这些话用“可接受范围内”的方式讲出来。在全书中，“自由”一词都是他反复强调的：进城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自由、出租与转让自己土地的自由等等。很多时候，“自由”绝不仅仅是个意识形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也更是使社会中的一大部分获得繁荣的首要条件。所以这本书虽然我捧起时是作为一本社会、政治的书来读的，在读的过程中却越来越欣赏它经济学的部分。也或许正因为它经济学的侧重，才使得“敢言”成为可能。

我们从小都是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词儿长大的。是这几年出了国，又看了点讲欧洲社会主义的书，才慢慢有点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搞“中国特色”，从国情出发，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只是真心希望，在上层设计中不只是看到城市中产、科技创新这些，也能别忘了不再是大多数的“沉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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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by Word （Kory Stamper）

一个喜欢文字的人（尤其是有着翻阅字典爱好的），大概一定会觉得这是本有趣的书呢。作者作为韦氏词典的编辑，写下了这本关于词典的有趣百科全书。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第一，作者作为最权威词典的编辑，对词的用法却全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都知道，许多的英语词汇，即使是普通的美国人也常有乱用意思或是词性的时候。我会猜想词典的编辑必定视标准词义为神圣之物，而对这种现象必定嗤之以鼻。然而从此书中，我读到的是他们谦卑的态度。一个词第一次有人不按标准用法使用也许是没知识没文化；可当有有迹可循的大量这类“错误”用法出现（尤其是在书面文字中），词典的编辑便需要虚心地“与时俱进”，收集这些新用法，整理成新词意订正到词典中。

第二，是作为词典工作者的辛苦与默默无闻。作者用大量篇幅写了她与同事的日常工作环境与工作状态。你可以感受到那是一群生活很清苦的人，喝着最低质的咖啡，在不见天日的隔间里查“take”的意思和例句一查就是好几天。她虽也少许地表达出希望待遇可以稍微提高一点的心情（更主要地是对词典这一行业的担忧），总体而言他们是自得其乐的。诚然，一个人、一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如何是由市场，也就是所谓的供需决定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不该说他们的工作是没意义，或是意义不大的。语言除了承载着日常交流的必要，更是记录和传承文化、各领域知识的媒体，而且它本身也就是一种独特的美。我甚至觉得软件工程师可以没有，但词典工作者绝不是一个应当任其消亡的职业。

顺便说说关于读英文书。今年是我英文阅读比从前大大增多的一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逛书店成了周末最爱的休闲娱乐之一。虽然我仍然很喜欢读关于中国的一切，与自身也更多共鸣，但毕竟中国的话题只是一切话题中很小的一部分。关于西方的历史与社会与文学，读西方人自己写的著作，或是文学的英文原版，总是比中国人写的要好些（尤其是很多书的中文译本实在良莠不齐）。其实除开文学性很强的那些书，现在觉得一般的英文书词汇方面也没有太大困难；真有许多生词的话，一本书里用的生词也大多比较一贯，第一章多翻翻词典，后面也就差不多能顺利看下来了。

 

希望明年能再有许多阅读上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