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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我准备的圣诞礼物是一件毛衣和一件衬衫，但后来他又塞给我一个装了十张百元钞票的信封。我说这太多了，他回应说，“你想买点有的没的时能用上。”父亲还计划一家人去迪士尼玩五天；这次游玩计划加上摆放在树下的包好的玩具，是他给女孩子们的礼物。“你想和我们一起的话也好。”父亲在圣诞节早上宣布这个出行计划时面对着我说，但我立刻就说不去了，随口编出斯沃斯莫尔学院冬季还有个小学期。父亲完全没有说服我的意思，但如帕和皮尤却是难过极了。“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呢？”她们不断地问我。尤其是当听说我从没去过迪士尼的时候，她们就更加地想不明白。我能感觉到，她们需要我，正如我需要她们一样，去粉饰一个不断发展而不可挽回的事实：奇塔拉和我父亲已经是一对新的伴侣了。我的存在就是我母亲曾存在过的证明，正如她们也正代表了死去父亲的物质遗产。“你自己难道不会孤单么？”奇塔拉也不止一次地问我。但与此同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和我父亲一样，听到我说要去学校的计划时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当然，我什么计划也没有，除了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以外。

知道他们要出门之后，我发觉自己对女孩子们更添了几分亲厚。为了补偿不和她们一起去迪士尼这件事，我带了她们去科技馆，还有一天去了水族馆。出去玩的时候，她们从来都表现得那么完美、乖巧，从不抱怨任何事，也不提任何要求。一次给她们一人买了个廉价的橡胶龙虾玩具的时候，她俩简直都高兴得过了头。我去哈佛广场买唱片，顺道和她们一起在附近的赫雷尔店铺吃冰激凌。皮尤去咬蛋筒的时候本已松动的牙掉了下来，我拿出手帕替她擦干嘴里的血，又把她的小牙装进我的口袋。回家路上，我给她们讲关于牙的童话故事。她们已开始管我的父亲叫爸爸了，对此我并没什么意见。她们从未说起过自己的父亲；但一天夜里我被皮尤的哭声和尖叫声惊醒，她正被困在一个噩梦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爸爸”。

新年前夕的某一天，父亲和奇塔拉受邀去我父母往日好友家里参加节日聚会。那对我而言是个诡异的画面：奇塔拉穿戴着深绿色的纱丽和石榴石项链，从浮梯缓缓走下。父亲先是在她身后，之后走到了她身旁——他现在总是会这样，走在奇塔拉身旁；他的头发整齐地梳起，穿着一件母亲过世后我便再没看过的粗花呢夹克衫。他们本也没想带我同去，但如帕和皮尤是要跟去的。两人穿着同款的红黑格子裙跟黑色天鹅绒发带。就在父亲从衣橱里翻出大衣时，如帕在这最后一分钟跑到奇塔拉面前，问道：“我们能待在家么？”

“当然不行了，”奇塔拉说，“那样会很不礼貌。”

“但K.D.就不去。”

“其实那边可能会让她们感觉挺无聊的。我觉得可能没有年龄跟她们相仿的小孩在那个派对上。”父亲说。

“我没给她们做晚饭，她们都还没吃过饭。”奇塔拉说。

“我可以去叫个披萨，”坐在沙发一角的我这时候提议道。我冲如帕和皮尤使了个眼色，“我们可以自己办个小派对。”女孩子们开心地拍起手，皮尤笑着露出了刚刚掉的那颗牙齿留下的空隙。于是，奇塔拉嘱咐我要让她俩九点之前上床睡觉，接着她便和父亲穿好大衣出门去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出门。女孩子们把鞋子脱掉了，但还穿着连裤袜和为派对穿戴好的漂亮裙子，跟我一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们几个人将一包薯片传来传去，吃到见底时我便打电话叫了披萨。正穿衣打算去餐馆取餐的时候，发现如帕和皮尤双双盯着我。

“你要去哪？”皮尤问。

“去拿咱们的晚饭。”

“要把我们两个人留在家里么？”

“只是十分钟的路。过一小会儿我就回来了。”

她们一言不发，但脸上写满了惊恐。奇塔拉在她们身上竟植下了如此深的恐惧，不免使我有些恼火。“好吧，你们愿意的话就跟我来吧。”

后来我们便一起在餐厅吃了披萨。我边喝着啤酒边吸了几根香烟，如帕和皮尤坐在我对面从高高的纸杯里吸着可乐喝。她们又问我能不能一起去迪士尼；我说会考虑看看，这样一句谎言已经足够再在她们心中燃起希望。回到家时，正好听见电话的响声——是杰西卡打来的，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把电话拉到客房里面跟她说话。当我和她说起父亲会带着奇塔拉和女孩子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她立刻提议说他们出门期间她想过来看望我。我很想她，想夜里拥着她入睡，却不愿她出现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尽管我没说出口，她还是察觉到我心里的抗拒。于是我们，从未红过脸的两个人，就渐渐吵了起来，那是一段气氛十分诡异的对谈，好多次两人沉默不语。虽然始终没发展到怒火相向的程度，但这段谈话还是使我们两人都感到身心疲惫。我和杰西卡撒了同样的谎，说会考虑看看，便挂断了电话。

再次打开房门时，才发现如帕和皮尤早已不在客厅电视前面了。我一边叫着她们的名字，一边四处查看，厨房、浴室都不见她们。于是我走上二楼，来到我从前的房间门前。并没有她们讲话的声音。已经十点钟了，我猜想她们可能已经入睡。我轻轻打开房门，回家之后第一次看向了这个房间里面。灯光仍是亮着的，我看到我从前睡的床，旁边紧挨着摆了一架行军床。那些我装饰墙面的旧物都还在：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海报、从杂志上撕下印着保罗·斯特兰德名为“盲女”的那幅照片的一页。橱柜的门打开着，一把椅子摆在前面，似乎刚刚有人踩着它去橱柜里面找东西一样。我本以为这房间一定已经被如帕和皮尤的物品装点得换了模样，但整个空间除了多出来的那个小床，以及整整齐齐堆放在墙角的她们收到的圣诞礼物之外，完全没有两人生活的痕迹。如帕和皮尤依旧穿着节日的漂亮裙子，坐在墙角附近。她们背对着我，弓着身在做什么，但我的视线被遮挡住了。“这张里她看起来有些难过，”我听到皮尤用孟加拉语轻声说，接着如帕也说道，“她和K.D.笑起来一模一样。”

“你们在干什么？”我说。

她们突然跳开了，看到我在那，两个人都吓呆了。在灰色的地毯上，像纸牌一样散落着的是十几张我母亲的照片，它们是父亲在母亲死后封存在盒子里的。即使隔着一小段距离，这些曾被封存起来的照片仍让我感到巨大的侵犯：我的母亲身着泳装，坐在我们孟买那所俱乐部的泳池边上；在我们剑桥的家门前棕色木质的台阶上，我的母亲抱着坐在她膝上的我；还有在我尚未出生时，我的母亲和父亲一起，站在积雪覆盖的灌木之前。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冲她们说着。

如帕看着我，她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一边的皮尤已经开始哭了。我走进房间拾起那些照片，把它们全部倒扣在我旧日的五斗柜上。我抓着蜷伏在地上的如帕的肩膀，用力摇晃。她小小的身体已经使不出一点力气，她那被黑色裤袜包裹着的瘦瘦的腿，也随之震颤。那一刻我想把她扔到墙边，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我把她拖到行军床上，按着她坐下来；我能感觉到自己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告诉我，你们在哪找到这些的？”我和她面对面只有几寸的距离，厉声问她。

如帕也开始哭了，她用手指了指橱柜的方向。我朝橱柜走去，但仍坐在地板上抽泣的皮尤摇头说道，“已经不在那了。”她爬向姐姐坐着的行军床，抽出一个黑色的鞋盒：鞋盒的边缘是曾经封印它的胶带被撕起来留下的白色痕迹。这番我转而将皮尤抓起，用狠劲把她推离那只鞋盒，仿佛只是看到她在鞋盒子的跟前就是将这圣物污染了。

“你们没有权利翻看这些！”我向她们宣布，“它们不是属于你们的东西，明白吗？”

她们点着头。如帕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地发颤，皮尤的两瓣唇紧紧地咬在一起。眼泪不住地从她们脸上滑落，但我的斥责和怒吼也不断地砸向她们，那是一些我根本不应讲出的话，也是根本不应让她们听到的话。“听着，你们现在自己也看见了，我的母亲是多么地美。比起你们的妈妈，她有多么漂亮，气质多么高贵。你们的妈妈根本无法和她相比。她只是给我父亲洗衣服和煮饭的女佣。只是因为这个，她才到这儿来的；也只是因为这个，你们两个人才在这儿的。”

这时候两个女孩不再哭了，她们只是低头看着地面，一动也不动，也全没回应我的任何一句话。我抓起黑色鞋盒和其余的母亲照片，走出那个房间。我想把那些照片带离那所屋子，越远越好。回到客房，我迅速地把自己的物品打包起来，钻进了我的车子里。我跟自己说，父亲和奇塔拉没过一会儿就会从派对回来了。我的这一系列举动似乎都不是被意识控制的，几乎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单纯由肾上腺素操控的感受。但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清楚地体会，许多天以来我一直都想着要逃离这里。如帕和皮尤自始至终没离开她们的房间。她们没有开门看看，或是问我要做什么。我发动引擎时，她们也没有冲出那间屋子求我留下来。

全然不知自己该往哪里去的我，只是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往北开。很快我就离开了马萨诸塞州的地界，穿过一小片新罕布什尔州的区域，再跨过一座桥我便进入了缅因州。快要抵达波特兰的时候，我转进一条双向只有单车道的路，那条路有时会与海岸线相逢。我驶过无边的黑暗与空洞，偶尔经过几座教堂、餐厅与房舍组成的人们聚居的区域。虽然看不见大海，但透过闭着的车窗，我仍能嗅到她的咸腥味，也听到那如烈火焚烧一般急速的海风声。我以为自己会就这么一路穿越这个夜晚，但最终疲倦还是侵袭了我。我开始找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大多数的宾馆和汽车旅馆在这个季节都已关闭，而仍未歇业的那些也都因为已入深夜而关门了。正打算就停车在路肩打个盹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家亮着“二十四小时营业”招牌的汽车旅馆。

转天早上，我被海鸟的鸣叫声唤醒。坐在老旧金属架子床上，我终于从窗户里看到了海。印象中那面窗小得与房间不成比例，这让整个汽车旅馆就像是一艘船。海水翻卷着波浪，呈现出比天空深一两个色阶的灰调。入睡之时我全没意识到它距离我那么近，是那么不息地流动着。整个房间充满阴湿的气息，贴着白底蓝色的锚形状的墙纸，浴室里空空如也的药箱边缘已锈迹斑斑。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开出去几英里有一家餐馆，还说这里是地处培诺斯科特海湾。

早餐过后，我在镇上和码头闲逛，经过了许多木板封起来的店家和人们的夏日别墅。但更多时间里我只是待在旅店，从我房间的躺椅，或是楼下的吧台，捧着酒杯眼望着面前的海。想起前晚发生的事让我胃部感到一阵阵不适：我对自己感觉到恐惧，和强烈的羞愧。眼前常闪现如帕和皮尤低着头的画面，她们小小的身躯只能任由我去摇晃，她们接受着一切我没勇气对我父亲和奇塔拉说的话。我想到她们在我转身离开后独自留在那个家里的样子，也完全能想象到她们会有多害怕。我不知道父亲和奇塔拉从派对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如帕和皮尤会怎样向他们说明一切。我想她们一定会全盘托出，她们会代替懦弱的我解释清一切。我知道，我的消失会让父亲不安，但我更为自己对女孩子们犯下的过错而难过。对如帕和皮尤，我有许多歉意，但同时也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便是发生了，不管现在再做些什么，都已无济于事。

我在午后找到了一处付费电话打给父亲的办公室。“我知道你不开心，也知道这对你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语气似乎表示他对我的出走早有准备。“你本可以做个更负责任的人，等到早晨再走的，再和我们说声再见。”我没做任何解释，我也无可解释。我只是问他，他和奇塔拉回家的时候两个女孩怎么样。“她们睡着了，”我父亲说，“但你还是不该把她们俩扔在家中，考什克，尤其是这么晚的时候。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奇塔拉很是不安。她在担心你的出走是不是她的错，是不是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惹怒了你。你知道的，她已经尽力了。”

那时我才明白，女孩子们什么也没说。奇塔拉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冲着她的两个女儿咆哮，不知道我惊吓到了她们，伤害了她们。

“我们后天就要去佛罗里达了，你打算在那之前回来么？”

“恐怕不会。”

“那你会按时回学校？”

“是的。”

“那我们几周之后再联系吧。”

他挂掉了电话，从始至终没问我去了哪。

第二天早晨，我驱车离开那个镇子。有好几天我过着重复的生活：沿着海岸线一直开着，就用父亲圣诞节给我的钱，饿了就找间餐厅吃饭，累了就找个旅店休息。我连地图也没买，一间加油站的服务员跟我说，这么下去最终我会抵达加拿大边境。断断续续地，海在我面前出现，还有一些小岛、刷着条纹的灯塔，和一处处海狎。尽管天气冷得紧，我还是不时走出车子，看看海或是走走海边的小路。这里和我所见过的地方完全不同，与麻省北岸地区根本是两种风景。这里的天空没有颜色，沉郁而无情。而更加无情的还是海水，有时几乎呈现出黑色。我知道，她冷得足以将我冻死，她凶残得足以将我撕得粉碎。巨大的海浪猛烈地拍打着海边的岩石，没有沙滩。我走得越远，就越感到荒凉，但正因为此，我觉得周遭的景物都在吸引我，召唤我。那是一种许久没有过的体验。

大多数小渔村都一片寂静，用来捕捞龙虾的小船已拉到岸上，木质的补虾器里全是空空的，被放置在一边。只有酒吧能叫人看出生活仍在继续，那些狭小的空间已经像是人们的起居室，桌上摆着贝壳做的烟灰缸，墙上悬着些渔网。那些渔人跟其他一些在那喝酒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些镇子里，他们的胡子有烟草熏过的颜色，遮住了脸庞，他们双手干裂，口音难辨——我和他们实在无话可说。他们既说不上友好也说不上不友好，而我也并不想和他们交谈，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此地。我不想要任何人的陪伴：尽管从未自己出远门，但我发现这感觉不赖。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也没人能将我找出来。那就仿佛死去了一样，这样的逃离让我被死亡的巨大力量笼罩，也正是同样的力量曾永远地将我的母亲攫走。

我花了五天时间驱车抵达美加边境，接着又用了四天往回返，路途上几乎把父亲给我的钱用到了只剩几分钱。在那几天的某一个时刻，这一年静静地结束了。一天晚上在酒吧里，酒保赠了一杯威士忌给我，这才让我意识到，新年将至。我想，如果母亲能活到现在看到我所经过的这些地方，她必定会劝说父亲买下那些我所经过的房子里面的一所，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每一家我路过的酒吧和餐厅都摞着一叠叠的沿海房产的介绍册子，而我因为没其他东西好读，有时也翻来看看。那让我想起，离开孟买之后，我的父母是怎么四处看房子的。母亲在那所房子里投入了无数的心血和金钱，然而我们却从未在那里好好地生活过：因为病魔在她身上渐渐肆虐，我们从未感到过一刻的幸福。在那里，我们打电话给医生，药瓶在四处散落，她的治疗和看护需要的用具逐渐铺满了每一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就是从那里，母亲又打包启程去往另一个所在，一个我们再也无法陪伴着她，而她也再无法离开的去处。

在快要到加拿大边境的一天，我沿着陡峭的海边岩石行走，眺望远处的芬迪湾。这时我找到了一处使我感到震撼的地方：一个路牌指示，此处便是这个国家最靠东的一所州立公园了。脚下的路是穿行于气味厚重的松树林间的，并不好走。这些树的顶部往往细长，低处的树干覆盖着层层积雪。风呼啸着吞噬周遭一切，而大海则远在悬崖之下。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自己，走在这里的小路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默默注视海浪的迫近和消退，厚厚的浪尖在遭遇到岩石之时被击得粉碎，海浪的永恒不息竟神奇地使我内心平静下来。转天，我又回到了同一地点，这次我带了那个装了母亲照片的鞋盒子。坐在地面上，我打开盒子，开始一张张地看过这些照片，仿佛它们是信箱里的一封封信，等人先快速浏览过待到日后细细查看。但照片实在太多，而看过了几张之后的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再无法承受眼前的这些照片。只要我稍稍放松指尖的压力，这些照片便会轻易被风带走，飘进那无边大海，飘向母亲的骨灰早已停放的地方——这也不是我能够承受的。于是我把照片重又放回盒子，在已经十分坚硬的地面上开始挖掘。我只有一根棍子和一个有尖锐边缘的石块，也只挖了个长得十分不堪的小洞，但用它来盛放鞋盒已是足够。接着，我用泥土和小石块重新盖好。此时，第一缕月光已在天边出现，我借着她走回到自己的车上。

在我毕业典礼的几周前，父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正要卖掉我们的房子，他跟奇塔拉和女孩子们要搬到波士顿的一片不那么与世隔绝的郊区，那里有一所更加传统得多的住宅。那附近也住着一些孟加拉人，镇上有印度超市，这些对奇塔拉来说都更重要得多；而我的母亲曾经更看重的是住在离海不远的地方，跟十分有现代主义腔调的建筑设计。我并不打算跟父亲一起搬去那所新房，我已计划好毕业之后去南美旅行。在那个圣诞节发生的事情从未被讨论过，也从未被提起。奇塔拉、如帕和皮尤跟我父亲一起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她们坐在草坪上的折叠椅里，在我走到台前时鼓掌祝贺，也和穿着学士帽学士服的我站在一起拍照。女孩子们懂得，那是属于我的一天，对我也十分有礼有节，但她们的行为举止却好像是我们从未见过彼此一样。我知道，她们从未和奇塔拉或是我父亲提起过那个夜晚我说过、做过的事；那将是始终留在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一段记忆。她们用自己的沉默，始终在维护着我，同时也在惩罚着我。那个夜晚成为我们之间唯一的、吞噬掉其他一切存在的羁绊：她们用一种决绝的礼貌态度清楚表明着这一点。她们只跟对方说话；尽管她们的口音已经变得十分美国了，但我的新妹妹们，在亲兄弟姐妹之外和我应该最近的人，却显得比她们刚到美国时与我更加遥远，更加不可触碰了。“大家都凑近点。”父亲从他的新相机后面冲大家喊。我双臂环绕着如帕跟皮尤时，她们肩膀僵直着。“我们都从过去中抽身出来，往前看了，考什克。”典礼过后父亲这么跟我说，“前面还有新的路要走。”我们都没讲出口，但彼此也都知道，这都要感谢奇塔拉，感谢她在前一个“家”里面表达出对母亲遗留幽魂的抗拒与难过，更感谢她逼迫我们，最终关上了那所房子的大门。

作者钟芭·拉西丽（Jhumpa Lahiri），1967年生于伦敦。父母是来自西孟加拉的移民。两岁的时候，全家一起移民到美国。她的父亲是一名图书馆工作人员；她的母亲非常重视小孩的孟加拉传统教育，因而拉西丽从小就经常和家人去加尔各答看望亲友。拉西丽以短篇小说闻名，曾以《医生的翻译员》一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目前，拉西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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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来时，奇塔拉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注视着我们的车驶来的方向。她脸上的焦急显而易见，但她并没问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久。也是因为还没等她问出口，皮尤和如帕就好像离家已经好几天似的冲到她面前，把买给她的甜甜圈递给她，迫不及待地述说着这一趟旅程多么地有趣，而我又是多么大方。皮尤还大声说起她们两人是如何自己去买的甜甜圈。很明显，两个女孩很喜欢我，而正因为如此，奇塔拉也似乎有意愿对我表示一些好意。但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待一会。这个房子的开放设计使得我没办法在不和她们互动的情况下看电视或是听音乐。于是，我回到客房坐在床上，透过窗户看着后院，一面手里翻看《环球》杂志。接着，我决定出去跑步，在曲折而清冷的路上一直跑了五英里。当我回家时，只见她们正在吃一餐十分丰盛的孟加拉菜，每个人都躬身吃着面前的米饭、木豆汤以及前晚剩的食物。奇塔拉邀我跟她们一起吃饭，但我还是拒绝了。我冲了个澡，随后便把电话拉到客房里打给杰西卡。

“你干吗不到我家来？”她建议道。我希望我能这么做，希望我能就这样钻到车子里，开去她父母的家。但我还不能离开，现在还不能。把电话放回走廊里原先的位置时，我发现她们都在楼上午睡着，就跟我在印度的亲戚一般。回家之后第一次，我得以倚在沙发上伸伸腿脚，一边看电视，很快睡意就袭来了。醒来的时候，她们已经回到楼下，与我只有一臂之隔却并没有因为我在就和平常的举止有何不同。天色已将晚，拱形的落地灯射出的灯光打在鸡尾酒小桌上。电视被调换到一个脱口秀的频道。奇塔拉先是帮女孩子们梳头绑头，接着去梳自己的头发。她用手指捋着一头几乎及腰的长发，那惊人的发量在这一刻之前都是被盘到一个辫子里的。这场景立时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禁不住想起从母亲头上掉落的一簇簇头发，和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都戴着的那顶令人厌恶的假发。

奇塔拉闭上双眼往后倚着，如帕坐在她身后帮她母亲一边按摩头皮，一边检出几根白发拔掉。我坐在那里看着她们，头脑中是奇塔拉有一天变得满头白发的画面。她变成了一个老女人，靠在父亲身边，那是我母亲本来应该在的位置。这一想象使我更加毫不怀疑地认清自己对她是多么厌恶。仿佛能读懂我的念头一般，奇塔拉睁开双眼看着我，但又突然感到有些尴尬，便三下两下地把头发挽起。她起身走去厨房，回来时端着一壶茶和几小杯的麦芽乳。另外，碗里装了两种口味的孟买零食，一个小盘子上放着切成四份的甜甜圈。

“你现在喝不喝茶？”她问我。

这次我接受了，从餐盘上拿起那杯她泡好的茶，又放了些单独加热过的牛奶跟很多糖。

“这是哈迪拉姆牌的，”她又递给我一个装了零食的碗，“是加尔各答能买到最好的。”

“不用了，谢谢。”

“这房子太冷了，”她继续说道，“有风从玻璃窗透过来。为什么没装窗帘？”

“那会破坏掉景观。”我说。

“楼梯也太滑了，”她指着通向二楼的浮动楼梯说，“而且也没护栏，我担心如帕和皮尤会掉下来。”

我转头看着靠着白墙那些厚木板排列成的旋梯。就算是母亲身体最弱的时候，她也能走上走下而没抱怨什么。

“为什么没有护栏？”奇塔拉又问了一遍。

“因为我们就喜欢这样，”我说这话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抓着过去的细小事情不放。“因为那样才有美感。”然后我们两人便无话可说了。我们一起坐着，看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奇塔拉还同时在用钩针编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四周里面，我要怎么跟她一直相处下去而不发狂。我们都在等着父亲，等他回来用语言抑或仅仅用自己的存在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坐在一起喝着茶。当他终于回来的时候，他叫我出去给他搭一把手：他的车顶绑着一棵圣诞树。“我本来打算明天去的，”我边说边帮他解开绑树的绳索。我们把树拉进房子里，在起居室的一角石头火炉的旁边放好。奇塔拉和女孩子们凑了过来。

“但它就跟外面那些树一模一样。”奇塔拉指着玻璃窗外。

“实际上并不一样，”我说，“我们家这片地上种的是松树；但这棵是冷杉。”

父亲说，地下室某个地方有个盒子，里面放着圣诞树需要的底座和装饰用的小灯和饰物。那是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用过的，也是母亲有份去庆祝的最后一个圣诞节。父亲竟然还没把这些玩意扔掉，这不免让我惊讶。他唤我下去把这个箱子找出来。我家的地下室并不像一般人家似的，堆满了陈年的杂物，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也只有几年而已。我们并未经历过收集许多杂物的那种岁月，我们经历过的事仅仅是使一件件物品从我们身边离去。即便如此，尚有几个箱子堆在靠墙的位置；有些空纸盒曾经是用来装电视机、音箱的，而另外一些则根本还被胶带封着，那些是父母从孟买远道邮寄而来的各种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物件，因而在这个家从未被拆封过。

我拿车钥匙刮开几个纸盒的塑胶封条：一个里面满是父亲的一些关于工程学的旧书，另一个则是几页《印度时报》包裹着的餐具组合，里面的盘子镶着钻石形状的橙色边饰，那是我曾用了好几年的盘子，但直到这一刻前，我早已不记得它了。还发现了我的照片放大机、夹钳、一组托盘和几瓶定影剂，这些都是高中最后一年中我用来布置暗室的设备。还记得母亲曾到下面来陪着我，静静坐在黑暗中，看着我努力把胶卷上到卷轴里。我们一起呼吸着带有强烈化学性气味的空气，我戴着橡胶手套好把自己和腐蚀性物质隔离开：然而这种程度的腐蚀与彼时发生在母亲体内的健康恶化状况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她帮我看表计时，虽然终究还是不明所以，但她对整个过程也相当熟悉，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把几种液体按顺序倒进反应池，什么时候再将池子清空。但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终将有一天我得自己买一个计时器来用。“那一定跟这有点像，”有一次她就在这完全黑暗、静谧而封闭的空间里突然说了这句话，而我立刻就明白，她在想象死亡的模样，“我愿意把它想成这个样子。”

我所找寻的那个纸盒外面是母亲笔迹写的“圣诞节”三字。尽管对里面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羁绊，我还是不愿打开它。只要一想到奇塔拉翻动这箱子的情形，就已经让我有说不出的反感；就像是在整整一天之中，看着她使用家里的刀具、茶壶，看着她打电话给父亲，听他说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切画面给我的感受一样。曾经，父亲想要把母亲的一切痕迹从家里驱除，我还责怪他做得太过分了；但现在我却怪他没做彻底。“我没找到。”回到楼上之后我说。父亲没再在这件事上纠缠，有奇塔拉在身边，他变得和往日不同了，变得对生活中那些小小的不如意更容易接受了。我便自告奋勇去便利店把那些东西买齐，事实上也是找个理由从这个家离开一会儿。购置过圣诞树的用具，我回家跟父亲一起修剪树，奇塔拉和女孩们坐在沙发看着我们：我们把树安在底座上，旋好螺丝，又把彩灯挂在树枝上面。我买来的只是最最普通的宝石蓝色彩球，并无一丝奇异或是个人的特色，也因而这圣诞树与其说是人家里面的，还更像是银行或是办公室一角摆放的那类。然而如帕和皮尤兴奋异常，她们说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父亲从楼上取下来了一整袋子的礼物，每一件都是在他买这些东西的不知哪家店里包装好的，清一色的绿色与金色相间的包装纸，用很标准的手法包好还打了结。他把这些礼物都摆在树下，总共八个盒子。“你们每个人两个。”他对着我们所有人说。如帕和皮尤赶紧起身去翻看这些盒子，无比开心地找到了写着她们名字的附在盒子上的标签。“我们能打开么？”如帕问奇塔拉，但她并不知该怎么回答。

“得等到圣诞节的早上，”我说，“在那之前你只能看看，或许再摇晃一下。”

“真美。”奇塔拉称赞着被修剪一新的树。

“考什克，拍张照片怎么样？”父亲建议道。

我摇摇头。我把父亲给我的雅西卡牌旧相机落在学校了。

“可是你从来都带着它的啊。”父亲脸上闪现出那种失望的不悦神色，那神色曾一度在母亲过世之时爬上他的脸庞并且常年盘踞期间，而现在和奇塔拉结婚之后是不再容易见到了的。

“我忘了。”的确，我的相机总是不离我左右。即使是我和父亲根本不打算见任何人的宁静周末，我也总是带着相机回家，甚至拿上它去散步。这次我将它留在了学校，因为我根本什么也不想记录。

“我不明白。”父亲说。

“我也不懂，”我回答道，“你已经好几年没想过给任何东西拍照了。”

“没那回事。”

“就是那样。”

我们既是在陈述着事实，又是在和对方争辩，也只有我们两人能体会，这种争辩里面蕴含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我到厨房去给自己倒了杯酒，端着来到了餐桌，紧接着奇塔拉便说晚饭已经好了。谁也没在整个晚餐中说一句话。我们都吃完后，奇塔拉把所有餐盘收拾到厨房里，就像前一晚一样。我坐着继续喝我的酒，如帕跟皮尤从餐椅上溜下来，回到沙发那边继续看电视。父亲紧随其后在躺椅里坐下，看他的报纸。他打开一个巨大的广告版面，里面介绍着莱科米尔百货正有哪些照相机在打折；他用一管圆珠笔在上面圈圈点点。

两天之后便来到了圣诞夜。父亲这天没去上班，他提议我们五个人一起去波士顿，让奇塔拉和女孩子们看看城市的样子。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跟他们一同上了路，坐在父亲车的后座，如帕和皮尤中间。尽管这只是一次短途出行，这一趟旅程却尤其显得意义重大。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里面，因为她一直需要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我们从没去哪里出行过，只是很偶尔去海边散步。

本以为我们会在各个景点下车然后四处逛逛，可奇塔拉却说外面太冷，父亲也表示同意。在肯德尔广场兜了一圈后，他驾车穿过麻省街大桥，拐进用彩灯与花环装饰两侧的联邦大街。接着又来到市民花园和波士顿公园附近。他把州议会大厦的金色圆顶，和灯塔山急坡的街道两边漂亮的房子们指给她们看。在那些房子后面矗立的，正是麻省综合医院，我和父亲曾一起去过无数次的地方。曾经，我们在一个清晨被电话从睡梦中惊醒，在那之后我们便在第一缕阳光以锐利的橙色线条射到人间之时驱车赶到波士顿。她看上去就跟前一晚没什么不同，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只是房间里的所有机器都被拔掉了，使得这个我们曾度过多少无声时刻的房间，变得更加不着一丝声迹。我触碰了一下她的皮肤，是那么冰冷，仿佛刚从清冷冬天的一次散步回来似的。此时此刻我抬眼望着医院的窗户，但父亲却转身跟奇塔拉说，“这是美国的婆罗门住的地方。”然后被他自己的幽默也逗笑了。车前座上，奇塔拉微笑着，那样子明白无误地显示着，她已在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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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已经去上班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静静待在床上，不知道已经是几点钟，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客房，又为什么从天花板的缝隙里隐隐传来女孩子们的笑声。这间客房是在我家厨房后面单独伸出的侧翼的一楼。我的床面对着一扇玻璃滑门，打开门就是后院，和已经用黑色帆布罩起来的游泳池。在我们刚刚搬进来时，母亲曾花了很大心血布置这间客房。她四处去购置了铺床的鲜绿色被褥，和玻璃门的窗帘，还叫我帮忙把一幅粉紫色相间的马杜巴尼式装饰画挂在五斗橱上方。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打算请谁来和我们同住，但我们都尽量配合她去做一切能让她精神好一点的事。此刻想起这些，我对母亲深表感激；多亏她布置了客房，我才不用睡在楼上我原先的房间里面，那个卧室刚好在我父母亲的房间隔壁。过去听到母亲在夜晚焦灼的呼吸声和痛苦的呻吟就已十分糟糕；而现在则大概得听着父亲和奇塔拉睡前的聊天，我也将不得不去想象，在同一条毛毯底下他们两人的身体会是怎样一幅画面。

在我的记忆中，在客房住过的人就只有一位我们称呼为加里比安太太的护士。那个时候我和父亲对照顾母亲越来越不堪重负，她便来到了我的家里。加里比安太太是一位留着棕色短发的中年女性，带着细微的南部口音。通常她晚上会回自己家，但有那么两周时间，她因为需要帮忙给母亲注射吗啡并且清理便盆之类的事务就留在了我家过夜；她总是在一个布面的记事本上做着笔记，那个本子与其说是护士用的，更像是用来记菜谱的。她的举止姿态里有一种沉静却乐观的力量，那种力量曾一度使我以为，加里比安太太是有能力把母亲留在这世上的：不是说治愈她，而是单纯地让她永远地活下去。“现在就是最坏的阶段了，”有一次她跟我说，“你正屏息等待着前方更糟糕事情的到来；但事实上现在就是最糟糕的时刻了，对你们、对她来说都是。”在那个当下，她的话丝毫没有安慰到我；在我的想象里，没有什么比母亲不再能把空气吸入又从肺呼出，不再能用她疲倦的双眼望着我们更可怕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我再也不能每天看见她的脸更糟糕的了，那张脸虽已被病魔扭曲，却始终带着她与生俱来的美。但是，在母亲死后的日子里，我才慢慢明白，加里比安太太是对的；再没有什么比对结束的等待更坏的了——一切结束之后的失去感，事实上要比之前那些无比沉重的日子容易承受得多。

我套上一件毛衣，打开玻璃滑门，给自己点了根烟。这一季的落叶还没来得及耙过，因而散落在各个角落，也在微风中飘到了罩着泳池的帆布上。搬到这个家的第一个夏天里面，母亲就像完成宗教仪式一般，每天都会在早餐前在泳池里游上二十个来回。但转年的夏天还未到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就已因为化疗而极度虚弱了下来，那时只有在特别炎热的日子里，她才会坐在泳池边缘玩玩水；夏天结束的时候，她就走了。

我听到屋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只要我走出客房就得看见她们了。我找了件牛仔裤穿上，心里想着，不能就这么穿着内裤在家里走动真是怪心烦的。在卫生间里，我慢悠悠地刷牙然后刮了胡子。那一刻我特别想喝咖啡，但一点都不想吃东西。前一天的晚饭花样多得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奇塔拉一直在照看父亲、我和女孩子们，只有在我们都用过了餐之后她才自己一个人开始吃饭，像极了我们在孟买那个家里的女佣。我想象着在餐桌上会有一满碟子的食物等着我；但我却发现她没准备早餐给我，我进到客厅里走向她们的时候，她也看起来并没有要拿吃的给我的打算。她们正把脚搭在沙发上悠闲地看“家庭问答”节目。跟高高的天花板对比下来，洒在早晨阳光里面的奇塔拉和两个女孩显得个子那么小。女孩子们是穿戴整齐的，但奇塔拉只穿了件带拉锁的居家服，衣服上是俗气的红黄印花图案。没化妆也没戴首饰的她看起来更加年轻。她正在喝茶，旁边是一个打开的饼干盒，我认得那是我母亲的东西。

“早上好”，我跟她们打招呼。

“早上好，”皮尤和如帕也跟我打了声招呼，立刻又把视线转回到电视上面。

“我这就给你泡茶，”奇塔拉把自己的茶杯放到鸡尾酒小桌上，打算站起身来，“我没给你准备，你父亲说你回家的时候都喜欢睡到很晚。”

“不用了，别站起来了。我不用喝茶。”我告诉她。

就像前一晚一样，她跟我讲孟加拉语，而我则用英语回答她。我本以为我那种偷懒的美式发音会让她云里雾里，但我讲的话她似乎都能明白。

她皱了皱眉，一脸困惑。“早上不喝茶么？”女孩子们也转头看向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需要的是咖啡。在学校时候我都是喝咖啡的，所以习惯了。”

“但厨房里并没有咖啡，至少我没看到。”

“不用费心，我去唐恩甜甜圈店里买杯就好。”在她还没问出口之前，我就继续说道，“那家店卖甜甜圈，就是一种蛋糕，中间有个洞。”

“那个店远么？”

“就几分钟的路。”

“但你得开车去？”

我点了点头，这让她有些失望。“是不是没有车哪都没法去？”

“差不多吧。你会开车么？”

她对我摇头。

“那一点也不难。你肯定能在这拿个驾照。”

“噢不。”她的语气听上去不是她做不到，而是仿佛开车这件事配不上她的身份。“我并不想学。”

“我一会就回来。”我发现女孩子们在抬头看着我；犹豫了一下，我说：“你们俩想一起么？”

“想！”如帕和皮尤异口同声道。她们都转头看向奇塔拉，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到客房去拿钱包和钥匙，回到客厅的时候女孩子们已经穿好了同款的红色派克大衣，那一定是她们过来之后父亲买给她们的。粗粗的拉锁和颜色鲜亮的尼龙料子让她俩整个焕然一新，瞬间变得有了美国范儿。她们坐在我车的后座，挤在废报纸、空饮料瓶、教科书和音乐磁带之中。“抱歉有点乱”，我弯下身子把座位上的杂物都丢到她们脚下。她们两人认真地扣好安全带，如帕还帮着皮尤把安全带系紧。我看到奇塔拉穿着居家服从大门后面看着我们；在那一刻她可是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交到我手上，去一个她从未听说过，也根本无法找到的地方。即便如此，她还是向我们招招手，挤出一丝微笑。我踩上离合器正要倒车，她打开房门探出了头来：“我不会有事的吧？”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自己待在这个房子里是安全的吧？”

“当然了。希望你自己待得开心。”我竟然第一次对她露出了一点笑容，这令我自己都大吃一惊。

“妈妈平时不让我们出门，”皮尤说，“如果她不跟着的话。”

“她是因为根本看不到有邻居所以害怕的，”如帕又在一边说道，“她还怕我们会跌进泳池里去。”

我想不出怎么回应她们的话，便只是默默地倒车出来开往镇子的方向。最近的一家唐恩甜甜圈店离家只有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开到那家店附近的时候，我还想再开车去远点的地方，于是我继续踩下油门去往下一个镇子。那里有母亲曾在想看点不一样风景的时候去散步的一个海滩。要去那个镇子就必须开上高速公路，而我也正想如此，在一条空荡无人迹的大路上，踩下油门感受自己的飞驰。女孩子们一句也没问我们是要去哪里，她们只是久久地从车窗望向外面；这趟旅程也还足够短，以至于没人说话也并不显得尴尬。我开进下一个镇子，取道一条能看到灰色海岸线的路。把海指给她俩看的时候，她们也并没说什么。“我们可以走外卖快速车道，也可以把车停了到店里坐坐，”终于抵达甜甜圈店的时候我说，“你们俩更想怎样？”

“哪样更好？”如帕问。

“走外卖车道的话，我在窗口买完咖啡在回家路上就喝了。另一种的话，我们就是到店里买东西坐下来吃。”

如帕说要走外卖车道，皮尤说进店里。“这么着吧，”我说，“我们去店里，出来的时候我再开车走一趟外卖车道把咖啡加满。”

两个人的提议都没被否决，这看起来使得她俩很开心。她们下了车手拉着手走过停车场。唐恩甜甜圈店坐落在一个购物广场里，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停满了来做圣诞节前最后购物的人们的车，但甜甜圈店里却并没什么客人。我为自己点了咖啡，就问女孩子们想要什么。两人都盯着食物的选项仔细研究，皮尤踮着脚尖，如帕则是微微张着嘴舌头顶着一边的嘴角。我想作为兄长我应该做的是把皮尤抱起来好让她看得更清楚；当我问她需不需要我抱她起来的时候，她伸出了双臂好让我接过她来。皮尤比我想象的重些。我把她放在柜台上面，然后她继续研究起菜单来。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吃的，K.D.？”

“波士顿奶油甜甜圈。”

“那我就要那个。”

“我也一样。”如帕说。

“来三个。”我告诉店员。

我们找了几个靠墙的软座坐下，我在塑料桌的一面，我的新妹妹们在另一面。她们很兴奋地、一刻也不停歇地吃着手里的食物，只是偶尔用只有她们姐妹俩懂的语言交换着眼神。我也吃着我那一份甜甜圈，然后惊讶地发现她们的嘴竟然比我小那么多，因而需要比我多花很久才吃完。我觉得在各种层面上都与她们相隔，但同时，却又无法否认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某种羁绊。当然，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元素，但某种程度上他又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元素。我和她们一样，从印度远渡重洋来到麻省；来的时候年纪足够大因而能感受到生活这一变化带来的冲击，却足够小因而在这事上根本没有发言权。她们将来也会记得这一切，也许不似我对那最初几个月清晰的记忆一般，但还是会记得。和她们一样，我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而现在被要求去接受一位新的亲人。我在想，她们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是不是还很深，她们父亲走的时候皮尤应该只有五岁。仅仅过了三年半，我对母亲的记忆竟都已在褪色，我与她一同生活的几千个光阴慢慢地在变作一些陈旧的画面。和如帕跟皮尤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已经和母亲共度了这么长的时光。观看她们的言谈举止，我能感觉到两姐妹都是了解死亡这件事的：她们身心的某个地方还有并未愈合的伤痛，这让本来无忧无虑的她们与其他的小孩有了一点不同。

“喜欢吃么？”

两个女孩都点点头；皮尤说：“又有一颗牙松掉了。”她张开嘴，用舌头将一颗被巧克力染了色的下牙往前舔了舔。

咖啡还很烫嘴，于是我把盖子掀开放到桌上。皮尤看着窗外开进和开出的小汽车，如帕环视四周，看看展板上面的甜甜圈，又看看咖啡机和装满发泡的红色果酒的罐子。

“还想要点别的么？”

如帕摇头，并没与我的眼神相撞。她比皮尤更内向些，有时看起来对周围的新鲜环境并不怎么感兴趣。“我想带一个回家给妈妈。”

“要那个上面一层是彩色的，”皮尤说，她跪在软座里面指着展示图，“那个最漂亮了。”

如帕则提出异议：“我喜欢那个好像被雪盖住了的。”

“这儿有一美金，”我拿出钱包来，“你们俩想去再买几个么？”

“妈妈不让我们碰钱”，如帕说。

“只是一美金而已。就算你把它掉在什么地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回头往柜台方向看了一眼。

“大不了？”皮尤问，蹙起眉毛。

“就是不重要的意思。”

她们从软座里面蹭出去，一人抓着一美金纸币的一边走去柜台，仿佛像在游行中擎着一面小小的横幅。背对着柜台坐的我便转过身去观察她们的举动。我看到如帕指了一个地方，又指了另一处，然后她们两人一起将一美元从柜台上滑过去。店员取好餐将纸袋折了边，犹豫再三，不知该递给她们中的哪一个，最后还是给了如帕。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她们回来的时候我问。

如帕把找零递给我，“我们什么做错了么？”她似乎是在为自己辩护。

“没有。只是你们本来可以跟店员说你们想要哪种甜甜圈，而不是用指的；他把吃的递给你们的时候也本可以对他说声谢谢。而且任何时候跟人见面的时候都该先问好。”

如帕低头看着桌子，“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我只是说，你们不用害羞。你们越多在这样的场合张嘴说英语，就越能说好。你们本来已经讲得不错了。”

“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如帕说道，“在学校大家肯定会笑话我们的。”

“我害怕去上学”，皮尤边这样说，边摇头，然后用手捂着眼睛。

我本无意再多劝慰她们，但在这样的时刻不如此的话总好像太冷血了些。“我明白你们的感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几个小孩笑你们，但这都不算什么。我那时也是被人笑着过来的。十六岁的时候我从孟买到这儿来，得从头开始熟悉、面对一切。虽然我生在美国，但是离开好多年再回来，对我来说还是很难。”

“那是你妈妈死之前的事？”皮尤问。她的语调恭敬，甚至有一丝伤感，仿佛她认识我母亲一样；又或者这让她想到了她的爸爸，我不得而知。我点点头。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她是我的母亲。”这一问，问得我毫无防备。我立时感到在两个我认识不超过一天的小女孩面前，自己竟如此脆弱，她们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我熟悉多年的朋友都更能懂我。四年前，坐在我对面的人正是我母亲，一个大风天里在海滩边走了很久后，喝着她的茶，然后抱怨着那茶是多么寡淡。

“你有她的照片么？”如帕问着，有一瞬间她的眼神与我的正面相遇。

“没。”我撒了谎，因为不想给她们看我塞在钱包里身份证件后面的那张。那是我们还在孟买的时候，在一次家庭派对上拍的；那是母亲生病很久以前的事了。

“为什么房子里都没有她的照片？”如帕问。

“我父亲不想看见那些照片。”

“妈妈一直在找，”皮尤说，“她在每个屋子都找了，但一张也没找到。”

跳转至（四）

 

跳转至（一）

下午很晚的时候，我开上了通往家门口的那条辅路。我家的房子是方圆几里地唯一的光源，四周散落着已经变成硬块的雪堆。那是一栋由混凝土和玻璃堆砌成的线条刚硬的建筑，相比起镇上常见的铺木瓦又装有百叶窗的房子们，这种硬朗的风格更合母亲的意。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铺了石头台阶，两侧的杜鹃花装饰着通向家门的甬道。我看到车道上还停了一辆车，父亲已经在家了。他正在防风外门后面等着我拎行李进门。

“我们以为你会早些过来，”他说，“你说午饭前就能回来的。”

那个时候，我才终于确认了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那个人让我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了“我们”，而不是“我”。我并没提起绕路送杰西卡回家，还在那里待了两个钟头的事；我只说路上有些塞车。我在想父亲是不是为了迎接我，早早就下班回家；他已经不再穿西装，只是穿了件平常周末的衣裳，深蓝色裤子和米色毛衣。他的白头发比我印象中似乎又多了些，尽管仍很有精神，岁月已经慢慢在他脸上留下痕迹。鼻翼两侧皮肤有些松弛，他那浅绿色的眼睛——这曾让母亲坚持认为父亲是有爱尔兰血统的——也失去了一些往日的灵气。我在脑海中试图构建出几周前他的样子：穿着印度式丝质长衫，头上戴着传统新郎头饰。不知什么人拍下了婚礼的照片，也不知父亲是否会把那些照片拿给我看。

刚踏进门的时候我就嗅到了空气中浓重的厨房味儿，一种我已久违了的味道。在此之外一切如常：我拍摄的四周树林的黑白照片仍留在玄关的墙面上，母亲坚持要把它装裱起来。这个家从来就不着太多个人的气息与痕迹：四面有许多嵌入式橱柜，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掩藏了起来。已经不住在这里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屋子着实大得惊人，起居室的天花板比一般人家要高一倍，一整面墙由玻璃筑成，外面的大树透过它一览无遗，怎么看都更像是间公共机构的房间而不是私人住宅。玻璃墙边是一整排靠窗的座椅，能容纳整整二十个人坐下。正像母亲葬礼时候一样。

母亲曾坚持用一种匹配这栋建筑现代风格的方式来装饰它，于是家里便有了U型的黑色皮革组合沙发，铬合金的落地灯在头顶呈弧形，肾形的玻璃台面鸡尾酒小桌，和玻璃纤维材料制作的餐桌及成套的椅子。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在桌面铺上桌布的——但此刻我就看到一张印度式花纹的桌布躺在那里，两边甚至都跟桌子的边缘对齐，那式样你说是床单我也会相信。桌面中心摆放的不是母亲通常布置的一大簇鲜花搭配新鲜水果，而是一个不锈钢餐盘，里面盛着一个十分普通的盐罐，两罐腌菜，其中一罐是辣芒果，另一罐是甜青柠；它们的盖子都不见了，罐子的标签已经有了污渍，两把勺子插在罐子中的油里面。在桌子的一端是为我准备下的一个小就餐区，碟子上有还透着亮的印度薄饼，几个排列成半圆形的小碗盛放着一些木豆汤和几样配菜。

“坐下吧，”父亲说，“你肯定饿了。”他很紧张，我也是一样。不像往日的这个时候，他并没拿着酒，桌上也没有尊尼获加。

我仍旧站立着，盯着桌面，还有桌上我并不感兴趣的食物。我已经不习惯吃印度菜了。在学校时我在餐厅吃饭，而母亲过世之后，每次回家我和父亲要么在外面吃，要么打包披萨回家；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母亲曾那么钟爱的高级灶台，很久以来也只被我们用来烧水泡茶。我抬头望见天花板一角的墙面有漏水的痕迹。

“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漏的？”我问。

“有一阵子了。”

“你难道不打算修修么？”我的父亲从来都是个对房屋构造十分在意的人，他对这种事情本来肯定是很介意的。

“这是个大工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把房顶修成斜面还是很有它的道理的。”

既没有说话声也没有脚步声。那感觉就像奇塔拉和她的女儿们正小心翼翼地藏在某个壁橱里，和那么多杂物一起被壁橱吞噬。最终我问道，“她们在哪？”

这时，她从与厨房相隔的旋转门后转出走到我们面前。和我父亲相比，她的年龄与我还更接近些。虽然之前就已经听说了，但见到她本人我还是怔了一下。她有一头深色的长发，鼻子有些太宽，不然的话整张脸还算是协调，只是在我看来脸也太圆了一点。她比我想象中更高，比我母亲高一些。她的头发里撒了朱砂，那是我母亲从来都躲得远远的印度旧俗；那红色的粉末成为她外表中最抢眼的一笔。

“我希望你能叫我马默妮”，她用孟加拉语说。她的声调比我母亲低些，带着一丝竟然有点让人沉静下来的沙哑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她说这话时是微笑着的，很友善的样子，但又很小心地等待着我的回应。我摇摇头，面无表情。

“请吧。”她这次用英语和我说，一边指着椅子。

我转头问父亲：“我们不一起吃么？”

“我们吃过了，”奇塔拉又切换回孟加拉语，“你开了很远的路。等下还有别的食物端上来。”她匆匆回到厨房后，我坐了下来。我上一次吃东西还是在杰西卡家她母亲做的一片水果蛋糕。尽管十分不情愿吃这些，我却还是在流口水了；我竟顿时对眼前的食物升起一种感激的心情。

“吃吧考什克，”父亲在我身旁的空椅子坐了下来，“饭要凉了。”

那些平时被我们用来吃冰激凌的小玻璃碗，在桌上以一种十分正式的方式排列着。那让我想起我爷爷和外公在加尔各答就餐时的情形：很老派，甚至带有种节日庆典般的仪式感；每天晨间洗浴之后，他们就这样享受着帝王般的就餐服务。我在想该怎么吃这些食物，是在每个碟子里舀一小勺来吃，还是把所有食物都盛到我自己的盘子里。我一边也在吃着还热着的薄饼，它们很是松软美味。我还想到，在孟买周日的早晨，我常吃家里帕西厨子查琳准备的印度薄饼。我仿佛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兴高采烈地指使查琳再重做一批薄饼，还告诉她等到油烧的足够热时再把面饼下锅。

奇塔拉带着她的两个女儿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小女孩在第一眼很难分辨出彼此，只是身高差了几寸而已。在我们这间暖气供应算是很足的房子里，罩在厚厚的毛衣和袜子里面的她俩无疑是穿得太多了；我知道，那些一点协调感都没有的印度衣物很快就会被她们遗弃，替代成购物中心里购买的新衣服。她们的毛衣都是亮得咋眼的粉色羊毛织成的。女孩子们比奇塔拉肤色更深，也看着更可人些；心形的脸蛋，两侧各梳着一个用红色彩带束起的黑色马尾。

“你们想来点儿么？”我指着盘子里剩下的薄饼问她们。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个人都走上前来，一只手伸到我面前，另一只捂着嘴咯咯笑。那个矮个子的女孩缺了一颗门牙。

“让哥哥安心吃饭，”奇塔拉这么说道。她之前曾认真地指出希望我怎么称呼她，现在却根本没有犹豫就把我安在了两个女孩的哥哥的位置上。

“你们可以叫我考什克，”我跟她俩这么说，这反倒让她们笑得更停不下来。

“K.D.怎么样？”父亲建议。

我们都转头迷惑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将我们拴在了一起的男人。

“也就是考什克哥哥的简称”，他随即解释。我不禁猜想这是他刚刚想到的，还是之前他早已深思熟虑想出来的名字。在用词这件事上他一向很有创造性，他曾用孟加拉语写诗，大声读给母亲听。我这个做土木工程师的父亲业余还是个诗人，这曾是我家的重大秘密之一。我以为母亲过世后他就不再写作了，就好像其他一切他丢弃了的事一样。

“这名字挺妙的，”奇塔拉冲着父亲说道。这是我回家之后第一次见她直接面对父亲讲话。她讲话带着赞许的腔调，一听就是惯常会鼓励别人一些小成就的人的语气。那时我才想起她在人生的前面一段里是当老师的。“是啊，K.D.更好些。”我觉得这名字蠢透了，但父亲似乎很是为之得意，况且它也比奇塔拉说的直接叫哥哥强些。

“那我怎么叫你们？”我问我的新妹妹们。

“我叫如帕，”高个儿的那个用和妈妈一样沙哑的声音回答。

“我叫皮尤，”缺了一颗牙的那个答道。

“我们住在你的房间里感觉很开心，”如帕补充道。她说这话的语气怪生硬的，就好像是被人逼着背出来的句子似的。“我们十分感激。”她们用英语和我说话；她们的口音很重，我十六回到美国的时候一定也是如此。我很清楚，她们的口音会跟她们土气的毛衣和发型一样，慢慢的改变，最后消失不见。

“如帕和皮尤很想去看看水族馆和科技馆，”父亲说，“也许你哪天能带她们去看看，考什克。”

我没接他的话。“味道很好”，我用孟加拉语称赞眼前的食物，这是母亲曾教我的，在别人家就餐时就该这么说。随后我站起身来把盘子端到厨房里。

“你还没怎么吃呢，”奇塔拉拦住了我。她想从我手里把盘子接过去，可我紧紧拿在手中走去了厨房，因为想要给自己倒一点父亲放在洗碗机上方橱柜里的尊尼获加酒。“你想要什么？我可以拿给你。”奇塔拉还是坚持跟着我。那一刻看到她出现在我们的厨房里，我突然间感到了恶心。厨房的这片区域曾是整个房子里母亲最常出没的地方。她曾亲手浇灌的翡翠木和吊兰仍留在阳台上，继续释放着蓬勃的生命力。她曾如此钟爱的橙色白色相间的，设计成阳光光柱形状的挂表，分针颤巍巍的，仍然待在墙上静静地为我们指示着时间。我没理奇塔拉，只是去打开两个橱柜想要拿酒杯和威士忌；结果只发现了几盒麦片，跟显然是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孟买特色零食。

这时父亲也到厨房这边来了。“威士忌呢？”我问他。

他的眼神轻轻转向奇塔拉那边，在经过了某种他俩之间静默的眼神交流之后，奇塔拉便走了出去。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于是父亲说，“我收起来了”。

“为什么？”

“我已经不喝了。现在我晚上也睡得好些了。”

“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阵子了。还有，我不想让奇塔拉心里别扭。”

“让她别扭？”

“她挺传统的。”他从冰箱旁边的空隙里拿出一个折叠板凳，然后踩着它去够冰箱上的壁橱，拿出了一个半满的酒瓶。

我当时真想问父亲，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跟一个比他年岁小一半的“传统”女孩结婚。不过，我只是从他手里接过了酒瓶，“要是我惹恼了她的话，希望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你就稍微注意点吧，尤其是在小姑娘跟前的时候。”

我的父母从未在我面前，或是在任何人面前，注意过不表现出他们对尊尼获加的钟爱。母亲在我十八岁时去世后，我就仿佛接过了她的任务，在每一个夜晚一杯接着一杯地给我父亲倒酒，直到我们俩都觉得该去睡觉了。在大学里面我几乎从不喝威士忌，更多的时候啤酒更合我意；但只要回到家里我就想来一杯烈酒。

“我在想，明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去把一棵树运回来，”父亲说道，“沿着128号公路不远有的地方卖。说不定女孩子们会想跟着你一块，她们说特别兴奋想去看看。”

我困惑地望着他。直到这一刻为止我都还没意识到父亲白天会去上班，这也就是说，我得跟奇塔拉和她的女儿们单独相处。

“你是说圣诞树？”自从母亲离开我们，三年以来我们从没在家里庆祝过什么节日。渐渐地，我们开始接受朋友的邀请到人家家里过节；有时人家还穿着睡衣我们就穿戴整齐地早早去拜访了。住在孟买的时候，母亲总是会亲自举办圣诞派对。我们的家里到处挂满彩灯，在木槿花盆栽的底下会藏好许多分发给大家的礼物。每到一年的这个时候，她就兴奋地谈起在剑桥的日子，她会说，如果没有了寒冷的天气，没有装点一新的商店，和信箱里面躺着的贺卡，圣诞节就感觉不像是圣诞节了。

“我想我们还得准备几样礼物，”父亲继续说道，“不过还有几天。也不用是什么奢侈的东西。”

奇塔拉和她的女儿说不定正在餐厅的某个角落偷听我和父亲讲的每一句话，即便这样我还是脱口而出道：“那两个小女孩年纪差不多才是我的一半。你指望我会陪她们玩么？”

“我并没指望你做任何事，”父亲很平静地说。很明显，我讲的话并没对他造成一丁点打击；我反而觉得，现在看到我们真的有些针锋相对，他反而感到释然了，因为我们似乎不再需要粉饰什么。我甚至觉得他已经在心里将眼前的场景预演了好几遍，因而已经感到厌倦了。“我只是在问你，介不介意去取一棵圣诞树回来。”

我都还没给自己倒酒喝。我一直背靠着厨房的台面，一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则擎着父亲从他的秘密基地拿出来的酒瓶。于是我倒了些酒出来，像我母亲那样只加了一个冰块，没加水。我喝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了一杯。“这简单得很。”父亲说。

我瞥了一眼父亲的脸。母亲死后，他的脸上开始常出现一种表情，那表情使得他的五官看起来都与从前不同了。与其说是悲伤的神色，更像是一种夹杂着恼怒的无力感；那曾是我小的时候打碎玻璃杯，或是在我们早已计划好野餐的日子却遇到多云的天气时，他脸上会呈现出来的表情。我们最后一次踏进母亲病房的时候，在此之后每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来的时候，他都是那样的神态，仿佛心里总是在怨着母亲，让他的生活变成现在这样。但是现在，我看不到那种表情了。“并不简单，”我说，一边摇着头，我看到逐渐降临的夜幕折断了我自己的影子，“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简单。”

跳转至（三）

原文 Year’s End By Jhumpa Lahiri

发表于2007年12月16日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十字街头

我没去参加父亲的婚礼。甚至在那个星期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结婚了；那是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最后一年。那天我被一通击门的声音惊醒，接着听到隔壁宿舍的人喊我的名字。还没听电话，我就知道那是父亲打来的，没有其他人会在早上九点前打电话找我。他一直都是个喜欢早起的人，在他看来早上五点到七点间是一天中最高效的一段时间。父亲会在这段时间里阅读报纸，然后出门散步：我们住在孟买的时候，他会漫步在海滨大道；我十六岁时全家人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北部沿岸地区，在那之后他就会早起在镇上安静的小路上行走。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生病了。尽管他曾经极力劝说母亲和我同他一起散步，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更希望独处的。当然，一切现在都不同了；那些他曾无比珍视的与自己相处的时光已成为他的牢狱，一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东西。我知道他已经不再去散步，在母亲过世后他甚至很少能睡着觉了。有好几周我没和他通过电话；我知道他去了加尔各答探望我仍健在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当我拿起由电话线吊在空中的听筒时，我以为他只是要告诉我他平安回来了，而不是告诉我现在有了一名继母和两个新的姐妹。

“我必须跟你说一件让你心里会难受的事”，这是他的开场白，他的话让我猜想家里的老人是不是病了，尤其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是否再也无法承受他们唯一的女儿在四十二岁就永远离开他们的事实。母亲刚走的那几个月，我不得不和父亲一同去加尔各答，进到那个母亲从还是个小女孩时起就生活着的家，不得不面对把她养大的一双父母，他们早在她有丈夫和儿子之前很久就已在她的世界里并且爱着她了；必须承认，这比我经历过的其他一切事都难。自从他们的女儿在一九六二年结婚搬走之后，我的外公外婆就一直生活在一种近乎哀悼的情绪中。父亲的第一份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三年后我在那出生。九岁时我们全家去了印度孟买。母亲偶尔会回去外婆那里，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珀尔塞福涅，暂时地填满也点亮了空荡的房间；她将脸霜和粉底散落在梳妆台，睡在儿时起就属于她的房间。当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传达母亲的死讯时，他们仍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母亲再过一阵子就会回来，她会搭乘一班飞机回去，重新走进那扇门。当我和父亲踏进那间房子，我的外婆还问道，我的母亲是不是还在刚开走的那辆出租车里，尽管我也看到，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母亲一张比真人还大的照片，晚香玉的花圈装饰着相框。“她已经离开我们了，外婆。”直到那时我才看到外公外婆彻底垮了下来，那是种刚刚经历巨大悲伤的强烈情绪，是我与父亲都没感受过的。与她日复一日地一起面对疾病折磨，这已使我们不再有权感受那种悲伤。

不过两位老人情况还好，我父亲向我说明。他说，他们只是十分想念我，并且让父亲转达他们对我的爱；接着，父亲便开始说起奇塔拉的事。她的前夫两年前离世，他得的不是癌症，而是脑炎。奇塔拉是个教师，三十五岁，比我父亲年轻差不多整整二十岁。她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另一个十岁。他跟我汇报这些细节的方式就仿佛在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似的，而我明明什么也没问。“我并不会要求你喜欢她，甚至不奢望你对她有任何好感，”父亲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的人生中并不需要她，而我却需要。我只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我的选择。”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父亲在向我说明这件事之前，已经做好了要面对我暴怒的准备：他以为我会说狠话、指责他、甚至重重地挂断电话。但在他讲述这一切时，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情绪从我心间涌起；我只感觉到一种生理上的淡淡不适，那种不适从我知道母亲行将离世那天起便攫住了我，在我身体里住下，而且从未离开。

“她现在在你身边么？”我问他。“你想让我说点什么么？”我这么说并非出于礼貌，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他的挑衅，因为我无法完全相信他说的话。自从母亲去世起，我就常常怀疑他与我通话中讲的事情，比方说，某一天他是真的吃了晚饭，而不是坐在电视机前扫掉了一整盒杏仁跟几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她们两周之后过来。你回家过圣诞的时候就能跟她们见面了，”父亲回答，并且补充道，“她的英文不怎么好。”

“比我的孟加拉语还糟糕么？”

“可能吧。当然了，她会慢慢学起来的。”

我把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我的母亲是从儿时就开始学英语了的，她当时就不用在美国慢慢学习英语。

“两个女孩子英语好些，”父亲继续说道。“她们之前就上的是英文学校，我已经帮她们注册了这边的学校，一月份入学。”

他认识奇塔拉几周而已，在他们结婚之前只见过她两面。他们先是登记结婚，然后在酒店办了一场小型的晚餐会。“所有事情都是亲戚们操办的，”他这么解释着，那样子仿佛告诉我不该怪罪他。他的这一说辞比之前讲的事情都更让我恼怒。父亲从不是容易被人摆布的，而我也清楚，假如不是他主动要求的话，没人会有那个胆量帮他物色一个新太太。

“我只是觉得受够了，考什克，”他说，“受够了每个夜晚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

父亲因为爱情而再婚，或是仅仅为了获得一点陪伴而找一个陌生人来组建家庭——我也说不清哪一种会让我感觉更糟。我的父母算是家里包办的婚姻，但他们的关系中肯定是带着浪漫的调子的：父亲是在一次婚礼上第一次遇到我母亲，当时就迷上了她，以至于一周之后便向她求婚了。他们从来都对彼此满怀爱意，然而在母亲生病之后，父亲更是看起来更加不顾一切地爱着她；这让我有机会见证他们两人之间那种本该在我出生前就已消退的强烈爱情。那时他很宠母亲，回到我们在孟买的家时常常捧着鲜花，在很多个清晨久久和她留在床上甚至因而上班迟到；他如此喜欢和她独处，以至于让我这个十几岁的人都觉得妨碍到了他俩。“我想，你的卧室大小刚好能让两个女孩睡下。你会不会特别介意回家的时候睡在客房，考什克？”他继续说道，“你的大多数东西你都已经带走了，所以这只是在哪睡觉的问题。不过如果你介意的话一定要告诉我。”看上去，相比起我对新的家人怎么想，他却更加在意我对换一个房间睡觉的反应。

“我无所谓。”

“你是真心的？”

“我说了我不介意。”

我回到寝室里。在那个早上有个女孩在我的床上，我赤着脚跌跌撞撞走到楼道里接电话的时候她还在熟睡。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正趴着玩我玩到一半的字谜游戏，手里拿着支笔。她叫杰西卡，我们是在西班牙语课上认识的。

“是谁打来的？”她转过来看着我问道。强烈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洒进来，背对光线的她五官有些模糊。

“是我父亲，”我说着，钻进床上和她挤在一起。她又继续玩了一会儿字谜游戏，我躺在那儿，闻到她身上尚属陌生的气味，那使我有些兴奋。她对我的家庭一无所知，不知道我父亲最近到加尔各答去的事情，也不知道进入大学前那个夏天我母亲的离去。在我们短暂相处的几个周末里，我从没和杰西卡谈起过这些。在那个早上，我靠着她的身体哭了一阵之后，向她坦露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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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周结束后我驱车前往麻省，半路上把杰西卡捎到了康涅狄格州她父母的农场。当我决定去上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时候，父亲把他刚从孟买搬回来时购入的一辆奥迪车送给了我。他嘴上说我有辆车能在周末和假期更方便回家，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他找了个借口，把和母亲生命有过交集的一样东西从他视线中清除。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的那天，他收集起母亲的每一张照片，相框里的、相册中的，统统收进一个鞋盒里。“你选一些吧。我知道你很看重照片。”他说，之后他用胶带把鞋盒封了起来，放在橱柜的某一个角落。随后他立即着手将母亲的衣服、手提包、一箱箱的化妆品和古龙水整理出来送人。她在美国的那些孟加拉朋友用不上的衣物则被寄往印度的慈善机构，毕竟在新英格兰没有地方接受成套纱丽的捐赠。这也是顺遂母亲留下的嘱咐：“我希望那些如此美丽的材料不要变成窗帘布，”医院病榻上的她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在格鲁切斯特海岸乘坐一条小船出海，撒下她的骨灰，而她的黄金首饰则被寄回加尔各答，分给那些在我们大家庭里帮工的可怜的女仆和女厨子。

她的物品四散开去，这在我并没有什么。离开孟买后，她就很少有机会穿戴那些首饰和纱丽了，而对那些她和父亲受邀参加的聚会，她也通常是拒绝的。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常见到母亲裹在毛毯里静静地坐着，眼睛望向窗外，那她已经不可能再用得上了的游泳池。有时我也会带她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我们在房后的桦树与松树林间小心翼翼地穿行，然后我陪着她在一段矮墙上坐下。很偶尔地，她也会鼓起精气神让我开车载她去海边。在一次海边的散步中，她说：“一定要把我的红宝石颈链和那一套珍珠和绿宝石的首饰好好收着，留给你将来的新娘”。“我没打算在几年之内结婚，”我告诉她，然后她说，“真希望我也能说，自己不打算在几年之内死掉。”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遵从她。她走之后，我根本没办法打开她珍藏在衣橱箱子里的那几个红色盒子，更不要说把它们收好留给我将来的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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